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康奈爾北京中心
康奈爾大學Martha E. Pollack校長和Michael I. Kotlikoff教務長日前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觀點，分享康奈爾校園抗疫的舉措和效果。“在康奈爾大學，除了全部課程上線，我們在今年秋季保持線下校園開放是有科學依據的。我們的流行病學模型表明，開放校園進行線下教學，並實施強有力的批檢測和密切接觸者追蹤程序，可以將感染率保持在低於全線上教學的水平，因為我們知道很多學生無論如何都會返回學校所在地。”
至少到目前為止，康奈爾校園的情況一直在控制之下。我們的感染率極低：在學校的約9,000名教職員工和約19,000名學生(正常註冊的話為25,000名學生)中，只有極少的感染病例。
“我們是如何做到的呢？我們改造了教室、餐廳和學習區域，以確保適當的社交距離，我們升級了校園建築的通風系統，要求在校園內必須佩戴口罩，還發起了一場公共衞生運動。學生們被要求籤署一份行為契約，我們也建立起了相應的機制來執行它。與許多人的假設相反，大學生能夠遵守這些準則，他們也為此感到非常自豪。”
“而最重要的是，我們採取了控制感染的公共衞生行動的核心步驟：建立強有力的檢測程序，包括快速出檢測結果、密切接觸者追蹤和有效隔離。我們在每個學生返校時對他們進行了檢測，所有的本科生每週都要接受兩次檢測，研究生、教師和工作人員們則根據他們在校園互動的頻率和性質，以不同的頻率接受檢測。與流行病的鬥爭意味着阻止它的傳播。一名檢測結果呈陽性的學生會立即被隔離在由大學支付費用並提供支持的酒店房間裏。我們與縣衞生部門合作進行密切接觸者追蹤，並立即對該學生社交網絡中的每個人進行檢測。目前，我們每週檢測超30,000例。”以下我們就來介紹一下康奈爾校園抗疫的具體舉措。
當人們看到成功時，往往容易忽略讓成功成為可能的那些犧牲、堅持、不眠之夜和大量工作。
在康奈爾大學，堅定的領導者、專業的教職人員、訓練有素的工作人員和學生僱員們在幕後進行着不懈的努力，以創造一個恢復校園活力、並保護社區免受COVID-19侵害的有效戰略。康奈爾大學與卡尤加醫療系統(Cayuga Health System)合作，每週進行3萬個檢測，並在24小時內返回個人檢測結果，這一基於科學的措施使康奈爾能夠主動追蹤並限制新冠的傳播。校園COVID-19跟蹤界面顯示，每週的陽性感染率僅略高於0.01%。這一切十分來之不易，康奈爾人夜以繼日地從零開始建立起這個高效的系統，其中包括康奈爾COVID-19檢測實驗室(CCTL)，那裏處理着大量的檢測。
到7月初，康奈爾的領導層-- Martha E. Pollack校長、Michael I. Kotlikoff教務長、威爾·康奈爾大學醫學院副教務長及醫學教授Gary Koretzky ‘78，和康奈爾獸醫學院院長Lorin Warnick博士 ‘94共同批准開發面向學生和教職員工的快速檢測系統，從而加快成功追蹤接觸者的速度，並使衞生保健部門能夠做出快速反應。
Diel博士説：“建立這個實驗室並讓它能夠在60天之內運行起來，無疑是我職業生涯中最大的挑戰之一。如果沒有很多人的貢獻，這是不可能完成的，我們是作為一個團隊和一個社區真正團結在一起。” 卡尤加醫療系統總裁兼首席執行官Martin Stallone博士説：“CHS致力於支持康奈爾大學校園重新開放，我們很高興分享我們基於湯普金斯縣已經開始的成功檢測計劃的路線圖。”
目標的制定
瞭解“球門柱的位置”是一個早期的挑戰。最初大學領導層計劃每週對校園內的所有學生、教職員工進行檢測，每天進行大約3,000個檢測。但是運籌學和信息工程副教授Peter Frazier開發的模型很快發現，每週兩次對所有本科生進行檢測是更安全的。這意味着將檢測擴大到每天收集多達7,000個樣本。AHDC的商業運營總監Kim Potter表示：“這個團隊太棒了。” 他被調入CCTL監督樣品收集基礎設施、供應鏈管理和信息技術。“他們只是説，‘好的，我們會解決的。’ 他們就做到了。校園裏人人提供幫助，製作標牌的工作人員在收到要求後極短的時間內就為我們製作好了有機玻璃框架，有人半夜還在工作，以便我們第二天早上做好充足的準備。” Potter説：“這不是一個人或任何一個團隊的問題，這是康村共同完成的，我不認為人們意識到這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取樣現場的工作人員一到位，康奈爾大學動物醫院的Daniela Mancuso就開始了組織工作。來自伊薩卡當地的學生Arjun Sweet ‘22得知康奈爾正在招聘學生參與檢測工作時，他申請並被錄取為助理。他説：“我認為這是一個回饋康奈爾和伊薩卡社區、努力保護人們健康的難得機會。在我的人生階段，很少有機會能如此密切地參與解決公共衞生危機。” 他利用課間時間每週工作六到八個小時。Ascari Chotoosingh是一名2019年的伊薩卡學院的畢業生，他以臨時合同的形式被僱傭為全職助理，部分原因是他曾在新澤西州家附近的一家藥店工作從事過客户服務的工作，他認為這段經歷對他的未來很有價值，因為他計劃在醫療行業發展。
