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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在戰爭中背井離鄉10年，回家時，他最要好的三弟不見了。
長津湖戰役創造了抗美援朝戰爭中全殲美軍一個整團的紀錄，迫使美軍王牌部隊經歷了有史以來“路程最長的退卻”，20歲的三叔在朝鮮永眠。
8年後，得知小兒子死訊，我的奶奶哭瞎了雙眼，爺爺抽了大半夜的旱煙……
從日軍到美軍，這是一箇中國人不畏強權、誓死反抗侵略者的故事；
這是我的家族與祖國共榮辱的故事；
今天要講的，是每一箇中國人的故事。
一、戰火紛飛，父親輾轉南北
父親的10年顛沛流離，始於1940年的春天。
一個叫傲村的日軍小隊長，帶領300多名日軍和漢奸佔領了膠東第一大集——萊西水集。原來，水集街上最大的買賣“福順德”樓壽康醫院的老闆姜孟九是中共地下黨。漢奸帶着日軍來抓人，結果撲了個空。
姜孟九曾在聯合中學讀過書，於是，日軍和漢奸便到學校來搜查有抗日思想的進步學生，企圖趁機得到姜孟九的下落。
要知道，父親曾多次和同學在水集大街帶頭喊口號、演街頭劇、宣傳抗日思想，自然被列在重點搜查名單當中。
提前得到消息後，父親和幾個進步學生急忙找到在水集一帶活動的淪陷區地下政治教育指導員，並緊急決定去大後方流亡求學。
半個月後的一天下午，父親對剛從地裏勞作回來的爺爺説：要去大後方讀書！
爺爺放下鐵鍁頭：“大後方是哪個地場啊？”
“安徽阜陽。”
當時，國家有24所國立抗戰中學，山東籍抗日將領李仙洲在安徽阜陽創建的國立22中，主要招收山東淪陷區的流亡學生。
一聽到兒子要去自己從沒聽説的地方讀書，奶奶的眼淚頓時下來了：“安徽阜陽在哪啊，那地場有日本兵嗎？”
父親安慰奶奶：“媽姆（媽媽，萊西方言），在日本人的手心裏讀書，不會有多大出息，要想讀好書，我一定得去大後方，明早就走，和同學約好了。”
父親離家的那天清早，10歲的三叔早早起來送行。父親在村頭與同學匯合後，三叔還是執意要再送父親一段路。
父親從大沽河畔的范家疃村徒步出發，輾轉到達安徽阜陽，成為國立二十二中的一名學生，此後，又跟隨學校西遷至陝西安康、漢陰，再度遷移到漢中……
抗戰時期句響亮的口號，“救亡要從根救起”，這個“根”就是教育。當時，一些學校師資力量十分雄厚。
在國立二十二中時期，父親的音樂課老師李傑民（山東聊城人，新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山東藝術學院第一任音樂系主任）是留學比利時和法國的聲樂博士，其它的主課老師也大多出身北大、清華、北師大、輔仁、山大等名校，個個學富五車。
父親終身記得他在抗戰中學的恩師們，尤其是外語和化學老師。
吳惠波畢業於北師大外文系，時年約50，每堂課開始前，她都要領着學生大聲朗讀:“We are Chinese, we love China, long live China！”（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愛中國，中國萬歲！）
張蔭軒在講“水分子”時説：“當你逃離淪陷區奔來大後方時，你的母親流下的那一滴眼淚，就是水的分子組成的。與淚水同時存在的還有感情。水分子是物質，感情是精神，淚水是精神和物質的結合體。”
這席話一出口，父親和許多同學哭作一團。
“課堂就是抗擊日寇的戰場，手中的筆就是抵抗日寇的鋼槍。我們都是在屏住了呼吸在聽課。”
父親的回憶是那個時候教與學的真實寫照。老師們教書嘔心瀝血，學生們學習
如飢似渴，所以父親和同學們的學問都十分紮實。
