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族到文王時代日漸強大，伐密須、伐畎夷、伐耆、伐邗、伐崇,遷都到豐，已有了長期滅商的準備。可惜這時文王在這武功興盛時期不幸身死，功敗垂成。滅商的大事只能留給其子武王去完成了。
武王時期，周人到底已積累了多大兵力，以一個蕞爾小國面能一舉滅了已有悠久歷史、武功卓越的殷商大國呢？武王克商時期的兵力對比
《史記·周本紀》中記載：“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今河南孟縣），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武王看到天命未至，“乃還師歸”。
居二年，聞紂暴虐滋甚，武王乃“率戎車三百乘，虎賁（勇士）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這大概是本之於後出之《尚書·泰誓》。然所謂八百諸侯、四萬五千甲士，恐皆不可信。《尚書·牧誓》僅言友邦冢君，《孟子·盡心》、《呂氏春秋·貴因》均言武王之兵力為三百乘、三千人，並無八百諸侯四萬五千人之説。
按西周在其鼎盛時期，王室的軍力只擁有兩支大軍：鎮守東方的一支稱“殷八師”，或稱為“成周八師”，西方留守豐、鎬京的稱為“西六師”。兩支共為十四個師，每師的人數，據考證是二千五百人，十四個師的總人數不過三萬五千人，當其還是商末一個自稱為“小邦周”的小國時，哪裏可能有甲士四萬五千人之多呢？
《周本紀》説：“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按“七十萬”也似乎太眾（有人認為是十七萬之倒訛），但紂兵肯定遠多於周。《詩經·大雅·大明》稱紂兵：“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於牧野，維予侯興。”説商人之軍隊多如森林，週末人所引用之《泰誓》稱“紂有億兆夷人”。武王在短期內取勝的原因
總之，商人所擁有之軍隊數量必很多。商周牧野之戰，紂與武王的武力，眾寡如此懸殊，武王何能在很短時間內取得勝利？
古文獻有一些記載：“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徵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從上述資料看，牧野之戰並沒有經過什麼大的激戰，只因為紂的軍隊倒戈以迎武王，於是商的軍隊便潰敗了。但是，也有相反的説法，如戰國時孟子所見之《尚書·武成》有武王伐紂之戰，“其血之流杵”，若然，則牧野一役一定是經過了激烈的流血戰爭，不過孟子已疑之，謂“以至仁伐至不仁”不應如是。東漢王充則信之，謂“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赤地千里”。他並提出四證，説明武王兵不血刃之説不足信。
關於牧野之戰這兩種截然相反的傳説，何是何非？三千年後的我們當然更難論定了。所幸近來新發現的《利簋》銘文中既言甲子這天一早便“克，昏夙有商”，旦夕之間既能把商攻克，那就絕不會殺得“血流浮杵，赤地千里”了。如果再結合當時商國內階級鬥爭的尖鋭情況看，則紂兵倒戈之説似乎是事實。商朝內部的矛盾
建於中原五六百年的商王朝牧野一戰，就被西方“小邦周”的武王輕而易舉地打垮了。武王之所以勝商所憑藉的是什麼歷史形勢呢？
我們認為不外兩個有利的條件：一個是商紂暴政殘虐,萬民痛憤階級矛盾空前尖鋭，只要一人振臂—呼，就有土崩瓦解之勢；另一個是商國周圍眾多的敵對方國乘機叛商，民族矛盾日趨尖鋭。
1、商王朝內部的階級矛盾
先説當時的階級矛盾：商王朝自武丁以後社會經濟逐漸走下坡路，加以統治者生活奢侈腐化，更加速了這種趨勢。《尚書·無逸》謂商末“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這就是説商末諸王都是一些遊手好閒的紈絝子弟。他們不事生產，只知坐享安逸。尤其是到了商朝最末的王帝辛時，驕奢淫逸到了發狂的地步。
從近年來對殷墟的考古發掘，可以證實商末年的宮殿建築確實可以稱得上富麗堂皇了。《管子·七臣七主》謂：“昔者紂是也……馳獵無窮，鼓樂無厭，瑤台玉館不足處，馳車千駟不足乘。列女樂三千人，鍾石絲竹之音不絕。”
晚周人對商紂這些荒淫腐化生活的傳説，不見得都是實錄。因紂為亡國之君，而周人又視之為仇敵。所以周人對其罪惡必言過其實，任意誇大，方能顯示其徵商為拯民伐罪。這一點春秋戰國時人已經有所察覺。子貢曾説：“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紂的罪惡聚集起來，也只有酗酒、不用貴戚舊臣、登用小人、聽信婦言、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等六大罪狀，不像戰國時人所傳説的那樣厲害。但無論如何，他決不是好的統治者，則是可以斷言的。
