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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成果顛覆印象：周軍非“正義之師”，紂王也不是自焚而亡
考古工作者最想要的不僅是文物，他們往往會對墓中的文獻資料更感興趣。通過出土的更加原始的文獻資料，考古學家越加有力地揭開藏在最深處的秘密。很多歷史上早有褒貶定義的人物，不過是後人出於政治考量和個人偏好強加上去，其歷史上的本來面目，並不是印象中那樣臉譜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被“黑”了上千年的紂王，以及他那位對手，“光偉正”的周王。
先秦時代的歷史本就很難考證，從當時漫天戰火和諸侯紛爭，再加上秦火的劫難，傳到漢以來的學者手中，本就是異常殘缺的，很多隻能道聽途説，這樣就不免受到以前朝代政治宣傳的誤導。事實上，我們最熟悉的商末時代，也就一個牧野之戰最有名氣。這場戰爭已經演化成了“正義”消滅“罪惡”的典型事件，兩個主角的名聲也如同天和地一般。但是我們知道，戰爭就是攫取利益，無論是土地還是百姓，以及消滅敵人，沒有什麼“欽定”的善惡。
其實，商周衝突並非只有一個牧野，而是很早之前就有了。要想探尋這段歷史，《竹書紀年》是最有價值的。這本古書是唯一沒有遭遇秦火而失傳，在西晉時代被盜墓賊發現的先秦史書，和史記同為編年記事。雖説它有時近似於野史，頗有些荒誕，但依舊能為我們帶來很多啓發。
它明確寫了，紂王的祖父就殺死了武王的祖父，而紂王的父親繼位後，周人發起了戰爭。等到紂王時代，連周文王都被抓起來了。由此可見，商周恩怨持續了至少三代國君，不是簡單的“討伐不義”。
驕傲強大的紂王並不把老對手放在眼裏，在周人行賄後，他直接把文王放走了。而文王也深知敵人的強大，不再盲目反抗，而是低調做事，在培養自己在天下的好名聲，壯大自身實力的同時，聯絡其它周邊的部落、諸侯，想要團結起來共同對抗商王朝。他為自己的兒子留下一個好局面，等武王繼位的次年，周人就在孟津組建了大軍，還有800名諸侯趕來會盟。然而周人上層非常冷靜，知道現在依舊不是商軍的對手，以“天命”的名義直接撤軍了。從這種謹慎，以至於到了膽怯的態度來看，周人自我感覺是沒有勝算的。
但是，僅過了兩年，周人就再次大舉發起進攻。難道在短短2年時間裏，商周之間的軍事差距就逆轉了嗎？可能有這方面的原因，畢竟紂王確實是個熱衷於開疆拓土的“馬上君主”，他的精鋭軍隊放到南方去征討其他部落，並不是沒有可能的。同時，從一個收藏於國博，被命名為“利簋”的周代早期青銅器上面銘刻的文字中，我們也能找到，周軍發起了突然襲擊，強行軍數百里一直趕到牧野，紂王只能勉強組織起一支軍隊，在黎明時分倉促迎戰。
雖説“憤青”孟子鄙夷各國君主，認為春秋時代沒有真正的“合乎道義”的戰爭，但此時大家還是挺守規矩的，交戰雙方會事先互相傳遞戰書，將戰場地點、交戰時間等等重要信息全部公開出來，而武王這樣在現在看來沒有任何問題的戰略戰術，在當時卻是不太上得了枱面，至少，和他們宣傳的那種“弔民伐罪”，並不吻合。
同時，周人也積極採取外交的密謀手段，勸降商軍中的重要將領。歷代商王對加強王權、限制祭司集團和舊貴族權力方面，可謂是子繼父業，異常連貫，這也讓包括王族大臣在內的絕大多數上層人士對紂王離心離德。他們背棄了自己的君主和國家，更樂意接受周人的統治。商朝時代還沒有完全褪去部落的殘餘，很多軍隊都是部落民，因此周人和一位叫“膠鬲”的商朝大臣密議，雙方在光線不太好的黎明時候裏應外合，以此攪渾商軍，降低他們的士氣。
紂王並非眾叛親離，絕大多數商軍都沒有理會勸降，而是繼續奮戰，直到力盡被俘。直到大戰3天后，聯軍總指揮的姜尚依舊抓獲了大量戰俘，可見抵抗的激烈程度。即便是殷都被攻破後，殘餘的商軍依舊沒有放棄抵抗。
《逸周書》的記錄非常有趣，很有印度史詩的誇張風格，説周人殺了1億多敵軍，俘虜超過3億。這雖然有點不要臉，但也從側面表明周軍沒有想象中那樣受愛戴。同時，從殷墟痕跡來看，周人也對這裏進行了大規模的劫掠和破壞。
絕大多數後代史書的記載，都是紂王絕望下自焚而死，但一份先秦時代的《六韜》，卻記載紂王在戰爭中被俘虜殺死後，頭被掛在大旗上，武王大力揮動旗幟，讓己方士氣大增的同時，也極大瓦解了倉促迎戰的商軍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