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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對蘇聯和東歐來説都是一個令人不快的年份！
從這一年的七月份開始，波蘭的工人抗議活動就此起彼伏的開始了。由於食品供應的短缺，工人們為了抗議7月1日肉價上漲開始舉行罷工。隨後，工人們又提出了要漲20%工資的要求。這兩個要求，對波蘭政府來説，都是短時間內無法解決的。
此時，波蘭欠有外債大約有190億美元。從7月騷動開始，波蘭已撥付的工資增加額總共為40億茲羅提（13，500萬美元）。此外，政府還要拿出100億茲羅提（33，750萬美元）作為發給工人的獎金和加班費。沉重的債務負擔和得勢不饒人的罷工，使得波蘭政府疲於應付，並且帶來了更壞的結果——在負債情況下增加工資引起了通貨膨脹並使國內供應更加緊張。政府無力解決問題並控制罷工，使罷工浪潮迅速波及到波羅的海各港口。僅在格丁尼亞港，就約有2000名碼頭工人停工。
組織和領導罷工的工人領袖萊·瓦文薩自然就成為波蘭政府的眼中釘。
1980年8月28日，瓦文薩是在同波蘭政府第一副總理雅蓋爾斯基舉行了第三次討價還價的會談後，站在列寧造船廠的大門頂上發表了激昂慷慨的講話。他宣佈：“使波蘭陷於恐怖是不好的。人民必須有食品吃。如果我們三、四天內沒有結果，那時再讓罷工擴大。”這位有六個孩子的36歲的父親受到“斯托拉特，斯托拉特”的歡呼聲，這是波蘭傳統致敬的呼聲，意思是“祝你長命百歲”。
瓦文薩向政府提出的不僅僅是經濟上的要求——提供食品和漲工資，還向政府提出了政治上的要求——要求政府承認不受政府幹涉的自由工會。而後一點是波蘭政府最不能容忍的。
波蘭政府能夠做的最大讓步就是允許建立工會，但是工會必須接受波蘭統一工人黨和政府的領導。
——不可以可能構成政黨的方式組織工會。
——不得從事反對現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活動。
——必須承認共產黨在現制度下的領導作用。
——不得加入任何國際工會組織。
波蘭政府的要求，是瓦文薩所代表的罷工工人不能接受的。顯然，問題的癥結在於：在共產黨的制度下如何建立自由工會的問題。
波蘭政府警告罷工工人：罷工是由“反社會主義者和極端分子”領導的。瓦文薩，就是主要帶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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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文薩，何許人？
萊赫·瓦文薩（LechWalesa，1943年9月29日－），是木匠的兒子，僅受過小學和職業學校教育。1968年，24歲的瓦文薩來到港口城市格但斯克，在列寧造船廠當上了電工。1969年結婚，育有八個子女。儘管瓦文薩文化水平不高，但對於政治卻有一種超過平常人的敏感性和熱情。他深切體會到，波蘭人民對實行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一直沒有好感。他同許多波蘭人一樣，認為這種制度是蘇聯用刺刀強加給波蘭人民的，因此沒有真正被波蘭人民所接受，更談不到擁護了。
1970年11月，當時的波蘭政府宣佈從12月1日起對食品和工業品平均提價20%，引起波蘭人民的強烈不滿。11月14—22日北部沿海地區各大城市如斯切青、格但斯克等地約10萬名工人、學生和市民舉行罷工、集會和示威，抗議政府提價，要求增加工資，撤銷漲價決定。政府動用軍隊和警察進行鎮壓，造成45人死亡，1165人受傷。在這場反對政府的罷工鬥爭中，年僅27歲的瓦文薩被選為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的罷工領導委員會的成員之一。瓦文薩之後被指控犯有“反社會主義罪”，入獄一年。
1976年，瓦文薩在造船廠徵集簽名，要求為死難工人立紀念碑，因此被開除。他逐漸認識到，光靠工人罷工和示威難以達到自己所追求的目的，他開始同教會勢力相結合，聽取神父的指導和啓發，另組不屬於當局領導的“自由工會”。1978年瓦文薩成為波蘭沿海地區自由工會的領導人之一。1980年7月底，波蘭政府再次做出了關於凍結工資和食品漲價的決定，激起全國工人規模空前的大罷工，導致政治、經濟危機的總爆發。1980年波蘭的“全面政治經濟危機”，把瓦文薩推到了政治鬥爭的風口浪尖。在8～9月工潮期間，瓦文薩任格但斯克聯合罷工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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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工浪潮不僅給波蘭帶來了不可預知的政治走向，更可能像瘟疫一樣傳染給東歐其他國家。
