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7日，納粹德國宣告無條件投降，從1939年秋天開始響徹歐洲大陸達6年之久的槍炮聲終於停息了下來——久違的和平到來了，同盟國戰勝了軸心國。
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同盟國“三巨頭”之一的温斯頓·丘吉爾，當然有理由享受這一勝利。第二天的午後，當他前往下議院時，熱情激動的羣眾擠滿了道路兩側，不住地向引領他們取得勝利的首相歡呼祝賀。汽車無須啓動，擁擠的人羣自然地簇擁著汽車前行。丘吉爾從車上探出身子，頻頻向羣眾揮手致意。到了下院，丘吉爾站在陽台上向人頭攢動的人羣講了幾句話，接著他大聲地唱起了勝利之歌。羣眾隨著他一起唱，這支龐大的合唱隊的歌聲震撼了整個倫敦。這自然是丘吉爾一生中的高光時刻，他的名字，因戰勝德國法西斯而永遠載入了史冊。
但在國際舞台上叱吒風雲的丘吉爾馬上又要面臨一場國內的戰鬥——下議院選舉。
從法理上講，英國議會由國王、上議院和下議院共同組成。在名義上，一切立法權的行使和上下兩院的運作都是在“國王陛下”的意願下進行。但是在實踐裏，英王只是毫無實權的虛君。根據《權利法案》的規定，國王不得停止法律的實施，不得廢除法律。只有議會有立法權，議會通過的法律，國王只是履行一下批准手續而已。自從1708年以來，還沒有發生過議會法案遭到國王否定的事情。至於上議院，雖然有著悠久的歷史，但其議員都是以世襲或封爵的方式產生，不具備民主的合法性，在《1911年議會法》剝奪了它所剩無幾的權力之後，上議院已然成為一個老朽政客的清談館和養老院。換言之，通過普選產生的下議院在事實上就成了英國議會的代名詞。任何政黨，只有在下議院的選舉中佔有多數席位才能組閣，上台執政。由於從1717年之後，英國國王便不再出席和主持內閣會議，而由一位大臣（即首相）主持內閣會議，“內閣首相應該由議會多數黨領袖出任”也就成為最重要的責任內閣制原則。
問題在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競選休戰”。即使是補缺選舉也是由原本擁有這個議會席位的政黨提名予以補充，這等於在無形中剝奪了廣大選民最重要的權力——挑選議員並以此對政府施加壓力。至1945年德國投降時，下院的大部分議員還是1935年選出來的，那次選舉已與如今的人沒有關係了。其餘議員更是連競選都沒有經歷過，從代議制的憲政意義上看，他們並不是由選民選舉產生的。整個議會及責任內閣的合法性因此大成問題。因此，贏得戰爭之後立即重新舉行選舉勢在必行。
對於這一點，在西線戰場尚在苦戰時，丘吉爾就已經預料到了。1944年10月，丘吉爾親自主持一年一度的“（議會）延長法案”的二讀（這本來是內政大臣的職責）。首相當時的口氣説明，當年的延長法案是最後一個了，各政黨的合作使1935年議會延長了這麼多年（本來是該在1940年11月期滿的），這種情況不會拖到戰後了。
只是，納粹德國投降了，日本法西斯還在負隅頑抗。按丘吉爾本來的想法，他更願意把議會選舉推遲到對日戰爭結束之後。結果這個提議被聯合內閣的反對黨同事們所拒絕。這樣一來，為了避開通常的假期，議會選舉只好定於6月底或7月初，抑或乾脆拖到10月。丘吉爾在保守黨內部舉行了一次民意測驗投票，發現幾乎全數同意7月這個時間，於是新的下議院選舉便定在7月5日——留給各政黨的準備期只有6周。由於需要等待分散在全世界的英國軍隊選民的選票結果傳回國內，投票之後三個星期（7月26日）才能宣佈選舉結果。
1945年5月23日，英國戰時聯合內閣壽終正寢，丘吉爾首相在下院主持了這屆內閣的喪禮。他説，在他42年的議會生涯中，他從未對任何一屆政府給予如此“忠心耿耿、信心滿懷、始終不渝的支持”。英王立即邀請他組織看守政府。5月28日，留任看守政府首相併組織了一個保守黨內閣的丘吉爾在唐寧街10號為款待退出聯合內閣的反對黨大臣們舉行茶話會，老淚縱橫地宣佈：“歷史的光輝將照耀在各位的頭盔上。”從這一刻起，昔日的戰友又變成了“爭奪權力的敵手”。
2
苦澀的失敗