所有的採樣人員都配備有兩層手套、一次性防護服、口罩和麪罩的保護。他們在一個有機玻璃隔斷後面，問問題、回答問題，並向那些自行採樣的人們解釋檢測過程。他們接受過培訓，在每次採集樣本後消毒手套，並每小時更換一次。他們還會每小時清洗一次自己的工作站，或者在發現有人咳嗽或打噴嚏時立即清洗消毒。Chotoosingh説:“跟被測試者，我會跟他們適當寒暄，但也會確保儘快安排他們完成測試。” Sweet説：“同事之間的友善和包容讓我深受鼓舞，因為他們的工作環境很不穩定，工作流程必須適應各種變化。” 他説他還接觸了一羣不同背景的人，這些人是他作為本科生通常不會遇到的。他説：“我遇到了各種各樣的人，我覺得那裏的工作環境非常好，每個人的情緒都很正面。”
Diel博士和他的員工以及設施管理人員建立了CCTL。與威爾康奈爾醫學院、卡尤加醫療系統和德州農工大學的合作為提供COVID-19初始樣本進行驗證檢測發揮了重要作用，驗證工作是在卡尤加醫療系統的許可下進行的，並與CHS醫生協調進行。來自康奈爾大學伊薩卡校區的研究人員們主動聯繫Diel自願提供他們的服務，CHS貢獻了關於健康保險轉移與問責相關的數據和調度系統、樣本收集程序和報告機制。Diel説：“在我們啓動實驗室之前，我們花了大約兩個月的時間來獲得所有驗證數據和檢測方法所需的評估和認證。” Diel和他的團隊，包括CCTL的聯席經理Roopa Venugopalan和Melissa Laverack負責監督實驗室的裝配、採購物資和設備，包括處理大量樣本的專業機器人。由Scott Ross和Daniel Sheehan領導的學院信息技術小組迅速組裝了所需的計算基礎設施，來自康奈爾大學動物醫院的Rahim Rustamov一直努力採購必要的實驗室用品。
“挑戰一直存在，日子變得更長了。”Diel説，他和許多其他人一樣，仍保持着他的正常工作職責，就他而言就是負責AHDC的病毒學實驗室和自己的研究實驗室。Chow説：“我們會時常開玩笑，我們一邊做這份工作，同時也要完成我們各自的日常工作。” Diel的AHDC病毒學實驗室的工作人員Venugopalan和Laverack以及Potter的採購團隊都面臨着保持塑料管和移液器吸頭、套件、檢測耗材和藥籤庫存的任務，而全世界的實驗室也都面臨同樣的情況，在尋求相同的物資。Laverack説：“我每天凌晨3點還躺在牀上睡不着覺，試着確定我們一天到底需要多少吸頭，一般要按每週七天，每天7000個樣本，估計4到5個月的用量。
通過AHDC已有的網絡，CCTL保持了足夠的庫存，可以在沒有延遲的情況下運行所有測試。Laverack説：“這個實驗室的10名成員充分依靠團隊合作。工作流程有時會變得緊張，但他們互相幫助支持。” Venugopalan説：“我們一直都在關心着同事，經理們會確保沒有人工作負擔過重，並在需要的時候伸出援手，我們告訴員工，如果事情太多請讓我們知道，不要把擔子全壓在自己身上，也不要讓任何錯誤影響他人的工作，這是最重要的。” 綜合各方面，這個系統正在發揮作用。Laverack説：“我為我們所做的一切感到非常驕傲，我知道全國都在關注我們，能成為這個團隊的一員我真的很自豪。”
Pollack校長和Kotlikoff教務長表示“可以理解的是，我們的方法不一定適用於所有大學。康奈爾大學很幸運地擁有相關專業知識和資源來創建和支持自己的檢測實驗室，我們明白這場戰鬥並沒有結束，這種病毒是無情的，而且仍然有可能發生超級傳播者事件。
展望未來，我們還制定了對感染爆發的應激反應機制，大學領導層每天都會開會評估我們項目的有效性，並對任何新出現的問題迅速作出反應：如果看到病例增加，我們可以根據感染源來增加檢測的頻率或實施附加措施，流感多發季節、伊薩卡的天氣和預防疲勞等因素的綜合影響需要我們時刻保持警惕。然而，我們有信心，依靠無症狀檢測和傳播控制相結合的科學方法可以確保社區安全。迄今為止，我們的經驗證明了科學作為公共健康與安全決策依據的價值，學生們已經證明了他們有能力承擔責任。那些諷刺大學的人也許真的能從中學到很多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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