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國民黨軍對我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由於當時中央紅軍的指揮官博古、李德等在應對國民黨軍第五次反“圍剿”時，錯誤地實施冒險主義的進攻戰略，致使中央紅軍屢戰失利，蘇區日漸縮小。4月，中央紅軍在江西廣昌與國民黨軍決戰，我軍大敗，損失慘重。
10月，國民黨軍向中央蘇區中心區域進攻，並迅速佔領了興國、寧都、石城一線。鑑於此時的革命形式，我軍在蘇區打破國民黨軍的“圍剿”已無可能，紅軍領導人遂決定退出蘇區，進行長征。
10月10日，中央紅軍第1、第3、第5、第8、第9軍團及中央、軍委直屬隊共8.6萬餘人，從江西瑞金、古城等地出發，開始戰略轉移，準備前往湘西地區同紅2、紅6軍團會合。
由於在戰略轉移的過程中，中央紅軍不但要面臨着國民黨反動派的前堵後追，還要承受着暴雨、大雪、酷暑等極端惡劣的天氣，因此在長征開始前夕，黨中央就決定讓紅軍中的大部分女紅軍留在蘇區，或是轉入地下工作，或是留在中央蘇區繼續對抗國民黨反動派，從而避免出現不必要的損失。
要知道，長征不是旅遊，是戰略轉移。在轉移過程中，中央紅軍不但要與國民黨反動派作戰，還要忍受着極度惡劣的生存環境，需要急行軍，需要過草地，需要爬雪山，需要啃皮帶......，這些經歷，對於大部分女紅軍來説是註定是承受不了的，雖然她們也有着頑強的毅力，堅定的革命意志，可是女性的體力和戰鬥力始終是比不上男性的，這不是單純的用毅力、意志就能彌補的。
因此，為避免女紅軍戰士在長征途中受到不必要的損失，從而保存我黨的有生力量，黨中央就決定只讓一些擔任重要職務或是身體素質過關、意志堅定的女紅軍戰士參加長征，其他身體條件不過關的女紅軍戰士則留在中央蘇區，或轉入地下工作，或同國民黨反動派繼續作戰。
1934年9月中旬，中央婦女部部長李堅真接到黨中央的命令：“草擬一份隨紅軍主力行動的女紅軍名單”。
接到命令後，李堅真首先列出了10位女紅軍名單，她們都是中央蘇區的重要婦女幹部：
一、康克清，1928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隨紅軍上了井岡山，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任女子義勇隊隊長。1934年10月長征前任蘇維埃政府中央執行候補委員。
二、鄧穎超，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與周總理結婚，1927年任中共中央婦委書記，1928年任中共中央直屬支部書記。1934年10月長征前任中共中央局秘書長、蘇維埃政府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機關總支書記。
三、蔡暢，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與鄧穎超一起協助國民黨中央婦女部長何香凝領導中國婦女運動。1926年11月，任中共江西省委婦女部長，次年改任中共湖北省委婦女部長。1931年進入中央蘇區，任江西省委婦女部長兼組織部長，並任蘇維埃政府中央執委。1934年10月長征前任蘇維埃政府工農監察委員會主席、中央執委，是參加長征年齡最大的紅軍，時年34歲。
四、劉羣先，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任無錫總工會女工部部長。1934年10月長征前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女工部長，蘇維埃政府中央執行委員。
五、金維映，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任舟山總工會執行委員。1929年中共江蘇省委婦女運動委員會書記，次年任上海絲織業工會中共黨團書記、上海工會聯合行動委員會領導人。1931年，先後任中共于都、勝利縣委書記，中共中央局組織部組織科科長。1934年10月長征前任中革軍委武裝總動員部副部長兼瑞金擴紅突擊隊總隊長、蘇維埃政府中央執行委員。
六、陳慧清，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省港織造總工會常委，1927年12月參加廣州起義。1934年10月長征前任中共閩粵省委書記。