參加這次選舉的政黨，也都是老司機了：傳統上代表大資產階級與貴族階級的保守黨（全稱保守與統一黨）、向來擁護自由貿易的自由黨、以及由勞工代表委員會改組而來的工黨。這似乎是一次沒有懸念的選舉，許多選舉預言家之間的分歧，僅在於保守黨在新議會中所佔多數的大小。甚至隔岸觀火的約瑟夫·斯大林也告訴丘吉爾，根據蘇聯方面的預測，保守黨將會獲得80個席位的議會多數。
這其實是不難理解的，畢竟當時作為保守黨黨魁的丘吉爾聲望正達頂峯。人們給他蓋以諸如“戰時英雄”“領導英國度過‘光榮時刻’的人”“祖國掌舵大師”“時代的天才”“反法西斯著名領袖”等等桂冠。一位名叫若斯（A. L. Rowse）的歷史學家在1943年甚至將他的《英國曆史的精神》一書獻給“温斯頓·S·丘吉爾：歷史學家，政治家，他的國家的救世主”。丘吉爾的威望如此之高，以至於對丘吉爾不滿的人只能悄悄在日記裏泄憤而已。外交部常務秘書亞歷山大·卡多根爵士便是其中之一。奇怪的是此人居然是因綏靖政策聲名掃地的張伯倫的擁躉。在1940年丘吉爾成為首相前一天，卡多根在日記中寫道：“我不認為他會比內維爾（張伯倫）幹得更好。”將近五年後，他又寫道：“我渴望再次遇到可憐的老內維爾·張伯倫。（只有）他知道如何開展業務……”
即使存在這些公務員的牢騷，保守黨自己也相信利用自己領袖的照片和個人威望就可以掌控新產生的議會。甚至黨的全國宣言的標題也是“丘吉爾先生對選民的政策宣言”——與此同時，工黨的宣言則是“讓我們面對未來”，沒有出現任何人名。在競選過程中，丘吉爾乘專列旅行全國，以此作為流動的交通中心，似乎他是在繼續作為首相在行動。白天他離開火車，乘坐豪華的敞篷車各處走走。當他的隊伍來到某一城鎮時，經常是前邊走著當地保守黨的宣傳車，廣播著:“注意第三輛汽車，温斯頓來到我們這裏。這是地球上最偉大的人，世界上最傑出的國務活動家。”城市和村鎮的街道上掛著五光十色的帶有丘吉爾畫像的宣傳畫和標語，標語上大書：“此人贏得了戰爭”，“此人必將完成其事業”。相比之下，工黨領袖艾德禮（戰時內閣副首相）則是和妻子一起坐一輛舊汽車，從這一城市跑到另一城市，“他為人沉著、穩健，沒有一點特殊化，在整個選舉過程中態度很謙虛”——即使丘吉爾在競選演説中攻擊“如果工黨在選舉中獲勝，英國將處於蓋世太保統治之下”。儘管如此，就連艾德禮本人對選舉也只抱著少輸當贏的心態，以為保守黨仍將在下院佔多數。
這時候，太平洋戰爭仍在繼續，為徹底擊敗日本而召開的美英蘇三國政府首腦波茨坦會議，是在英國選舉揭曉以前開始的。會議過程中，為使丘吉爾能夠回到英國去聽取選舉結果，所以決定暫停幾天。躊躇滿志的丘吉爾離開波茨坦時聲明，他相信自己是會回來的。丘吉爾的私人醫生威爾森甚至把行李留在了柏林，因為他確信過一兩天就將和丘吉爾一起回來。丘吉爾特意安排在選舉揭曉那一天在倫敦的家裏舉行小型宴會，以慶祝保守黨的勝利——黨的競選總部保證至少可獲得56?多數票。
誰知，選舉結果令人跌破眼鏡，無論是保守黨或是工黨都錯誤估計了選民的意志。工黨共從保守黨陣營奪走210個席位，在過去一個席位都沒有的某地區居然贏得了73個席位。最終結果，工黨席捲393個議席（保守黨只獲得213席），贏得遠遠多於議席過半（321席）的巨大勝利。在選民支持率方面，工黨的優勢不如議席方面那般顯著，但也以47.8?39.8?勝保守黨。至於早已在走下坡路的傳統兩大黨之一的自由黨，在這次選舉中只獲得12席，徹底淪為無足輕重的小黨。許多外國觀察家對英國的這次選舉結果深感驚詫。一位美國評論家後來揶俞：“英國選民不僅是記憶力不強，許多人簡直是患了政治健忘症。”
這自然是針對英國民眾拋棄了他們的戰爭英雄及其政黨而言。丘吉爾雖然保住了自己的議員資格，但這場意料之外的失敗給他造成了顯而易見的打擊——甚至連士兵們都投票反對保守黨，而丘吉爾自認是他們的偉大軍事領袖——他坐在那裏呆若木雞，甚至一句話也説不出來！“選民的裁決以壓倒一切之勢表現出來”，保守黨失去下議院的多數意味著丘吉爾必須下台。在計票全部完成之前，丘吉爾決定向國王遞交辭呈，國王在記錄中寫道：“這是一次很慘的會議。”他提議給退職首相頒發嘉德勳章，但丘吉爾認為此時接受這一榮譽不合時宜。當已經不再擔任英國首相的丘吉爾叼著煙捲緩緩走出首相府時，街上的行人用温和的目光目送他的離去。丘吉爾站住，舉起右手，用食指和中指支成代表勝利的“V”型手勢。行人也舉起手向他示意……