蘇聯會不會重演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呢？
這種可能性的是有的。
就在波蘭罷工危機發生後，華沙條約組織宣佈，將於今年9月8日在東德開展命名為“戰友80”的演習。參加這次演習的有蘇聯、東德、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蘭的部隊大約四萬人。目前，演習部隊部署在波羅的海地區，距波蘭邊界只有大約100公里。無疑，在距離罷工的格但斯克造船廠只有幾個小時路程的地方集結坦克和步兵，等於對罷工工人施加相當大的壓力。
外界有理由認為，一旦局勢繼續惡化下去，蘇聯可能利用華沙條約的軍事演習來恫嚇罷工的波蘭工人。人們應會記得，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也是在舉行類似的演習時決定的。東德國防部長海因茨·霍夫曼公開説，即將舉行的演習“在局勢繼續複雜和緊張的時刻是非常重要的”。東德總參謀長斯特雷萊茨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讚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而蘇聯在1968年派兵進入捷克斯洛伐克時就曾利用過這項原則。
8月26日，塔斯社公開譴責“反社會主義分子”正力圖把被罷工所困擾的波蘭推向“遠離社會主義的道路”。塔斯社説：“反社會主義分子正利用在波蘭出現的各種主觀和客觀的困難，盡一切努力要把波蘭推向遠離它所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符合波蘭全體人民切身利益的道路。”塔斯社還譴責西方新聞機構正在起到“公開煽動的作用”，努力使波蘭危機惡化。這篇關於“社會主義道路”的評論，使人聯想起1968年蘇聯干涉捷克斯洛伐克時所持的理由。當時蘇聯稱“帝國主義”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國內要“破壞社會主義”的勢力。所謂的“勃列日涅夫主義”斷言：蘇聯負有國際義務，干涉社會主義制度受到威脅的任何共產黨國家。
正是出於這種考慮和擔憂，美國政府利用8月26日晚間西德外長根舍前來作閃電式訪問之機警告蘇聯不要干涉波蘭的內政。美國政府公開表態，如果俄國人進入波蘭，美國將恢復五十年代時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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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美國政府的擔憂是多心了。此時的波蘭問題實為勃列日涅夫的添堵之事。
1980年已經不是1968年了！
1968年的勃列日涅夫，正是意氣風發之時！正是蘇聯國力咄咄逼人之時！布拉格稍有異動，勃列日涅夫就敢直接出兵鎮壓！就像勃列日涅夫對杜布切克所説的那樣，“即便是我，也不能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我只能做到我想幹的事的大約三分之一。假如我在政治局不投票贊成進行軍事幹涉，那麼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況呢？可以肯定，你們就不會坐在這裏了，我十之八九也不會坐在這裏的。”
1980年的勃列日涅夫，已經是風燭殘年之人！正是國際油價下跌財政吃緊之時！面對騷動的波蘭，勃列日涅夫早已沒有了當年的雄心壯志。
對於年邁多病的蘇聯領導集團來説，波蘭危機發生的時間恐怕是最糟糕不過的了。由於在阿富汗問題上陷入困境，蘇美關係處於低點，同中國的爭吵難以解決，國內經濟搞得不好以及總理柯西金病重，克里姆林宮沒有心思再來處理別的麻煩了。蘇聯帝國最薄弱的地方莫過於波蘭，長期以來波蘭一直是莫斯科的僕從國中變化最無常的國家。西方認為，蘇聯人將設法收買波蘭人，辦法是：提供經濟援助，或許還作出在俄國不可想象的某些政治讓步。
