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麼是亙古不變的呢？我們可能很難説出某個實物。但對於“永恆”的追求，恆久以來也確實存在於我們的精神之中。因而在這樣的視角下，一些客觀來説基本不可能亙古不變的事物，即成為了某種意義上的“永恆”。一柄在近年來被日本視作國寶的寶刀，就是這樣一個典型。
日本明治七年（1874），位於日本奈良縣天理市的石上神宮迎來又一位大宮司菅政友。自古以來，神宮都是日本天皇朝廷的武器庫，珍藏了古往今來的大量器具。因而在任期間，菅政友花了大功夫將石上神宮保存的物品進行了清點。結果這一清點，菅政友就發現了一件奇特的寶物——一柄主體類似於矛，但兩側又各自交替伸出三條枝刃的寶刀。
一加三再加三，作為大宮司的菅政友敏鋭地意識到，這柄奇特的寶刀可能與日本經典《日本書紀》之中記載的“七枝刀”有着密切聯繫。然而在當時，神宮裏的眾人只知道這寶刀被習慣性地稱為“六矛叉”，用作每年夏天舉行祈求豐收的祭祀儀式的禮器，其他的一概不知。因而看着寶刀黑色鐵鏽之下若隱若現的金色痕跡，菅政友大膽地決定——打磨寶刀，找尋銘文，一探究竟。
通過手動打磨和肉眼觀察，菅政友在刀的正反兩面分別找到了三十四個和二十七個漢字銘文。但在一百多年前，菅政友的打磨水平自然是非常有限的。他大致辨別出銘文的第一個字是“泰”，但第二個字好像是“始”，卻又不那麼像。所以之後，通過再研讀其後的文字和比較《日本書紀》的記錄，菅政友推測，這柄奇特的七支刀可能鑄造於中國西晉武帝泰始四年（268）。學者福山敏男通過研讀菅政友留下的銘文拓片又提出，送刀的人應該是百濟王世子。
一柄在日本神宮中儲存了一千多年的，被視作本國祭祀禮器的刀，為何會刻着中國帝王的年號，又寫着由朝鮮半島的百濟王世子鑄造呢？要梳理這個關係，我們還是得再看看銘文的第一個字——所謂的“泰始”。
無可爭議的是，菅政友是第一個親眼看到銘文並進行研究的人。作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他的研究立場也是較為中立的。而限於他當初的打磨水平，後人再看到的銘文非但不比他看到的清晰，還多了不少菅政友在打磨中造成的新線條。所以對於銘文的研究，參考菅政友的最初觀點是迄今為止做穩妥的辦法。
但細説“泰始”這一年號，它在中國歷史上卻不只出現在晉武帝時期。歷史上的另一個“泰始四年”，出現在南朝劉宋宋明帝時期，也就是468年。如果結合《日本書紀》記載的七支刀來日是神功皇后攝政五十二年，那麼晉武帝的泰始其實是可以直接排除的。且再結合學界普遍認可的《日本書紀》的日期可能提前了兩百來年，宋明帝的泰始四年（468）其實正好。
那麼在這個時間節點之下，七支刀關係到的中日韓的三國領導者，就變成了南朝宋第七位帝王宋明帝劉彧、日本第二十一代天皇雄略天皇和朝鮮百濟王世子。
別説是雄略和百濟王世子，就是宋明帝劉彧，我們絕大多數人都是聞所未聞。但日本國寶七支刀上的銘文，卻真實地將這三個看起來毫無聯繫的人聯繫了起來。那麼，在宋明帝泰始四年（468）東亞到底發生了什麼？
在我們的認識中，中日兩國的交往最早發生在漢代，漢倭奴國王金印即是見證。再之後，兩國的交往主要發生在唐代，遣唐使可能是我們最熟悉的外國使者。然而東亞各國的交往，事實上遠比我們知道的要多得多。
公元五世紀，那是中國分裂為南北兩朝的時代。盤踞南方的劉宋王朝，在建立期間為平定叛亂，發展出了一支強大的水軍，有了較為發達的航海技術。這便使得劉宋可與朝鮮、日本，不再經過北方陸路而產生聯繫。劉宋時期，高句麗、百濟與倭國等相繼多次來到國力強盛的劉宋朝貢便是例證。
朝貢關係的存在，讓我們不難理清彼時東亞各國的聯繫：宋明帝是在雄略天皇與百濟王世子之上的宗主國君王。所以人們在產自百濟的七支刀上也纂刻了中國年號。而在雄略天皇與百濟王世子之間，我們用“相愛相殺”來形容他們的關係即較為妥當。
作為鄰國，百濟與倭國素來有競爭又有合作。即便是在他們都向劉宋俯首稱臣時，雙方的較量也並未停止。但畢竟名義上都是劉宋臣民，百濟與倭國也不好鬧得太僵。於是在百濟享有重要政治權力的世子，於某日實驗鍛造出一柄形狀奇特的寶刀之後，讓來訪百濟的倭國使者將刀帶回送給天皇，以修兩國之好。這也是《日本書紀》之中記載的百濟獻七支刀、七子鏡等珍寶以求友好一事。
因而説到底，七支刀是五世紀東亞各國之間交流的一個縮影。中國作為核心引領着其他國家，而百濟與日本有競爭，但更渴求合作與和平。是他們多方協調共同塑造了五世紀的東亞政局，又留下一柄七支刀，祈願東亞各國繼續維持和平。
參考資料：
宮崎市定（日）《謎一般的七支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