3
政治生命結束了？
對於1945年的英國議會一邊倒的選舉結果，許多類似事後諸葛亮的評論指出，工黨的勝利在於競選的主要精力放在社會改革上，除了要對許多經濟部門實行國有化之外，還要建立全面的社會保險制度和實行國民醫療保健制。此話當然不無道理。殘酷的戰爭使英國損失40萬人口，全國1/ 4的財富毀於戰火……雖然戰勝了法西斯，但“在艱難歲月裏，人們期望更好的食品、更好的房屋和改善社會福利服務”。選民企盼戰後有一個進行社會改革、解決眾多社會現實問題的政府，而不是一個因循守舊、墨守成規的政府。偏偏“保守”黨在人們眼中從來就不是改革派的形象。對選民來説，“作為戰時領袖的丘吉爾依然深孚眾望，作為和平時期的領袖，他卻毫無吸引力”。因此，如同1945年7月《每日先驅報》所評論的那樣：“投丘吉爾的票，就是贊成保守主義的一切黑暗面……投丘吉爾的票就是要英國人民仍然過他們不願再過的那種不愉快的日子。”
公正地講，這樣的看法其實有冤枉丘吉爾之嫌。畢竟，回顧他以往的政治生涯，丘吉爾甚至算不上忠貞的保守黨員呢。
起初，由於丘吉爾家族同櫻草會這一保守黨的附屬團體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丘吉爾加入了保守黨。但丘吉爾本人更傾向於自由黨的主張：實行普選、嚴格限制下院議員領取報酬、徵收累進税、限制陸軍規模……如他自己所説，“除了名義以外，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自由黨人”。最終，在1905年1月，丘吉爾被忍無可忍的保守黨吊銷了黨員資格。轉投自由黨的丘吉爾在1908年阿斯奎斯首相上台後被任命為貿易大臣，正式進入內閣。在貿易大臣任上，丘吉爾推動強制性工人失業和傷殘保險的立法。在其推動下，1909年英國議會批准了《勞動介紹所法》，允許在合適的地方建立勞動介紹所；勞動介紹所使用合適的方式收集勞動力供需的信息，為失業者提供就業機會等等。1911年的《失業保險法》則對有關失業保險的適用範圍、領取條件、繳費標準、津貼標準及管理方式都做了具體的規定，第一次建立起失業保險制度。從這個意義上説，丘吉爾乃是英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奠基人之一。
到了一戰之後，隨著左翼的工黨掘起，自由黨日漸式微。在這種情況下，丘吉爾在1924年再度改換門庭重回保守黨懷抱，並以一個“憲政主義者”的身份進入議會與內閣（任財政大臣）。《曼徹斯特衞報》對此諷刺道，“他已經是第二次離開沉船了”。但作為一個人道主義者，丘吉爾對於社會福利的態度仍舊算得上開明。他認為國家有必要通過“紀律，組織和救濟”來減少貧困和提供社會保障。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充當“後備僱主”，以保障所有英國人都生活在“最低標準”之上。一俟“最低標準”得到國家的保障，丘吉爾認為所有人都應該憑自己的才幹自由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吃福利）。甚至丘吉爾對於工黨提出的大規模國有化計劃的質疑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官僚難道不比私人僱主更低效，更昂貴，更專橫？”
實際上，在1945年的大選中，丘吉爾對於社會改革的議題也並非無動於衷。看守政府在選舉前的一個月還向議會提交了兩個社會改革的重要措施——家庭津貼法案和工業場所法案並獲得通過。只不過這一切在工黨向選民的承諾——“高度的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使一切人擺脱貧困，建立一種使每個男女兒童有可能發展自己才能的教育制度”——面前黯然失色了……