有三個重大原因説明克里姆林宮其實不想用軍事幹涉的辦法來解決波蘭危機。
第一，波蘭人不是捷克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在1968年事件中採取了消極態度，只是少數人扔了石頭。西方學者認為，跟捷克斯洛伐克人不同，如果蘇聯入侵的話，波蘭人定將進行反抗，波蘭軍隊多半會同抵抗戰士站在一邊。在蘇聯90，000軍隊陷入阿富汗的情況下，克里姆林宮很難採取別的軍事行動。蘇聯若向阿富汗增兵，就不得不從其他地方抽調，但是，由於波蘭動亂，蘇聯駐紮在東歐的35個師多半會待著不動，而在蘇聯西部的66個師以及保衞它與中國的漫長邊界的46個師也多半會原地不動。儘管蘇聯軍隊人數眾多，但是，看來，蘇聯的兵力很分散。如果蘇聯進行軍事幹涉，不一定能解決引起波蘭騷亂的經濟困難——“坦克帶不來肉。”
第二，西方不會袖手旁觀。幾乎可以肯定，如果蘇聯入侵波蘭，必將埋葬蘇聯與西方搞緩和——勃列日涅夫多年執政的標誌——的尚存之物，並且肯定會恢復五十年代的那種冷戰氣氛。這樣一來，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復活的希望和重新執行其他一些關鍵的軍備控制計劃的希望就會化為烏有。同樣使克里姆林宮感到苦惱的是，這將使西方在阿富汗事件後出現的裂痕彌合起來。如果俄國出兵波蘭，沒有一個西歐國家的政府會把蘇聯的這一威脅看成是某個遙遠地區的問題而不予理會，或者輕易地蔑視美國在貿易和核戰略方面帶頭對蘇聯採取的行動。
第三，蘇聯的經濟困境。如果波蘭需要長期擺脱困境的話，莫斯科能夠提供的經濟援助是極其有限的。克里姆林宮首先要採取的戰略將是向波蘭提供經濟援助，這筆援助可能會大大超過俄國人現在向卡斯特羅的古巴提供的、使它能生存下去的每天800萬美元的數額。蘇聯到1981年為止的現行五年經濟計劃，甚至連已經降低了的工農業指標也不能完成。
事實證明，波蘭危機是勃列日涅夫的一條分水嶺。——要麼向前，像1968年那樣；要麼向後，適當的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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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在經過慎重的權衡之後，波蘭政府和罷工工人之間達成了一項協議，其中一些具體內容如下：
——工會。雙方一致同意成立“獨立自治工會”，該工會只要不參與政治活動或者不干預共產黨的權力，就擁有為工人爭取物質和社會福利的權利。新工會將擁有罷工的權利。
——政治權利。政府同意放鬆對出報的檢查、保護言論和出版的基本自由。政府保證發表有關罷工結果的全面消息。政府答應將立即釋放罷工開始以來在政府的一次鎮壓行動中被捕的持不同政見者。
——經濟利益。罷工工人同意每月增加工資17至33美元，同意了（政府所作的）保證今後將再予增加以抵消通貨膨脹。政府還向罷工工人保證他們在罷工期間的工資全部照付，並將穩定肉價並增加肉的供應量。
對波蘭政府和罷工工人達成的協議，正在為連任而開始競選美國總統卡特於9月1日在塔斯肯比亞舉行的勞動節野餐會上説，美國人抱着高興和欽佩的心情看待波蘭工人，因為他們在大罷工中獲得勝利。卡特表示，“他們在最困難的情況下以和平方式採取行動的決心使我們受到鼓舞，也使我們感到高興。”卡特讚揚波蘭工人的“紀律性、頑強精神和勇氣”。“他們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這個成就，沒有靠任何地方的干涉，他們和波蘭政府已表明，一個坦率處理自己的問題的社會在處理問題的過程中怎樣才能加強自己。我們對波蘭所發生的情況感到高興，我們祝願他們成功，祝願他們有一個繁榮、和平與自由的未來。”
波蘭的緊張局勢得到了暫時緩解。然而，根本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波蘭政府和自由工會的關係。
9月1日，《真理報》發表的社論，以極為強硬的調門指責那些潛入格但斯克工廠得到外國幫助並抱着反革命目的的顛覆分子。《真理報》認為，波蘭的人民民主政權受到了這些反社會主義的人的威脅。隨後，塔斯社嚴厲批評卡特總統對波蘭的事態發展表示高興和欽佩，指責他“根據他那臭名昭著的人權主義的觀點”解釋了波蘭所發生的事情。
“波蘭病”，仍然繼續在東歐發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