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繩也要培訓？此般疑問，在某種程度上或許和“體育老師也能當班主任？”這樣純粹的“偏見”雷同。
唯一的區別或許在於，對於體育老師的偏見早已隨着人們體育觀念的轉變而消減大半，而對於“跳繩培訓”的誤解，似乎才剛剛開始。
學生在校參與跳繩活動。中新社發 張雲 攝
小跳繩，大市場
跳繩培訓市場火熱。對於這一點，業內人士感受到的是逐日遞增的市場需求，旁觀者們則往往體會於不解之餘的感嘆。
在某生活信息軟件上，在北京地區以“跳繩”為關鍵詞檢索，得到832個結果。作為對比，以“足球”的檢索結果數是1466，而以“乒乓球”為關鍵詞，搜索的出的相關商户甚至只有668個。
儘管在人們的認識裏，跳繩根本無法與世界第一運動“足球”相提並論，但其商户數量展現出的差距，顯然並沒有人們想象的那樣“天差地別”；同時印象中，學習“國球”似乎天經地義，而花錢接受跳繩培訓，卻是超出不少人常規理解的範疇，不過其數據表現，卻明顯與人們的印象並不相符。
在某生活信息類軟件上，在北京地區以“跳繩”為關鍵詞搜索得出了832個相關商户。
身處跳繩培訓行業中的從業者們，對於市場需求正日益增加感受的更加真切。
上海市跳繩協會副主席，同時也是躍動跳繩創始人的鐘水軍介紹，作為專業的跳繩培訓機構，他們已經在全國有14個分部，25家場館，除了平時接受培訓的學員，還有近萬名固定會員。
同時他還告訴記者，除了像他們這樣的跳繩培訓專門機構，不少健身機構、少兒體適能培訓班等健身機構也都陸續開設了跳繩項目訓練課程。
除了培訓網點的遍地開花，價格也是引發不少旁觀者感嘆跳繩培訓市場“火爆”的原因之一。
跳繩培訓市場火熱。鍾水軍 供圖
在網絡中，有關跳繩培訓班費用的報道並不少見，而報道中的價格，從一節課幾百，到一期課幾千上萬都有，幾乎每次相關報道出現，都會引發人們關於“如此簡單的運動”與“如此不菲的價格”之間衝突的感嘆和質疑。
對於跳繩培訓價格引發的討論，鍾水軍顯得有不少話要説：“其實以我們25個場館得到的數據來看，跳繩培訓的價格，總體上與當地其他體育培訓課程的單價幾乎是持平的。”
對於這一點，上海體育學院副教授，從事了多年跳繩推廣工作的韓耀剛也確認，跳繩培訓和其他的體育興趣培訓的價格並沒有太大出入。
“都是根據市場決定的”，他表示，“許多時候人們只是拿出了一些價位較高的跳繩培訓班進行討論，從而引發爭議。”
可引發這樣討論的前提是，無論怎樣的價格，都只能在有消費者為其買單的前提下才會成立。市場不會騙人，價格更反映市場需求的一個重要指標。你覺得學習跳繩貴？這也更證明了市場的火熱。
跳繩培訓班訓練中。鍾水軍 供圖
為什麼是它？
對於跳繩培訓班的爭議，許多人首先不解的地方在於，為什麼火的是它？畢竟，在不少人的認識裏，跳繩是最簡單的運動，還有這麼多人要花錢學？
韓耀剛教授首先解釋説，其實全世界範圍內最先推廣跳繩的並不是體育界，而是醫學界：“也就是説跳繩是一項具有很好健身效果的運動，同時它簡便易行，沒有太多的場地、器材限制，安全性也高，這都為這項運動本身的特點奠定了市場基礎。”
但這顯然不足以讓跳繩從眾多運動中“脱穎而出”。“考試的‘指揮棒’一定也會起到刺激的作用。”韓耀剛教授這樣補充説道。
資料圖。圖為小朋友跳繩。中新社記者 馬銘言 攝
鍾水軍也證實了韓耀剛教授的判斷。他提及，2008年後，人們對於體育的認識有所轉變，但最早被培訓市場接納的則是足球、籃球、武術等更容易被人們想到的體育培訓項目。2015年起，對於跳繩培訓的需求出現了大幅增加：“從整個市場來講，考試的風向標肯定會對行業有些促進。”
而家長方面的反饋也與這種判斷一致。一位此前並沒有聽説過跳繩培訓的家長表示，對於跳繩還要培訓並不是不太理解，但如果孩子的在考試中有困難，還是會接受培訓班這個選項。
而鍾水軍所説的“考試的風向標”，出現在2014年。
在這一年，教育部修訂了《國家學生體質健康標準》(以下簡稱《標準》)。在《標準》中，跳繩成為了小學體測貫穿六年的考察項目，同時也是唯一一個加分項目。
國家學生體質監測單項指標與權重