七、李伯釗，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中國工農紅軍閩西軍區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兼彭楊軍政學校政治教員。1934年10月長征前任紅軍學校政治教員、《紅色中華》編輯、高爾基戲劇學校校長、蘇維埃教育部藝術局局長。
八、賀子珍，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與毛主席結婚，同年任中共湘贛邊特委機關秘書。1931年任中央蘇區政府機要科科長。1934年10月長征前任中革軍委機要秘書。
九、肖月華，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參加三河壩戰役和高陂等地的暴動，被任命為大埔縣青年、婦女部長，後又任工農革命軍第十五團民運幹事。1930年任饒、和、埔少共（共青團）中心縣委巡視員。1934年10月長征前在“少共”中央文書科擔任文書工作。
以上9人，加上李堅真自己，共10人。
當時黨中央要求李堅真選出參加長征的女紅軍戰士人數是不超過30人，因此當時除了以上10位，還有20位女紅軍戰士可以跟隨中央紅軍主力參加長征。
對於這20位參加長征的女紅軍戰士的人選，黨中央內部規定了三個選拔條件：
必須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思想政治上要絕對可靠；必須能有獨立工作的能力，會做發動羣眾的工作；必須要身體強壯，能夠適應長途行軍的艱苦環境。之後，通過層層篩選，並經過中央蘇區醫院的嚴格體檢，李堅真最終從中央紅軍的100多名女紅軍戰士中，選出了20位同時滿足以上三個條件的紅軍女戰士。
20位嚴格挑選出來的女紅軍戰士，加上此前所定下的10位擔任重要職務的女紅軍，一共有30位女紅軍被黨中央批准參加長征。不過在長征開始時，卻有兩位女紅軍戰士偷偷加入到了長征中，一名是紅五軍團參謀長周子昆的妻子曾玉，當時由於她已經懷有七個月的身孕，故而組織為保護她的安全，就沒讓她參加長征，然而當時她卻悄悄跟在隊伍後面，成了長征路上的“編外”成員。
另一位不可考，姓名現在已經不得而知。
根據後來參加長征的女紅軍戰士回憶，當時中央紅軍參加長征的女紅軍戰士有以下32位：
康克清、鄧穎超、蔡暢、劉羣先、金維映、陳慧清、李伯釗、賀子珍、肖月華；
一、李堅真，1927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至1934年10月長征前，先後任饒和埔中心縣委書記、長汀縣委書記、福建省委委員、婦女部部長、蘇維埃中央執委、中央婦女部部長等職。
二、鄧六金，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至1934年10月長征前，先後任中共福建省上杭縣舊縣區委青年幹事、縣委婦女部長，福建省蘇維埃婦女部巡視員、婦女部部長、中共慶陽縣委組織部副部長等職。
三、黃長嬌，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至1934年10月長征前，先後任中共江西省委婦委委員、省總工會女工部部長，蘇維埃政府第二屆執委等職。
四、李桂英，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至1934年10月長征前，任中共粵贛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等職。
五、李建華，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10月長征前，任無線電營一分隊報務員。
六、闞思穎，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任中共中央特科任交通員。1930至1932年8月，在江西蘇區任黨的交通總站秘書，為黨組織籌備活動經費。1933年，任蘇區中央局婦女部秘書。1934年10月長征前，在衞生部、總供給部工作。
七、廖似光，193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9月在上海擔任團中央政治交通員，做傳遞情報文件等秘密聯絡工作。1933年秋調往中央蘇區，在少共機關工作。
八、劉英，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至1934年10月長征前，先後任長沙師範學校黨支部書記、中共湖南省委婦女部部長、共青團福建省委書記、少共中央局宣傳部部長、少共中央局組織部部長等職。