抗戰勝利後，父親的名聲就在家鄉傳開了。國立二十二中高中部的最後一屆共有74名畢業生，整個膠東半島僅有7名，萊西萊陽（當時兩縣合二為一）只有父親一人。
二、歸來時，最好的三弟不見了
1950年2月14日，農曆臘月廿八，在莫斯科克裏姆林宮的安德烈夫斯基大廳裏，《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對於擁有4億多人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言，這算得上是最好的新年禮物。
這一天，對於我遠在鄉下的爺爺奶奶來説，還有另一重喜悦——在這個飄着雪花的傍晚，離家10年的兒子、我的父親回來了！
自人民解放軍第2野戰軍18軍南鄭（今陝西漢中）留守處轉業的父親，走下了青島至萊西的長途汽車，徒步回到了自己的家鄉——山東萊西一個叫范家疃的村莊。
父親回到這個27口人的大家庭，是擁有上千口人的范家疃村唯一沒有分家的家族，僅父親的堂兄弟姊妹就多達19位。然而，三叔並不在其中。
1945年，日本投降，膠東八路軍對負隅頑抗的日軍和漢奸開始了反攻作戰。水集解放那天，膽大的三叔逃課去水集圍觀八路軍作戰。
次日，三叔受到學堂先生的教育：學生嘛，念好書就行，別的不要管，你喜舞刀弄槍，那當兵去好了。生性剛烈的三叔當即就與先生辯白起來。
當天，恰逢膠東八路軍警備4旅來學校招兵，三叔立即報名，連家都沒回，跟着隊伍離開了。
這一年，我的三叔15歲。
爺爺奶奶得到消息後，急忙趕到學校找人，可是已經尋不到隊伍。奶奶思兒心切，當夜哭瞎了一隻眼睛。
讀到三叔寄回來的幾封家書，剛剛歸家的父親才瞭解到他參軍後的情況：
三叔加入八路軍警備4旅8團後，跟着部隊橫掃了膠東日軍和頑固派；
接着西進，打萊蕪、攻孟良崮、克周村、下濰縣，還參加了濟南、淮海、渡江戰役；
一直打進了上海，成為27軍80師240團司令部衞生班的班長。
三叔參加膠東警備4旅8團時，因受過聯合中學教育，而且機靈勇敢，很快就受到了時任團作戰參謀於春圃的重視。淮海戰役後，已經升任240團團長的於春圃，將三叔從一線連隊調到了團部任衞生班班長，加以培養。
父親連夜給三叔寫信，告知自己已歸家，勉勵三叔好好表現。
家人不知道的是，此時，三叔已經離開了上海，隨部隊來到了杭州灣北側的金山衞，為解放台灣備戰，進行武裝泅渡演練。當時，部隊的作戰訓練是秘密的，指戰員的書信也受到了紀律約束。信寄出半年多，直到1950年的9月中旬，父親才收到了結束攻台演練任務的三叔的回信。
喜出望外的父親急忙寫了回信，然而，又遲遲不見迴音。
原來，朝鮮戰爭爆發，三叔所在的27軍80師240團與整個27軍以及9兵團已經沿鐵路北上，到達山東的泰安一帶，隨時待命出國應戰。
1950年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願軍應朝鮮請求赴朝，與朝鮮人民軍並肩作戰。
父親確切地知道抗美援朝戰爭，是在11月8日上午。下課後，父親回辦公室翻閲《人民日報》，在頭條位置看到：
“新華社朝鮮北部某地電訊：在中國人民支援部隊參加下，朝人民軍獲重要勝利，11天殲敵6千，收復廣大地區”。
想起許久沒有回信的三弟，父親急忙按上次“浙江金山衞51002部隊”的地址寫了一封信，如石沉大海，依舊沒有回信。
三、零下40度，浴血內洞峙
志願軍首戰的策略叫“東頂西打”。“東頂”，是由42軍124師、126師在黃草嶺和越戰嶺設伏，阻擊從元山、興南和咸興出發北進的韓軍第1軍團和後續跟進的美陸戰1師與第7步兵師，擊破麥克阿瑟東西合圍朝鮮人民軍於江界一帶的“鉗形攻勢”。
正當志願軍出國第一戰還在進行時，毛澤東和彭德懷就給美陸戰1師和第7步兵7師設下了一個巨大的圈套——42軍124師、126師一邊阻擊敵人，一邊將其吸引到地形十分有利的長津湖後，交給宋時輪指揮的9兵團合而聚殲。
