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的日本開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對外積極侵略擴張，確定了以中國為中心的“大陸政策”。1894年，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朝鮮政府軍節節敗退，被迫向宗主國清朝乞援，日本乘機也派兵到朝鮮，蓄意挑起戰爭... ...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海戰就爆發了，大清的北洋艦隊和日本聯合艦隊，在鴨綠江口大東溝附近的黃海海面展開了殊死搏鬥。由於，清政府過於輕敵，艦艇年久失修，指揮官丁汝昌壯烈殉國，最後，以北洋艦隊失敗而告終。
之後， 中國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中日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的簽訂大大加深了中國半殖民地化的程度，並且，要賠償日本軍費兩億兩白銀，這相當於清政府三年財政收入的總和。鉅額的賠款加劇了中國人民的負擔，使得大眾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從而，引發了著名的“公車上書”。
舉國上下反對清朝官僚賣國腐敗的浪潮風起雲湧。大清政府無力償還，財政鉅額赤字，只得向外尋求解決之道。
《馬關條約》簽訂，讓大清政府感到巨大壓力，所以，也就滋生了聯俄的想法，同時，日本加據擴張中國東北勢力也使俄國日夜不安。1896年5月俄國尼古拉二世加冕，李鴻章受邀前往參加。中堂大人訪俄的消息不徑而走，歐美國家為了各自最大的利益聞風而動爭先鞏後地邀請李鴻章出訪，為此，這場“以兩百日，歷九萬里”的環球旅行開始了。
1896 年，中堂大人以名銜為“欽差頭等出使大臣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一等肅毅伯李”出訪英法德俄美等八國，此時他已74歲高齡。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李鴻章此行心情是崩潰的。儘管受到各出訪國的熱烈歡迎，但是，這只是表相而已。對於已經走向沒落的大清國，身為滿清重臣的中堂大人縱然年邁多病也沒有“走為上計”的權利，只得硬撐。
“弱國無外交”，這次訪問能達到朝廷預定的目的嗎，他的心中茫然。
想着風雨飄搖的朝廷，對西方金融財政、銀行業知之甚少的中堂大人心中無比淒涼。此行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他就好似那隻打不死的“小強”，把自己踩到泥地裏放低身份伏低做小懇請列強諸國能在提高關税、排解“鎊虧“、降低外債成本等方面對清朝政府高抬貴手，祈禱天佑大清邁過眼前戰爭鉅額賠款的難關。
提高海關關税是中堂大人此行的目的之首。甲午戰敗，朝廷又新添了巨大的債務，未來20年的海關税收都作了抵押。其時，英法俄美各國的海關税率頗高，只有中國最低——“值百抽五”（即5%）的超低關税，幾十年來一直如此。為還鉅債，清廷關税改革，勢在必行，將各國對華出口貿易税税率從5% 提高到10%，這是預定目標 。
本來這提高關税乃中國的主權所在，但是，清廷迫於列強武力已於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中放棄自主定税，改成了所謂的“協定關税”，税率變動須同簽約國商議而定。
英國每年的貿易額佔據中國對外總貿易額的80%以上，要提高關税談何容易。在訪問俄國、德國、法國等國期間，由於，這些國家與中國的雙邊貿易額不大，關税變動對其影響微乎其微，對於李鴻章提出的修改關税的問題，他們未作正面回應，都等着看英國的態度。
李鴻章心中明白，貿易大國英國才是重中之重，這才是此次關税談判的核心，於是，中堂大人會晤了當時的英國首相沙士伯雷侯爵（3rd Marquess of Salisbury ）。
之後，倫敦華文新聞是這樣報道會晤結果的：英首相沙士伯雷侯爵聽了大清李鴻章要求提高關税税率的陳述，首相説道：“你們想加税，可以呀，但大清必須承諾“遍開內地，盡除阻闕”，“華必遍諭地方官，保護內地英人之性命產業，商埠必宜廣闢”。”
明白如李鴻章，如果同意瞭如此不要臉理的要求，這無異於與虎謀皮。況且，要打通內地商埠，他也沒有接到朝廷的命令，就算有他也堅決抵制。面對列強的厚顏，巧舌如簧的外交能人李鴻章對於英方各界的辯論無力迴天，提高關税的目標擱淺。
同期國內，改良派梁啓超因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取消了協定關税，故作了一篇《加税論》，文中説道：“日本當通商之始，其不熟情形也，與我同；其見貽見劫，而誤載税於約章也，亦與我同。而近歲（日）與諸國換約，無以異於他國”。