九、劉彩香，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至1934年10月長征前，先後任於都縣委、會昌縣委婦女部長和粵贛省委婦女部長等職。
十、彭儒，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至1934年10月長征前，先後任中共江西省行委、贛西南特委、永吉泰特委婦委書記，江西省委委員，福建汀州市委組織部部長、代理市委書記，中共中央局婦委委員兼秘書、長勝縣委宣傳部部長等職。
十一、錢希均，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起，在中央蘇區任合作社主任，《紅色中華》發行科長，國家銀行會計，臨時中央政府機關黨支部書記、總支副書記等職。
十二、邱一涵，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至1934年10月長征前，先後任紅三軍團政治部青年幹事、中共萬載縣委書記、湘贛省委婦女部長、紅軍大學共青團總支書記、政治教員等職。
十三、謝飛，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至1934年10月長征前，先後任中共文昌縣溪尾、湖山聯區區委委員兼區委婦委書記，縣婦女協會委員，國家政治保衞局機要秘書等職。
十四、危拱之，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至1934年10月長征前，先後任東江特委黨校團支部書記、海豐工農蘇維埃政府文書，河南省委委員、省委婦女工作委員會書記，中國工農紅軍大學黨委委員兼俱樂部主任等職。
十五、吳仲廉，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至1934年10月長征前，先後任紅四軍前委組織幹事，紅三軍政治部秘書、總支書記，紅軍學校及紅軍醫院政委，福建軍區政治部副科長，紅九軍政治部敵工部副局長等職。
十六、王泉媛，193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7至9月，任少共中央青婦幹事、中央婦女部委員。
十七、危秀英，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3月至1934年9月任中共江西省委婦女部幹事。
十八、謝小梅，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在瑞金中央黨校工作。
十九、吳富蓮，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起，吳富蓮先後任區委委員兼區蘇維埃政府婦女部長、縣委委員、省委委員兼省委婦女部巡視員等職。1933年4月，調任閩粵贛省委婦女部長。
二十、楊厚珍，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起，先後擔任護士、護士長、管理員、指導員和福建軍區機關合作社主任等職。
二十一、曾玉，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二十二、周月華，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2年任中央蘇區紅軍總衞生部兵站醫院政治委員，衞生學校政治處主任。
二十三、鍾月林，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3年秋在中共中央婦女部工作。
長征前，這32位紅軍女戰士有許多都已經結婚，且丈夫多數都是紅軍中的重要幹部：
蔡暢和李富春（長征前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1923年在法國結婚；鄧穎超和周恩來（長征前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25年在廣州結婚；錢希鈞和毛澤民（長征前任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行長），1926年在上海結婚；楊厚珍和羅炳輝（長征前任紅九軍團軍團長），1927年春在贛州結婚；曾玉和周子昆（長征前任粵贛軍區獨立二十二師師長），1928年在井岡山結婚；劉羣先和秦邦憲（長征前任中共中央負責人），1928年5月在蘇聯莫斯科結婚；賀子珍和毛澤東（長征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