無論如何，擺在搬出唐寧街10號的前首相面前最為現實的問題是，未來何去何從？當時的丘吉爾年已71歲高齡，就此引退也不失為一個體面的結局。就連許多接近丘吉爾的人士也認為，他應該在晚年享受他在戰爭年代所贏得的榮譽。但這就意味著，温斯頓·丘吉爾漫長而輝煌的政治生涯畫上了句號，這是丘吉爾所不願意的，他不承認自己已經徹底失敗而永遠退出政治舞台，並相信自己一定會返回唐寧街10號：“工黨政府不會永久存在，上帝保佑，在我們返回之前，國家不要遭受更多的損害。我們應當回去。我們一定回去，這是必然的，就像太陽明天必然會重新升起一樣。”
4
捲土重來
作為在野黨領袖的丘吉爾對議會活動其實不太感興趣。他不經常出席下院的冗長會議，對於繼任人艾德禮首相也保持着尊重：“艾德禮先生貴為英國首相。艾德禮先生貴為戰時的副首相，對於贏得戰事有重要貢獻。艾德禮先生是忠貞的愛國志士。我不淮……叫他‘笨老頭艾德禮’！”在野期間，丘吉爾所做的最驚人的一件事是發表了著名的“鐵幕”演説，聲稱“從波羅的海的什切青到亞得里亞海邊的的裏雅斯特，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降落下來。在這條線的背後，坐落着所有中歐和東歐古國的首都……”後世的史學家將此視為“冷戰”開始的標誌。
温斯頓·丘吉爾的威望猶在。1948年，當喬治·奧威爾寫作傳世經典《1984》時，主人公“温斯頓·史密斯”的名字，無疑是在向丘吉爾先生致敬。1950年，政治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發表了《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後來波普爾在給丘吉爾的信裏，“向開放社會的辯護人表達作者的感激之情”。
從某種程度上説，丘吉爾的夫人在1945年敗選時安慰丘吉爾所説的“因禍得福”是對的。失掉首相職位反而保住了丘吉爾的名聲。英國走過6年大戰浩劫，國力耗竭，全球勢力大幅縮減，丘吉爾下台就此免掉了應付這局面艱鉅、痛苦的責任。這方面，上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勞合·喬治就是前車之鑑，這位大戰的勝利者在和平時期反因進退失據而聲名掃地：由於經濟上的困境，任何戰後政府都不得不再次實行配給和緊縮政策，呼籲公民努力工作，勒緊腰帶——而這在和平時期是肯定不得人心的。
事實正是如此。在工黨政府治下，1945年至1951年期間，實際週薪平均僅增加了6?換句話説，“實行社會主義的六年期間，工人為了使生活水平每年提高1?不得不長期加班加點”。這迫使工黨的傳統支持者工會也起而反對工資限制。就連工黨大肆吹噓的國有化也只是國家出錢買回原企業主的產權，經營管理則原封不動。勞工既不能分享利潤也得不到經濟上的實惠。唯一值得讚許的大概只有社會保障。工黨政府利用自己在議會的絕對多數，通過了“國民保險法”“國民衞生保健服務法”等一系列社會立法，建立了一個“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安全保障體系。不過保守黨方面吸取了上次敗選的教訓，很快也做出反應，提出一份《工業憲章》，重申了原由工黨提出的“福利國家”方針，使工黨無法獨佔這一光環。
結果，如同鐘擺一般，民意又偏向了保守黨一側。在1951年的選舉中，保守黨雖然在總得票率上以48.0?48.8?微弱劣勢落敗，但在至關重要的下議院議席爭奪中卻以321席對295席戰勝了工黨再次上台，丘吉爾因此捲土重來，再度出任首相，這時，他已77歲高齡。在此之前，他曾兩次中風，在他第二次擔任首相期間，又發生兩次中風。他的私人醫生曾説，丘吉爾“已喪失了原來的工作能力，自信心也隨之而去”。迫於無法抗拒的自然規律，丘吉爾的第二個首相任期只勉強維持了4年時間。1953年，年輕的伊麗莎白二世女王再次授予丘吉爾以英國最高勳章（嘉德勳章），授予他貴族地位，稱其為温斯頓·丘吉爾爵士。這一次，丘吉爾沒有拒絕。這其實也是他在考慮退休的徵兆，因為他此前一直不肯受封，免得稱呼跟著要變——他極珍視“丘吉爾先生”的名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