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可謂是錯綜複雜，影響因素也十分眾多，包括宗教信仰、意識形態等等因素，但歸根結底利益也才是影響兩國關係的決定性因素。而作為東方大國，中國一直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奉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處事原則，遵循“仁愛”之禮，崇尚薄來厚往，對待鄰國也大都是厚待有加。這也成就了中國“禮儀之邦”的稱謂。但是即便如此，當家國動盪之時，這種仁厚待之處理國家之間關係的風格，卻往往換回的只是“農夫與蛇”的故事。
1923年，對於當時的中國而言，正處於民國時期。國內時局動盪，在政治上既有孫中山為實現民主而提出的三民主義以及發動的廣州起義；又有京漢鐵路工人罷工被直係軍閥吳佩孚武力鎮壓，而6月份之時，時任大總統黎元洪更是因為曹錕等人逼迫而下台，參與逼迫的國務總理張紹曾也隨即辭職；在文化上《新時代》、《前鋒》等雜誌問世，魯迅小説集《吶喊》出版，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而在經濟上，則因為北洋軍閥各個派系如奉系張作霖、直係軍閥吳佩孚、皖系軍閥段段祺瑞之間為了爭奪地盤，戰爭時有發生，這也導致了經濟疲敝，民不聊生。
但就在這樣困難的國家內部環境之下，在1923年9月1日日本發生關東大地震之後，中國自政府至百姓，無不慷慨解囊，傾力相助，可惜好心的農夫換來的卻是“蛇”恩將仇報，換回的是日本人在8年後對中國的侵略，是長達14年裏對幾千萬同胞的殺戮。
日本作為中國的鄰國，一衣帶水，在西漢之時便有了官方交流的記錄。《漢書》中記載“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在此後中日之間的交往也日漸頻繁，唐朝之時奈良時代的日本，更是先後十幾次派遣遣唐使，學習唐朝先進的文化。但明朝時有倭寇犯邊，而為戚繼光剿滅；以及豐臣秀吉入寇朝鮮等事，也導致兩國之間關係中斷，清朝時才稍有緩解。幾千年的交往史，也體現了中日兩國之間的關係密切。
而這其中日本，作為一個太平洋島國，國土面積狹小，多作為學習者的身份從中學習中國先進的農業、文化等知識，也都取得了長足發展。
而當歷史來到近代，在西方列強打開東亞兩國大門之時，清政府依舊是沉珂深重，未能走出前路；反觀日本則實行了明治維新迅速走上了資本化的道路。中日兩國實力也在甲午中日戰爭之後實現了易主。當然作為鄰邦，兩國的交往也並未停止。康有為、梁啓超、孫中山等人都曾流亡日本。
1923年9月1日，日本發生關東大地震，震級達到了8.1級。由於日本處於太平洋板塊和亞歐板塊的交界處，多發地震，在此次地震發生之前人們也並未有過多的防備，這也導致此次地震的後果可謂是絕無僅有。僅死亡人數據統計便達到了15萬之多，而無家可歸的人數更是多達200多萬，更為可怕的是由於當時衞生條件不允許，又恰逢多雨也引發了霍亂流行。日本政府對此也是手忙腳亂。
而此時的中國雖然動盪，但是眼見日本如此危局，果斷的伸出了援助之手。先是撥款20萬元援助日本，並派遣紅十字會遠赴日本；隨後又援助大米30萬石，而孫中山、梁啓超等人更是紛紛出面，號召百姓捐款。一時間全國民眾齊心，上海總商會更是墊付611萬元，包括榮宗敬、楊小樓、汪精衞等人更是或者義演、或者拍賣唐伯虎、劉墉真跡用來賑災款項。
如此，單中國政府以及民眾所捐款所達數千萬之巨。可惜的是真心不一定能換來朋友，就在日本人從關東大地震中緩過來之時，在軍國主義的控制之下，他們將眼光放眼到了中國身上，中國有廣袤的領土、豐富的煤炭等礦產資源，可以為日本軍國主義提供市場、勞動力，於是一場預謀已久的侵略爆發。
他們先是在皇姑屯事件之中，將東北王張作霖炸死，而後利用張學良的怯戰畏戰心態，果斷在1931年9月18日發動對華侵略戰爭。張學良奉行不抵抗戰略，東北三省迅速淪喪。而此時距離中國人民舉國救援日本關東大地震，不過八年。恩將仇報，也當真令人可憎。
參考資料：《關東大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