11月1日，三叔跟隨部隊自泰安出發，乘悶罐軍列經過三天三夜的急行軍，於4日從安東（今丹東）進入朝鮮。三叔所在的240團成了整個9兵團第一批入朝的志願軍戰士。
當時，80師的作戰任務是打擊西線孤軍北進的英軍第27旅。5日，第一次戰役結束後，英軍第27旅開始南撤，而東線的美韓軍隊仍繼續北犯，威脅到了西線志願軍的側翼。
6日，三叔又跟隨部隊原路返回安東，奉命乘火車北上，繞道瀋陽，經吉林的臨江再次入朝，向朝鮮蓋馬高原腹地長津湖方向前進。
長津湖地區是朝鮮半島最為酷寒的山區，平均海拔在1000至2000米之間，林木茂盛、山高路險、村鎮寥落、滿目荒涼。雪寒嶺，荒山嶺，死鷹嶺……一個個地名讓人聞之不寒而慄。
當地的朝鮮人説，能飛到死鷹嶺上的鷹寥寥無幾，就算能飛到上空，鷹的血液也會凝結，拖着雙翅掉下來，摔死在山嶺上。
更艱苦的是，伴隨着三叔和戰友們入朝的步伐，一股當地50年不遇的西伯利亞強寒流和暴雪進入了北部朝鮮，將整個蓋馬高原凍成了一個巨大的冰坨。
自12日從臨江再次出國後，三叔和戰友們以每天近60公里的速度，在冰天雪地裏連續徒步行軍400多公里，於22日到達長津湖以北的深甫裏，隨時待命，準備攻擊驕橫狂妄的美軍。
此時，蓋馬高原夜間温度降到零下40攝氏度，站崗的哨兵手一摸槍栓，立刻就被粘下一層皮來。27軍出國第一天凍傷多達700餘人。80師239團2營4連170名戰士，因缺少禦寒知識，行軍當夜和在國內一樣照常洗腳，一下子凍傷了140人，連敵人的影子還沒見到就失去了戰鬥力。
根據240團團長於春圃的命令，三叔帶領衞生班下到各營，指導各連隊普及出國前從東北老鄉那裏瞭解的防凍知識，有效避免了無謂的凍傷，保持了240團原有的戰鬥力。
27日夜裏12時，冒着鵝毛大雪，27軍各部隊向長津湖東西兩岸的美陸戰1師和第7步兵師發起攻擊。
美陸戰1師組建於1911年，號稱“美利堅之劍”。美第7步兵師成立於1917年，完成作戰任務就像古代計時用的“滴漏器”一樣準時無誤，因而得名“滴漏器師”。第7步兵師下屬三個綽號為“北極熊”“矛頭”“水牛”的王牌團，三叔所在的80師240團對付的就是“北極熊”團的一部，交火地點在長津湖北岸的內洞峙。
內洞峙是一個僅有十來户人家的小村落，地形十分複雜，利守不利攻。戰前80師偵察隊的報告是美軍的一個連（戰鬥開始前，一個連的陸戰隊奉命撤離，美第7步兵師一個營到此設防），所以80師便將240團的3營配屬238團進攻新興裏，只用1營、3營實施攻擊。
事實上，守衞內洞峙的是“北極熊”團統轄的第7步兵師32團1營，附師屬57炮兵營直屬連和第31坦克連的一個排，遠遠超出了一個營的兵力。
這天夜裏，美32團1營營長費思中校和“北極熊”團團長麥克萊恩上校，恰好同在內洞峙，戰鬥一經打響，他們便在第一時間指揮力量反擊志願軍。
然而，240團團長於春圃並不知曉這至關重要的戰情，指揮1營、3營向美軍發起猛烈攻擊，戰鬥慘烈之甚，遠超二戰時的歐洲戰場。
志願軍軍史稱之為“浴血內洞峙”。
四、我的三叔和“冰雕連”
內洞峙戰鬥僅僅持續了6個多小時，240團1營、3營的減員就達到2/3以上，140多人的3營8連僅剩不到20人。拂曉過後，在飛機轟炸和遠程炮火的打擊下，240團夜裏攻佔的陣地也大部丟失。
“上級宣傳是紙老虎，結果打出個活老虎來!”志願軍240團無法嚥下這口窩囊氣，到了28日夜裏，於春圃指揮1營、3營和歸建的2營，接着朝內洞峙的敵人發起了更加猛烈的進攻。
當時，27軍每個師有一個衞生隊，每個團有一個排的衞生兵，大部分配到基層營連部隊負責戰地救護。三叔帶領的衞生班，留在團部的包紮所裏，主要搶救撤下來的重傷員。