28年在江西永新縣舉行婚禮；周越華和賀誠（長征前任蘇維埃政府衞生局局長），1928年秋在上海結婚；康克清和朱德（長征前任中央政治局委員），1929年在井岡山結婚；李伯釗和楊尚昆（長征前任紅三軍團政委），1929年在蘇聯莫斯科結婚；陳慧清和鄧發（長征前任國家政治保衞局局長），1929年10月在香港結婚；邱一涵和袁國平（長征前任蘇維埃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1929年結婚；廖似光和何克全（長征前任蘇維埃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1930年在廣州結婚；吳仲廉和曾日三（長征前任紅五軍團政治部主任），1930年6月在井岡山結婚；謝小梅和羅明（長征前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1931年在廈門結婚；李桂英和戴元懷（長征前任紅八軍團民運部長），1931年，李桂英和戴元懷結婚；吳富蓮和劉曉（長征前任粵贛省委書記、軍區政委），1933年7月結婚；蕭月華和李德（長征前任蘇維埃政府中央軍事委員會軍事顧問），1933年結婚；金維映和李維漢（長征前任蘇維埃政府中央候補委員），1934年在江西瑞金結婚；李建華和羅若遐（長征前任通信團無線電營營長），1934年8月在瑞金結婚。
長征伊始，面對着日益嚴峻和惡劣的革命形勢，為了給自己信心，為了堅定自己的革命意志，這些女紅軍戰士們提出了一句口號：“不掉隊，不戴花，不當俘虜，不得8塊錢（長征開始時，為避免途中有跟不上大部隊行動的紅軍拖延大部隊的行軍，黨中央就定了一個規矩，就是如果有紅軍在途中跟不上隊伍，就會讓他暫時留在老百姓的家裏，同時留下8塊銀元作為生活費）”，她們同男紅軍戰士們一樣的堅定，沒有一個人去要求黨中央給自己特殊的待遇，長征途中，男紅軍戰士是怎樣的，她們也怎樣，沒有一絲一毫的分別。
據參加長征的女紅軍戰士劉英回憶，她從中央蘇區出發時，跟其他男紅軍戰士一樣，就帶着一條毯子、幾件換洗衣裳和大約夠吃10天的口糧，其他別無他物。碰到各種惡劣的天氣時，她們也沒有要求什麼特殊的待遇，碰到陰雨天經常被淋成“落湯雞”，走到乾旱的地方也經常是滿身灰塵，同男紅軍戰士沒有任何的不同。
過草地時，為了生存，男紅軍戰士吃什麼，女紅軍戰士也吃什麼，樹皮、草根、皮帶、皮鞋，她們都吃過。劉伯承元帥的夫人汪榮華曾回憶：
“深秋來臨，寒風凜冽，我們身着單衣，在無垠的沼澤地裏行軍，兩腳泡在又臭又冷的水裏，糧食越來越少，不幾天，我們就把剛進草地時帶的一袋青稞面和一塊雞蛋大的鹽巴吃光了。大家只得吃野菜，有的把臉都吃腫了。最後連野菜也不好找到，只好找來一些牛皮，把皮上的毛燒掉，用水煮着吃”。
當然，參加長征的女紅軍戰士的意志雖然同男紅軍戰士一樣堅定，但是女紅軍始終是女性，在某些地方還是比男紅軍戰士來得麻煩許多，可是就算是這樣，她們也沒有説出一句不想走的話，反而是用盡一切辦法去克服這些困難。
比如當時女紅軍戰士多數都留有長髮，長髮是需要經常打理的，不然很容易長蝨子，而在當時的那個長征環境，別説是打理頭髮，就連簡單的梳洗都是一個問題。為此，女紅軍戰士為了減少受蝨子之苦，索性就將頭髮剪得跟男紅軍戰士一樣的短，甚至有些女紅軍還直接剃了光頭。
再如女紅軍戰士每月總有那麼幾天的生理期，女性都知道生理期是很難過的，腹部絞痛、兩腿發抖這都是正常反應，在平時還好些，只需靜靜修養幾天便是。可是，在長征時期，為了擺脱敵人的圍追堵截，大部隊是需要不停地趕路，根本就不可能給你休息的時間。
這時女紅軍戰士為了不掉隊，儘管腹部絞痛、兩腿發抖，她們也依舊是堅持着緊跟大部隊。宿營時，為了緩解生理期帶來的不舒服，她們往往是三五人擠在一起，才能勉強躺卧在冰冷潮濕的地上，稍事休息片刻。
大約2年的長征途中，中央紅軍參加長征的女紅軍戰士的身上，是湧現出了一個又一個動人的故事，憑藉着頑強的意志力和不離不棄的合作精神，她們是度過了一個又一個的難關。
好比紅九軍團團長羅炳輝的夫人楊厚珍，因為她是一個小腳女人，小腳走路不但慢，且走不了遠路，走久了就容易痛，因此對楊厚珍來説長征的長途行軍這顯得更為艱難。然而，楊厚珍卻堅持了下來，直至抵達陝北，這份頑強的毅力着實讓人欽佩。
再好比危秀英，她本是女紅軍戰士中身材最小的一個，是出了名的“小個子”，可是在長征途中，她卻是抬擔架次數最多、救人最多的一位。有一次，參加長征的一位女紅軍戰士鄧六金因淋雨發了高燒，為了不讓她脱離大部隊，一路上，危秀英就將自己和鄧六金的揹包都背在身上，然後攙着極度虛弱的鄧六金緊跟大部隊。到了晚上，兩個人就相互依偎着僅靠半條毛毯取暖。