《標準》裏，小學階段同時在列的還有50米跑、立定跳遠、斜身引體(男)、引體向上(男)、一分鐘仰卧起坐、握力、50米×8往返跑、800米跑(女)以及1000米跑(男)等運動項目。相較之下，似乎也只有跳繩是可“培訓班”化的項目。
《標準》顯示，從小學一年級到四年級，一分鐘跳繩佔體測權重的20%，到了五六年級，跳繩的佔比會下降到10%。《標準》同時表明，體測成績只有達到良好及以上者，才有資格參與評優評獎。這也就意味着如果學生體測總成績低於80分，哪怕他們的文化課成績再好，都與評優評獎無緣。
如此，體育成績正在學生評價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而跳繩又能夠對學生的體測表現產生不小的影響，學生、家長甚至學校對於跳繩的重視日漸攀升。
小學體測跳繩項目評分標準
而哪怕不追求加分與體測中的“拔尖”表現，單以1分鐘跳繩項目的考察標準來看，1年級的小學生需要在60秒內跳78個以上，才能獲得良好及以上的評價，這絕非輕而易舉可以達到的標準。而有些學校設置的標準還要比體測要求更高。這都會推動學生在體育中投入更多的精力，掌握一定的技巧。
正如韓耀剛和鍾水軍反覆強調的那樣，跳繩看似簡單，但其實是一項技術性很強的運動，既需要專門學習，又值得專門學習。
“跳繩培訓的主要受眾在幼兒園中班到小學三年級的小朋友，對他們進行運動技能教授本來就是難點，更何況不少家長自己也沒有掌握跳繩技巧。”鍾水軍這樣評價。尤其是如何讓小朋友們“從不會到會”，掌握跳繩的基本技術。而這也構成了目前跳繩培訓市場中最大的需求。
而當家庭和學校所能提供的指導滿足不了這種需要，需求自然會從學校溢出，轉而在商業培訓服務中釋放。
如此一來，競速甚至是面向考試為內容的跳繩培訓應勢躥升就不足為奇了。
接受訓練的小朋友。鍾水軍 供圖
應試？培訓班？不一定是貶義詞
“應試”和“培訓班”，這兩個詞的一同出現，讓原本就存在的對於“跳繩培訓班”的不理解之上，又多了一些指責的聲音。
可在北京體育大學教授黃亞玲看來，至少以跳繩項目來説，這種由考試“指揮棒”引發的需求增加沒什麼不好。
小朋友參加跳繩訓練。鍾水軍 供圖
“和其他學科相比，體育的‘應試’實際上有一個根本的不同，就是在這個過程中確實達到了讓學生參與的目的。動起來了，掌握了運動技能，提高了身體素質，起碼對青少年參與體育活動是有推動的。”黃亞玲教授這樣表達了她的看法。
這不只是理論上的判斷，有不少家長都表示：“與其在家中玩手機，還不如報個班學一學跳一跳，又能提高成績。”而在某生活軟件當中，雖然其表達出參與培訓的初衷也多與考試相關，但評價基本並無負面。
鍾水軍在解讀跳繩培訓近來的火熱態勢時就提到：“現在的家長他要找到一個安全，而且能夠與教育考試產生呼應，跟體育鍛煉又有關係的項目時，就會選擇跳繩。”
同時，小朋友在這種背景下接觸了跳繩，進而在後續了練習中從“應試”轉向了興趣，這樣的情況也大有人在。
而具體至跳繩而言，黃亞玲教授進一步解讀説，跳繩運動在可量化考評的同時，又可以真切地達到令學生掌握一項運動技術的目的。“因此教育考試的這種帶動作用，體現在跳繩這個項目上是完全合適的。”
況且，這種“指揮棒”的引導絕作用不只是帶動了培訓市場。
農科院附小的跳繩社團在訓練中。唐雪鵬 供圖
“(達到120個)説實話並不是太容易，得看狀態，中間斷一次的話就懸了。”二年級學生苗苗的爸爸這樣向記者説道。苗苗從小愛動，上學以後跳繩測試想要及格不成問題，但想要有更好的表現，是需要一些專門學習的。而她對於跳繩訓練的需求，在校內就得到了解決。
“我們跳繩社團成立於2019年10月份，主要是基於孩子們的需要。孩子們很喜歡跳繩，有不少孩子在體質測試時都達滿分了，但還想突破一下自己，所以就開設了跳繩社團。”中國農業科學院附屬小學體育老師，也是學校跳繩社團教練的唐雪鵬講述了成立跳繩社團的初衷。
而苗苗愛動，5、6歲時就拿着跳繩在樓下玩，入學以後跳繩及格已經沒有問題，後來因為興趣進入了農科院附小的跳繩社團。
農科院附小學生參加跳繩社團訓練。唐雪鵬 供圖
“在社團學習過以後，她跳繩速度上去了。原來跳的特別高，後來學會了只顛腳尖跳，還學會了雙搖，跳繩技術肯定有提高，體測成績當然也比之前好了不少。”苗苗爸爸肯定了接受跳繩訓練後孩子的進步。