戰鬥進行到29日凌晨，志願軍240團將內洞峙的美軍擊潰到長津湖以東的新興裏，“北極熊”團團長麥克萊恩也在撤退中被志願軍擊斃。美軍“滴漏器師”的戰場時間表失去了準頭，“北極熊”團的“熊勁”也暴露無遺，代替麥克萊恩指揮的費恩開始收縮隊伍，做好了向下碣隅裏撤退的準備。
這時，志願軍27軍首長才搞清：內洞峙的敵人不是一個連，新興裏的敵人也不是一個營，而是一個加強團的規模。於是，27軍副軍長兼80師師長詹大南緊急調整作戰部署，動用80師、81師全部的力量，自30日夜，圍殲被困在新興裏的“北極熊”團。
詹大南給240團的任務是從新興裏東南的1445.6高地發起攻擊。為了儘快消滅“北極熊”團，一改夜裏近戰的打法，白天也要追着窮途末路的美軍猛打。
然而，到了30日黃昏，6個團裏有5個團只剩下了不到四成的戰鬥人員，減員超過4/5的240團更是傷痕累累。
團長於春圃接到詹大南的命令，把主攻任務交給了最有戰鬥力的1營。1營800多人只剩下了70餘人，營長邵名澤將主攻任務交給了還有不到2個排的3連。
自夜裏11點開始，3連浴血奮戰，一直打到只剩下一位叫王貴的戰士，而且還被炮彈震得神志不清，“頭上纏着繃帶，渾身血淋淋，光着腳丫站在雪地裏”。
1營副營長楊洪貴帶領第二梯隊2連2班衝上來時，王貴哭了：“3連只剩下俺一個人了，連長、指導員、副指導員和排長、班長都犧牲了……”
楊洪貴也流着淚説：“3連好樣的，已經完成任務了，你快下陣地！”
王貴一把抹掉淚水説：“我得替犧牲的戰友報仇！我跟哪個連打？”
楊洪貴見王貴態度十分堅決，當即讓王貴加入了2連2班繼續戰鬥。
一名副營長帶領最後的一個戰鬥班上去了，這個時候，於春圃只剩下了身邊的警衞班、衞生班、炊事班和通訊班了。
這些“班”級編制並不普通，相當於軍裏的幹部大隊和師裏的教導隊，是240團戰鬥部隊的“種子”和“骨幹”，到了萬不得已的地步才會動用。
12月1日拂曉時分，眼見美軍要跑，於春圃咬着牙、命令身邊的警衞班、衞生班、炊事班和通訊班，約大半個排的人員，對美軍發起了最後的一擊。
三叔此前在一線連隊當過戰鬥班長，打起仗來半點不含糊，接到團長的命令後，和警衞班長兵分兩路帶着人朝三興裏衝了上去。
就是這最後一擊，志願軍徹底擊垮了“北極熊”團。
經過5天5夜的血戰，到此日凌晨，3288人的“北極熊團”傷亡被俘2903人，僅有385人肢體完好。
部隊在打掃戰場時，發現了犧牲在雪窩子裏的三叔。他被美軍戰機投下的炸彈彈片削去了半邊臉，臉邊流下的血凍成了一塊冰疙瘩。
奶奶口中“濃眉大眼、家族裏長得最英俊”的三叔，“好打抱不平、常常替被欺負的同學出頭、文武雙全的三叔，永遠留在了朝鮮的長津湖。
更為慘烈的是81師242團2營5連。11月30日夜，接到在新興裏以南3公里處埋伏阻擊南撤美軍的命令後，2營營長謝德仲立即命令5連跑步前進到1221高地。
可是，直到12月1日下午3點許，衝出新興裏包圍圈的美軍趕到1221高地前時，5連的戰士卻沒有打響一槍一彈。
營長謝德仲火了，罵着跑上了1221高地，一看卻跪在了地上嚎啕大哭起來。原來，在這裏守候了一夜加一個上午的5連官兵，全部成戰鬥隊形凍死在了簡易的掩體裏。
長津湖戰役志願軍9兵團出現了3個“冰雕連”，242團2營5連就是其中之一。
當時，有幸逃脱的美第7步兵師57炮兵營營長卡羅．D．曾頓斯中校，後來回憶説：“我從未見過像這樣的戰鬥，在二戰中，我遇到過德軍最後一次大反攻，但也不似長津湖（內洞峙、新興裏）之戰這樣激烈，那情景真不堪回首。”
“如果中國人沒有於1950年11月在清（川江）長（津湖）戰場穩執牛耳，此後的世界歷史進程就一定不一樣。”這是英國牛津大學戰略學家羅伯特·奧內爾博士，在其《清長之戰》中的原話。
五、“人埋在朝鮮，有機會去看看你三爹”