鄧六金看到矮小的危秀英既要揹着自己的揹包，又要扶着自己緩慢前行，累得是氣喘吁吁的，她實在是過意不去，於是就含着眼淚説：“秀英，你走吧，把我留下，要死就死我一個……”，危秀英聽到後是毫不猶豫地回道：“不！我們都不能死！革命還沒有成功，只要我在，我就不能把你一個人留下。”，就這樣她們相互扶持着，最終走完了長征路。
讓人遺憾的是，參加長征的32位女紅軍戰士，並沒有全部都走完長征，只有24位最終走完長征，抵達陝北。
另外8位女紅軍戰士，卻因各種原因最終未能走完長征：
先是彭儒、黃長嬌兩人在長征不久就生病，被迫留在了江西蘇區。彭儒留在江西蘇區後，任中共于都縣委宣傳部部長，1937年到延安，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後任陝甘寧邊區政府民政廳科長。黃長嬌留在江西蘇區後，在瑞金地區長期堅持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遊擊戰爭。
其次，李桂英和闞思穎在中途因故留了下來。當時因李桂英行走困難，無論再怎麼堅持都堅持不下去了，中央見狀就決定由司令部總支書記闞思穎陪其在長寧梅硐山區休養，交由中共梅硐區委保護。1936年12月底，由於叛徒告密，梅硐區游擊隊被國民黨反動派包圍，突圍過程中，李桂英與闞思穎不幸被捕。李桂英和闞思穎被俘後，任由國民黨反動派怎麼威逼利誘，她們始終都堅貞不屈，誓死不降。而後，國民黨見她們怎麼都不願意投降，就將其送到重慶“反省院”。1937年9月，在我黨的竭力營救下，她們最終獲救。
再是，1935年3月，紅軍到達雲貴川邊時，謝小梅奉命留在貴陽郊區開展農民運動，中斷長征。
最後，1935年6月紅軍第一、四方面軍成功會師後，王泉媛、李伯釗、李建華、周月華、吳仲廉、吳富蓮、康克清7人留在了紅四方面軍，隨紅四方面軍轉戰川西。
剩下的20位女紅軍戰士在同年10月繼續跟隨主力長征，並最終到達陝北。
之後，留在四方面軍的7人中，1936年10月，李伯釗、李建華、周越華、康克清4人到達陝北。王泉媛、吳仲廉、吳富蓮3人蔘加了西路軍。王泉媛被任命為紅軍西路軍婦女抗日先鋒團團長，在河西作戰被俘後死裏逃生，後來與組織失去聯繫，解放後先後當任婦聯主任、敬老院院長、江西省政協委員；吳富蓮被任命為獨立團政治委員，在河西作戰被俘後，任憑敵人如何威逼，她都堅貞不屈，視死如歸，最後吞針而死，壯烈犧牲；吳仲廉在第九軍政治部敵工部工作，在河西作戰被俘後，被敵人押至青海西寧，後被押到南京“反省院”，1937年8月被周總理營救出獄。
長征結束後，中央紅軍32位女紅軍戰士有24位最終到達陝北，她們分別是：
蔡暢、陳慧清、鄧六金、鄧穎超、賀子珍、金維映、康克清、李堅真、李伯釗、李建華、廖似光、劉英、劉羣先、劉彩香、錢希均、邱一涵、謝飛、危拱之、危秀英、楊厚珍、蕭月華、曾玉、周月華、鍾月林。
當然，除了中央紅軍，其他參加長征的紅軍隊伍中也有女紅軍戰士的存在。
紅四方面軍參加長征的女紅軍戰士最多，有2500餘人，她們被編為一個獨立師，由著名女紅軍將領張琴秋（建國後，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擔任師長，肩負起為紅四方面軍運輸、籌糧、警衞後方機關等艱鉅任務。
紅二方面軍至少有18位女紅軍戰士參加了長征，其中李貞成為新中國第一位女將軍，1955年被予少將軍銜。
紅二十五軍有7位女紅軍戰士參加長征，她們都是護士，被譽為“七仙女”，其中一位後來救下了身負重傷的徐海東大將，併成為將軍的妻子，她就是周東屏。
這些女紅軍戰士的身上也同樣湧現出了一個又一個讓人敬佩與動容的事蹟。
比如，一位叫姜秀英的女紅軍戰士，在長征途中她的腳趾被凍壞，無法走路，為了跟上大部隊的行動，她從老鄉家裏借來斧頭，毅然決然地把自己潰爛的腳趾砍掉，就這樣繼續跟着大部隊行動。
再比如，一位叫羅坤的女紅軍戰士，當時年僅13歲的她因為外出宣傳遲歸的緣故，不幸與大部隊走散，為了趕上大部隊，一路上她靠乞討和挖野菜過活，歷經千辛萬苦，戰勝了疾病和飢餓，躲過了野獸和土匪，最終在3個多月後追上了大部隊。
巾幗不讓鬚眉，這就是我們英勇的女紅軍戰士們。
女紅軍戰士懷着對革命事業堅定的信念，以堅忍不拔的精神和勇往直前的氣魄，最終走過了這萬里征程，勝利到達陝北。她們用女性特有的柔韌與苦難進行着殊死抗爭，描繪了一幅幅悲壯的中國革命畫卷。參加萬里長征的女紅軍戰士們，她們個個都是女中豪傑，為新中國的建立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她們值得我們14億中國人永遠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