梁啓超以日本一小國和我天朝一大國作了對比，斥責了清廷的無能和腐朽。
李鴻章出訪的第二目標是排解“鎊虧”。 所謂“鎊虧”其實是指對國外支付貨價、外債和賠款時因英鎊匯價上漲所造成的損失。當時，大清貨幣用銀，歐美等國家轉向金本位，而對外付款以英鎊匯價為標準。英鎊匯價上漲，中國對外付款時須多付銀兩或銀元而遭受損失，這種損失被稱為鎊虧。
1870 年以來，清廷一直在借金還銀上吃銀價下跌之苦。李鴻章認為金價日增，應調整還款金銀比價，故希望借英國之手排除“鎊虧”的壓力。
針對未來預期銀價對金鎊的貶值，日本人堅持要用“金鎊”計價，這樣甲午之戰對日賠款2.3 億兩，於五年的賠款額就可能增加一倍。李中堂萬分希望金銀兑換價能被清廷與日本共同鎖定，在三五年的時間內能讓大清的賠款額相對固定下來。但是，小日本是指望不上的，於是李鴻章便把目光轉到了英國，希望英國首相能大發慈悲，讓中英間貿易按固定匯率結算。
然而，英人的回答給“只知有洋務不知有國務”的中堂大人上了深刻的一課。
他們這樣回答道：“這固定匯率水平哪裏是誰能説了算的啊？銀行説了不算，首相説了也不算，這事得上議院辯論。但議員聽誰的？還是要聽英國大商家的。而英國商家當然要以英國的利益為重，固定匯率對他們有什麼好處？哪國不是如此計算的啊？… …”幾句話，把不懂金融的中堂大人駁得啞口無言，排解“鎊虧”自然落空，所以説，落後是要捱打的。
李鴻章出訪的第三目標是降低外債成本，借款利息哪怕能降低1釐，也可緩解大清日趨緊張的形勢。中堂大人在倫敦訪問期間作為清廷第一重臣被兩家大的商業銀行大肆鋪張地宴請。匯豐銀行主席假座海德公園水晶宮，門外車水馬龍，宮內美女官宦齊集約三百人，杯光交錯，相聚盡歡。
中堂大人看着眼前的盛況，笑着給匯豐銀行主席道：“你們賺了中國大把的鈔票，在中日戰爭時把錢借給了我們，果然眼光不錯。如此“才猷練達，性情慷慨，品行端方，舉之以充總理，其行立見大興”。”言下之意，是以一行之勢比附了一國之興。這麼給面子的讚譽也沒用，匯豐以高息放貸給清廷，而借給本國政府國債的利息低至2.5%。
當宴席中李鴻章聽説這事時，心塞啊。
中堂大人在訪問法國時，他與巴黎大銀行的總裁進行過一次談話，讓他挺窩火的。在華麗高雅的會客廳中，李鴻章輕聲地問總裁：“我本人代表大清向你們借筆錢，不要“與國政相關”拉扯上，可否？”總裁説：“好是好，我本來也這樣想過，把一大筆錢以較低的利息借給你。”
李鴻章聽了心中激動急切地説：“那還等什麼現在就辦了這事吧？”總裁回道：“這怎麼可以，要辦事一切按程序來，先通過小組審批是少不了的。”這神回覆讓中堂大人受到了一萬點暴擊。稍後，李鴻章他又問道：“假如借款不能及時還上，你們國家會發兵幫助追債不？”
總裁臉帶茫然，回答：“我們只是一般的生意人，怎麼能隨意請官兵幫助追債？”轉瞬，李鴻章又問道：“聽説俄國給你們借錢勿虛抵押，而我們卻要以海關税款作抵呢？”這話問得過於腦殘。銀行總裁頗為得意地説：“俄國名聲在外、信譽度高，值得信賴；你們大清的事兒，苟無可信，法人又不能全信，沒有抵押，就沒人願意掏錢，你説怎麼辦吧？”
李鴻章聽言大悟，原來，一向不被自己看在眼裏的銀行並不弱於洋槍洋炮，也能如利劍般劈向清廷。看着文質彬彬的銀行家，頃刻間也能翻雲覆雨讓天地變色。
此次出訪，儘管主人熱情備至，又是宴請、又是閲兵，接待規格堪比國家元首，這位73歲的中國特使，依然感覺到無盡的悲涼，一如英倫那過於涼爽的夏季。1896 年底，李鴻章結束訪問回國，回京之後，覲見了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
李鴻章等着好事發生呢，結果，上諭加標點，都只有十六個字——“着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欽此。”
回首這大半年的歷程，李鴻章大人深感開辦銀行的重要。自己從事洋務20載，從未探尋過金融與富國的關係，想起來就覺得愧疚。大清一定要搞出自己的銀行，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有財力與西方相抗衡。
其時，恰逢盛宣懷正籌備成立中國通商銀行，此事受到朝廷阻撓，其後，在李鴻章和光緒朝革新派官員、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力挺下通過。在通商銀行招股時，中堂大人的兒子李經邁為支持老爹還解囊相助兩萬兩。
李鴻章“以七十有四之衰齡，涉三萬有餘之海路，時逾數月，地隔三洲”（李之奏摺）。李鴻章歐美一行，雖然，並未達到預期的目的，但是，卻晃如走進了金融課堂，使他見識了金融在西方朝野的魅力，轉變了清廷對財政金融的態度，促進了銀行業在中國的飛速發展。
參考資料：
【《李鴻章出訪歐美大事記》、《中日馬關條約》、《中國厘金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