1952年10月，27軍回國，父親經多方打聽，才知道三叔的部隊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但是三叔現狀如何卻不得而知。
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簽訂，歷時2年零9個月的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大部分志願軍陸續回國。
父親心中隱隱湧起不好的預感，但看到報紙上説有志願軍留在朝鮮、幫助朝鮮進行戰後重建，心中再度燃起了希望。
這一年大年三十上午，在一片鑼鼓喧天和“擁軍秧歌”聲中，村支書將一塊木質紅字的“軍屬光榮”的牌匾，釘在了爺爺奶奶家的門框上。
爺爺喜得合不攏嘴，對放假回家的父親説：“恁（方言，你）三弟一人蔘軍，咱們全家光榮！”
奶奶嘆氣：“光榮是光榮，可寬（三叔的乳名）到底在哪裏啊？難道連封信也不能寫嗎？”
此後，為了打聽三叔的準確消息，父親連續多次給三叔出國前的部隊地址浙江金山衞寫信，可每次都因“地址不詳”或“查無此人”被退回。
無奈，父親開始給在北京新華社工作的同學曲季濤寫信求助，三叔仍杳無音訊。
1958年3月12日，志願軍總部發布了撤軍公告，志願軍將分三批撤出朝鮮。10月26日，最後一批志願軍回國。
不久，苦等8年的爺爺奶奶和父親，終於等來三叔的消息——縣兵役局的兩名幹部帶來了三叔的烈士證書。
老兩口都不認字，兵役局的幹部讀給他們聽。奶奶當場哭倒在地，爺爺蹲在旁邊一個勁地抽旱煙。兩名幹部準備離開時，爺爺忽然站了起來，扔掉手中的煙袋鍋，抄起門邊的鐵鍁朝他們身上拍去。
兵役局的人從來沒遇見這陣勢，拔腿跑出了院子。這邊的爺爺，也抬腿追到了大街上，邊追邊罵：“俺兒都死這麼長時間了，恁這才吭聲？啊！還俺兒！”
村裏的人，包括陪兵役局幹部來的村支書和鎮上的幹部在內，沒有一個人敢上前阻攔爺爺。許多人都知道，爺爺有六個兒女，大兒子（父親）早年流亡抗日，是縣裏有名的讀書人，兩個女婿在抗戰時期就參軍上前線打仗，1955年授銜後，一個是上海警備區司令部的大尉，一個是新中國第一代海軍少尉軍官。
如今，最小的兒子又犧牲在了朝鮮戰場。大家無不同情已經65歲的爺爺。
父親得知此事，趕忙借了一輛自行車趕回家中。這時，奶奶已經哭瞎了雙眼，癱坐蒲團上，喊着三叔的乳名，爺爺依舊拄着鐵鍁站在門口。
村裏圍觀的人越來越多，父親深思了好一會兒，才上前輕聲告訴爺爺：“抗美援朝犧牲的人多了。聽北京的同學説，連毛主席的兒子毛岸英都犧牲了。”
爺爺一聽這話，愣了好半天，才跟父親走進了院子，埋頭蹲在角落裏抽了大半夜的旱煙。
春節前，又到了送光榮牌的時候，連續送了7年的“軍屬光榮”變成了“烈屬光榮”。父親帶回家兩張三叔的畫像：一張頭戴大檐帽的半身像，一張騎着高頭大馬，威風凜凜。爺爺看着像極了三叔的畫像，找出了手錘和釘子，將其掛在了家裏最顯眼的地方。
我高中畢業的那一年，積勞成疾的父親去世。病重期間，父親只説過兩件家事，一是讓母親託人將年幼的大妹和小妹帶來醫院看了最後一眼，再就是囑咐我：“你三爹是志願軍烈士！人埋在朝鮮，有機會去看看你三爹。”
從在抗戰中流亡輾轉求學的父親，到年僅20歲為國捐軀的三叔，再到操勞一生的爺爺，以及翻閲百餘位志願軍將士回憶錄、歷史資料和紀錄片，回溯祖輩與父輩們故事的我，都感受到了國家一路走來的艱辛與振奮！
這是一個不畏強權誓死反抗侵略者的故事，這是我的家族與祖國共榮辱的故事，這也是每一箇中國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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