掘地所見的大量宋朝銅錢
1981年8月30日，赤峯市巴林右旗上石匠山的村小教師於貴山在家裏砌牆，他從院子裏取土時挖到一個巨大的陶甕，裏面發現了重達360斤的古錢幣。考古調查確認那是一處遼國時期的古幣窖藏，其中有戰國燕國的一化錢、漢朝的半兩錢，漢朝至隋朝各時期的五銖錢，唐朝及五代十國的銅錢，以及北宋“元祐通寶”、遼國“壽昌元寶”等年號錢。其中北宋銅錢的數量最多，總重量達到249.2斤，佔窖藏錢幣總量的69.2%；數量最少的是僅有123枚的遼國自鑄錢幣，在窖藏錢幣中所佔比重微乎其微。
1982年8月29日，巴林右旗灰通河第二生產隊的村民肖文有在平整自家麥場時，發現了一個埋藏古錢幣的窖坑，隨後考古人員從中清理出12289枚古錢幣，並推斷出那處窖坑的埋藏發生在金國時期。其中發現了漢代及新莽、隋唐、遼國和南北宋等各個時期的古錢幣，其中遼國錢幣僅有4枚，南宋錢幣有6枚，北宋銅錢的數量則多達10846枚，佔到所發現錢幣總數的88.2%。
這兩處遼、金時期古錢幣窖藏的發現，説明當時在遼、金境內有着大量宋朝銅錢的流通，也可以説遼、金市面上是以宋朝銅錢作為主要流通貨幣，而同時期的西夏也是這種情況。
1975年，寧夏鹽池縣八盆梁發現一處西夏時期錢幣窖藏，從其清理出各種錢幣多達75公斤，其中一半是北宋銅錢，一半是兩漢、隋唐、五代、南宋等時期銅錢，而西夏自鑄錢幣僅發現區區數枚。1984年銀川賀蘭山滾鐘口發現的一處西夏時期的29506枚窖藏錢幣中，約85%是北宋銅錢。1993年甘肅古浪縣千城鄉大東灘發現的一處西夏時期的23139枚窖藏錢幣中，北宋銅錢比例高達93%，西夏自鑄錢幣則僅有87枚。
像這種大量發現宋朝銅錢的遼、金、西夏時期錢幣窖藏，在當年屬於遼、金、西夏轄境的地區內還有很多，這些考古發現充分説明宋朝銅錢是在遼、金、西夏境內佔據主導地位的流通貨幣。
在兩宋時期的歷史時間段內，不僅國內考古發掘的錢幣中以宋朝銅錢的數量為最多，高麗、日本、越南乃至東非、北非地區所發現的古錢幣中，宋朝銅錢也同樣佔據相當大的比重。
比如，1899年越南河內出土的23000多枚古錢幣中，有多達20618枚是宋朝銅錢。1930年日本學者入田整三對日本出土的554714枚銅錢進行分類統計，其中宋朝銅錢所佔比例高達83.82%。此外，在菲律賓、印尼、印度、伊朗、沙特、阿曼以及東非、北非沿岸等地區和國家，都曾發現過佔有很高比例的宋朝銅錢，反映了以宋朝銅錢為代表的中國古幣在絲綢之路貿易中佔有重要地位。
宋朝銅錢是怎麼流通到遙遠的宋境之外？
“錢本中國寶貨，今乃四夷共用”，出使過遼國的蘇轍曾説“北界別無錢幣，公私交易並使本朝銅錢”，宋朝每次增鑄新的銅錢，過不了多久就會流通到遼國境內。出使過金國的范成大曾説“金本無錢，惟煬王亮嘗一鑄正隆錢，絕不多，餘悉用中國舊錢”，而西夏的情況則得到前述大量考古發現的印證，周邊的大理、吐蕃、回鶻等少數民族地區也同樣有宋朝銅錢的流通。
“牛羊之來於外國，皆私易以中國之實錢，如此之比，泄中國之錢於北者，歲不知其幾何”，周邊地區與宋朝的貿易往來是宋朝銅錢外泄的一個重要原因。比如，宋朝與吐蕃之間的馬匹貿易則大量使用銅錢進行交易結算，史料記載“廝鐸督馬三匹，估直百七十貫”，宋朝每年向吐蕃部落買馬的花費約達到50多萬貫銅錢，王安石曾説“今蕃户富者，往往蓄緡錢二三十萬”，可見宋朝銅錢大量流入吐蕃地區。
甚至在宋朝出台嚴刑峻法限制銅錢外流後，民間走私中的銅錢外泄也始終廣泛存在着，“沿邊禁錢條法雖極深重，而利之所在，勢無由止”，金國甚至採取“短陌”等方式刻意吸引宋朝銅錢流入。此外，宋朝在對周邊少數民族的賞賜中，銅錢也是其中重要的賞賜物，吐蕃、回鶻等部落都收到過宋朝包含銅錢在內的賞賜。
除了這些周邊地區外，宋朝銅錢的海外流通還從亞洲流通到印度洋西岸的非洲沿岸國家和地區，包括東北亞的高麗、日本，東南亞的交趾、占城、真臘、三佛齊、勃泥、闍婆、麻逸、蒲端，南亞西亞的朱羅國、大食國，以及非洲沿岸的桑給巴爾、布臘瓦、庫加迪沙等地。
那麼當時中國銅錢是怎麼越洋跨海，流通到遙遠的異國他鄉的呢？
1987年8月廣東陽江海域的海底意外發現一條古代沉船，經過水下考古調查確認那是一條宋朝的遠洋貿易商船。隨後這條宋朝古船被正式命名為“南海一號”，並於20年後的2007年被成功整體打撈上來。考古人員從古船中清理出了大量的瓷器、鐵器、金銀銅錫器、竹木漆器等文物以及多達17000枚的銅錢，這些銅錢顯然是宋朝商人用於赴外貿易的。