而唐雪鵬介紹，跳繩社團的成立不僅僅是讓社團中的小朋友有了“拔尖”的機會，在這樣的氛圍帶動下，周圍更多的小朋友願意把精力投入到跳繩當中。
“對於社團中的小朋友來説，肯定都能達到滿分水平。我們訓練當中，會有很多小朋友圍觀，他們會感興趣，也會模仿、學習，對於其他小朋友也是一種帶動。”唐老師説道。據瞭解，目前為止，北京市海淀區也有了十幾所學校，像農科院附小這樣擁有跳繩社團。
如此，商業化的培訓機構也並非“指揮棒”的唯一導向，也不是解決“應試”需求的唯一途徑。而單就跳繩來説，考試帶來的驅動力，確實達到了讓更多小朋友參與跳繩活動的目的。
農科院附小的同學參加海淀區跳繩比賽。唐雪鵬 供圖
熱潮的反面
而在黃亞玲教授看來，與其對“跳繩值不值得培訓”發出質疑，跳繩培訓火爆所反映出的巨大需求更值得關注。
在她看來，這樣需求的滿足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家庭、學校、社會……在家庭和學校還不足以完全滿足這些需求的情況下，需求自然需要其他方式轉移，並流向最能適配需要的地方。而以市場的表現來看，這個地方目前為止，就是商業化的培訓機構。
參加跳繩培訓的小朋友。鍾水軍 供圖
唐老師談及跳繩社團未來發展時提及，計劃將跳繩社團擴大到更大的規模，但是場地限制是一個難以解決的方面。
“80人左右吧，是以當前配置下可以控制的規模。”同時他也提到，常規體育課堂中，跳繩是作為熱身活動進行教授的。
這樣的規模顯然無法覆蓋所有需要。黃亞玲教授也表示，這種需求也不應該完全“壓”在學校身上：“把這些東西都壓在學校，那減負根本減不下來。另外如果課堂內容完全以考試為導向，反而容易讓學生對於學習的內容產生疲勞感甚至反感。現在什麼都講‘進校園’，還要考慮升學率，學校壓力太大了。”
從這一點看，商業化跳繩培訓的興起無可厚非。黃亞玲教授則提醒説值得反思的是應該有更多元化的選擇和服務：“需求首先是多元化的，有些孩子可能需要的是學會跳繩，及格就好；有些家長可能想要求最優，達標的基礎上還想有進一步的表現等等，而這些需求不可能都通過學校來解決。所以我們説應該通過多元化的渠道，多元化的服務主體來滿足需求。”
資料圖：圖為學生在杭州一培訓班突擊備戰體育中考。圖片來源：CFP視覺中國
因此，當需求顯現時，相比“跳繩應不應該有培訓班”這樣的疑問，需要思考的恐怕應該是“滿足需求的主體、方式、渠道是否多樣”。
黃亞玲教授看來，在市場證明了巨大需求存在的情況下，學校早已有所投入，市場也已經聞風而動。
而與市場火熱相反，社會公共體育服務方面為解決這種需求所提供的能量明顯不足。培訓機構的受追捧，因為它們幾乎是“校家”之外，青少年體育需求的唯一“傾瀉口”。
而此前對《關於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校體育工作的意見》進行解讀時，教育部體育衞生與藝術教育司司長王登峯就明確提出了“充分調動師生校家”各方主體參與學校體育工作積極性”的要求。而單就跳繩活動展現出的態勢看，師生足夠重視，校、家足夠積極，社會方面則應當成為進一步解決需求的未來方向。
資料圖。圖為北京一社區內進行的2020年北京市青少年體質促進趣味運動會，開展社區青少年的健身普及活動。
與之呼應的，2018年由7部門聯合印發的《青少年體育活動促進計劃》中，就提出了“青少年體育發展壯大”及“青少年體育指導人員培訓廣泛開展”的要求和目標——
“從青少年的角度説，我覺得青少年體育俱樂部可以大力發展，由政府購買服務，為青少年提供指導；一些社團組織、民非組織，都可以參與到其中；其他比如專門發展一些面向青少年的社會體育指導員等等。我覺得社會體育組織應該是青少年在校外參與活動的最有效途徑。”
黃亞玲教授介紹説，在21世紀初，中國曾經有過青少年體育俱樂部的嘗試，但因種種原因效果並不理想。但如今體育正在青少年的教育和生活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作用，也應該讓人們的眼光重新落回社會公共服務體系。
“社會、學校、家庭再加上其他方面，大家一致起來，問題就好解決。”她展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