在商紂時，商貴族們酗酒必為事實，不但見於週末諸子的傳聞，?而且也見之於較早的文獻如《詩經》“文王日諮，諮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扉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這是西周詩人借文王之口説到商之末世貴族沉湎於酒，晨昏顛倒的情景，周公認為商族之所以亡國，與商末貴族嗜酒有重大關係。所以周初以商之餘民封康叔為衞君於殷墟之後，周公特作《酒誥》以教諭康叔，內有謂商“民罔不鹽傷心，惟荒腆於酒，故天降喪於殷”；訓誠謂“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周公畏酒如此，可見他以為酒為商亡國之重大原因。
商末統治階級過着這樣奢多豪華的腐朽生活，自然會激起人民的反叛。部分貴族也看到當時階級矛盾加劇，國家岌岌可危。如微子啓就曾痛惜地説過：“我祖底遂陳於上，我用沈酗於酒，用亂敗厥德於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奸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為敵仇。”
微子的意思是説，紂王由於拋棄了成湯的舊傳統，沉湎酒色，法度不明，政治昏亂，招致人民的反抗。社會上真是達到了詩人描寫的所謂“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地步。紂王為了對付叛亂，加強了嚴刑峻法。據周秦諸子傳説，其濫刑有截、剖、醢、炙、臘、脯諸種。
商紂時奴隸主階級生活奢侈腐化，對勞動人民剝削加重，再加以濫用刑罰等等，自然就激起了廣大民眾的反抗鬥爭。這就是紂王的庶兄微子啓所指出的“小民方興，相為敵仇”的真實情況。
紂王並任用“善諛、好利”的費中和“善讒”的惡來為政，國事不堪聞問。紂的親族微子、箕子和比干強諫紂殺比干，囚箕子。紂的一些親信如微子及太師疵、少師強對商王朝感到失望，乃持其祭器樂器西奔歸周。所以這時商的最高統治者已經走到眾叛親離的境地。
《左傳》引《大誓》説：“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蓋實情也”。
2、與周邊民族矛盾
階級矛盾尖鋭，甚至已經到眾叛親離的商王朝，其周邊的各少數部族對商也紛紛舉起了背叛的旗幟。
商王朝的周圍散佈着的一些少數部族，有鬼方、土方、羌方、虎方、夷方和周族等數十個方國。他們與商的關係，有時是和平共處，有時也互相侵奪。商末年，帝乙與帝辛的徵東夷是兩次較大的戰爭，而且也是對商王朝命運攸關的戰爭。
商末年帝乙時就與東夷有過頻繁的戰爭。商紂時與東夷的戰爭見於《左傳》者有兩處：一謂“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一謂“紂克東夷而隕其身”。可見商紂的覆亡與東夷之叛大有關係。
為什麼紂“為黎之蒐”而東夷就背叛？這裏面的因果是什麼呢？
首先看看黎在何處？“黎”即《尚書西伯戡黎》之“黎”，《史記殷本紀》作西伯伐飢國滅之”。黎國本在今山西省長治縣西南三十里黎侯嶺下。其後晉立黎侯或徙今之黎城縣地。這個説法是正確的，杜預注《左傳》謂“黎，東夷國名”，乃是由於與下句“東夷叛之”錯誤地聯想臆造出的。
殷墟五期卜辭，在商王帝乙帝辛時代有很多屢徵夷方的記載。其戰爭時間從卜句的日期看，往往經年，所駐蹕之地遍至濟、汶、淮諸水之域。這確是種長期而艱鉅的戰爭。並且在商末年，周人大概為了牽制紂王在西方的兵力，派遣打人商內部的間諜呂尚，入東夷為之鼓動叛商。商紂不得不調用大部分人力、物力對付東夷，因而展開了長期的消耗戰爭，這樣便註定商王朝國運日趨沒落。
商在東方與東夷的戰爭，傾全國的兵力，經過多年的征討，總算把東夷攻克，但耗費了大量財富，國家元氣大傷。就在這個當口，西方以周族為首的許多少數族聯合起來，卒能一舉滅商。
總之，商滅亡之前，商王朝所面臨的兩大問題一一國內階級矛盾惡化與境外眾方國羣起叛商使商紂王顧此失彼，難以應付。社會上已充滿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大動亂氣氛，預示着大的革命風暴就要來臨了。周武王就是在這個緊要關頭，因緣時會興東征故能一舉滅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