像這種發現大量銅錢的古船遺址在海上絲綢之路的沿線海域也不在少數。比如，馬六甲海峽附近發現的 10世紀至14世紀沉船中，也同樣有大量中國古銅錢被打撈出水。韓國全羅南道新安郡海域也曾發現一艘宋元時期的中國沉船，船中所載的中國錢幣有 800 多萬枚銅錢，其中宋朝銅錢的數量佔到了絕大多數。
基本上當時凡是與宋朝交往的國家和地區，在其境內都有着大量宋錢的流通，史料所描述的景象是“蕃者非銅錢不往，而蕃貨亦非銅錢不售”、“海外東南諸番國無一國不貪（宋錢）”。尤其是當時日本人酷愛宋朝銅錢，所謂“倭所酷好者銅錢而止”，那時日本商人赴宋貿易以獲取銅錢為主要目的，南宋淳祐年間甚至由於日商大量收進銅錢，導致台州城內一度鬧起了無銅錢可用的錢荒。作為宋朝寶貨的銅錢在事實上成了“四夷共用”的國際貨幣，更有甚者“得中國錢，分庫藏貯，以為鎮國之寶”，而這則已經為現代的考古發掘所印證。
銅錢一直是我國封建時期的主流貨幣形式，宋朝雖然先後發行過“交子”、“會子”等紙幣，但這些紙幣最終都因過度濫發而激烈膨脹和貶值，唯獨銅錢是始終堅挺和廣受歡迎的硬通貨。市場流通對於銅錢的強烈和大量需求，甚至在宋朝多次引發大範圍的錢荒，那麼宋朝銅錢出境、出海之後的購買力有多大呢？宋朝軍隊打敗仗會影響其銅錢在外流通的幣值嗎？
是什麼力量把宋朝銅錢推上國際貨幣的地位？
作為當時國際市場上的硬通貨，宋朝銅錢的表現可謂是異常地堅挺，不僅未受到宋朝內政和宋軍外戰等影響的影響，甚至在宋朝滅亡後的元明清時期仍舊活躍在國際貿易中。而在當時，宋朝錢幣在海外的購買力甚至是國內的十倍以上，宋代刑部尚書包恢在《敝帚稿略》中的記載，銅錢出海後“一貫之數可以易番貨百貫之物，百貫之數可以易番貨千貫之物”，高額利潤是宋朝商人甘冒觸犯朝廷禁令的風險，大量攜帶銅錢出海的主要驅動力。
那麼為什麼銅錢在海外能夠具有這麼強大的購買力呢？一方面是宋朝社會生產力水平發展到了一個新高度，宋朝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和雄厚的社會經濟實力帶動了對外貿易的極大繁榮，宋朝在當時世界貿易體系中因此獲得了很大的主導地位。宋朝商人在國際貿易中國的廣泛和大規模參與，是宋朝銅錢大量出海的現實基礎。
另一方面，宋朝有着相對豐富的銅礦資源，掌握着高水平的冶煉技術和鑄幣技術，這是當時世界上其他地區和國家所不具備的。比如，日本在奈良時代（710年-794年）才開始模仿唐朝“開元通寶”自鑄錢幣，但所鑄錢幣質量粗濫、輕重大小不一，信用低下而難以正常流通，到平安時代（794年-1192年）就基本停止了自鑄貨幣，而轉向於引進和使用質量優異、信譽良好的宋朝銅錢。
朝鮮半島的高麗直到北宋時期才開始進行自鑄錢幣，同樣因為所鑄錢幣質量差、數量少而難以正常流通，所以仍是以宋朝銅錢為主要流通貨幣。東南亞和南亞地區當時主要是以金銀為主幣，大額交易能夠使用金銀進行支付結算，但大量的小額貿易以及民間日常買賣，則長期處於使用海貝或零碎金屬結算的原始形態。當宋朝銅錢隨着貿易往來而大量流入後，便在這些地區大受歡迎成為重要的輔幣。
不僅日本、高麗等等域外國家和地區的鑄錢水平遠遠不及宋朝，遼、金、西夏自鑄的銅錢也無法與宋錢相媲美。遼地早期幾乎沒有商品經濟，在阿保機時代才開始鑄造錢幣，但每年所鑄錢幣的數額因銅產量不足而嚴重受限，有時年鑄造額只有500貫，而且質量粗糙、分量不足。西夏境內銅資源匱乏，銅錢的鑄造質量和數量也同樣得不到保障。金國直到開國四十多年後才開始少量自鑄錢幣，其統治者不是想辦法提高自己的鑄造數量和質量，而是想盡辦法吸引宋朝銅錢的流入。
這種情況下的宋朝錢幣鑄造業，在不經意間擔當起了為世界貿易鑄造國際貨幣的重任。隨着當時冶煉技術的提高，銅的生產率在宋朝得到很大提升，由此而實現了宋朝銅錢的更大規模鑄造。
在宋仁宗天聖年間以前，宋朝銅錢鑄造保持着年均約100萬貫的巨大數額，相比之下盛唐時期的每年鑄錢數最多也才只有30萬貫。
沿着海陸絲綢之路延伸開來的“宋錢區”，是古代中國經濟圈在宋朝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宋朝銅錢依賴歷代積累下來的完備貨幣制度，以及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和雄厚的社會經濟實力，被世界貿易的“無形之手”推上了國際貨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