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大正時期，雖然只有短短十五年，但卻讓日本陷入了萬丈深淵
眾所周知，日本是一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是太平洋西岸的一個島國。它西邊隔着東海、黃海、朝鮮海峽、日本海，與中國、朝鮮、韓國等國隔海相望。
日本雖然是一個小國，但是，它的發展卻是不容小覷，如果，把日本近代的發展，做一個簡單區分的話，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明治、大正和昭和。明治時期，經歷了四十五年；昭和時期，經歷了六十三年；而大正時期，卻只有短短的十五年，比1989年改元的“平成”還要短七年，短得讓他們都沒有來得及準備。不過，雖然，大正時期如此的短暫，但是，不管從哪方面來説，大正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它不僅在時間上承上啓下，還在日本複雜的道路選擇中，為日本後來的發展埋下了伏筆，甚至，影響了日本幾代人的命運，乃至改寫了世界的政治版圖。
那麼，日本的大正時期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時代呢？可以説，在日本大正天皇在位的時期，1912年—1926年，這是一個短暫而相對穩定的時期。隨着耳邊響起了《喀秋莎之歌》，彷彿將北國風光白雪茫茫的景象帶到了日本觀眾的面前。舞台劇《復活》的大熱，女主松井須磨子演唱的《喀秋莎之歌》風靡一時，達到了萬人空巷的繁榮景象。之後，此首歌曲不僅被錄成了唱片，還開啓了現代流行音樂之濫觴。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根據美方調停的《樸次茅斯條約》，要求戰勝國日本放棄戰爭賠償。但是，可以獲得北緯五十度以南的南庫頁島及其附屬島嶼的所有權，面積達七萬六千平方公里，同時，還把長春至旅順之間的“東清鐵路”變為了他們的囊中之物。五年之後，日本吞併了朝鮮，成為了亞洲較為強勢的國家。1910年到1920年，這10年間日本的高速發展加快了其城市化的進程。從1889年的三十一個城市，迅速發展至八十一個城市，多以軍事、工業等趨勢進行長足發展。
以東京為例，大城市周邊形成了很多“衞星城”，1925年的東京，郊外人數是市區的兩倍。城市化進展迅速，農用地改為宅用地，街上出現了很多商品店。當時盛行“中產之家”，也就是社會的主流人羣。每天西裝革履穿梭於寫字樓和獨立門庭之間，多有摩登時尚的感覺。特別是當時的男性工作人羣，其收入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足以讓妻子在家相夫教子。到了1915年，隨着日本打字機的發明，打字員從業者多為未婚女士，當然，除了這些時尚白領外，女性從業最多的職業則為女傭和售票員。從1990年後期到1920年末，社會的變動造就了新的歷史認知，彼時社會向中產階層推送了大量的閲讀物，隨着文化的高度開化，書籍有袖珍文本，電影也從無到有。當時，中產家庭很喜歡看外國電影，而東京也建設了廣播播送站，三年之後，聽眾甚至高達五十萬人。與此同時，報紙、報刊的發行量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此時的日本已經成為了一個傳媒化國家，也被後人評為“大正現代主義”。
這裏，我們再説一下“大正民主”，説到大正民主，不得不談及一對兄弟：吉野作造及其胞弟吉野信次，是他們提出了大正民主的核心思想“民主”，本意是：主權在大眾、民眾的手中。因為，與天皇的理論相悖，特改名為“大正主義”也算是一種妥協。但是，其本質不變，是在明治憲法體制的框架內追求民主，即：在不否認君主制的前提下，主張以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三權分立、民選國會等。殊不知，如此訴求早晚會撞到“天皇主權論”的天花板，這種理論的侷限性是先天的，也註定了“大正民主”的不徹底性和兩面性。雖然，大正民主有很多的問題，但是，卻也體現了它的價值，政黨內閣取代軍閥內閣，由政黨制替換為兩黨制，二十五歲以上的男子可享受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這樣的價值，導致當年的選舉人數猛增到了之前的三倍，大大的增強了國民民主的權力。雖然，這個立意很好，也有着看似很不錯的理論基礎，但是，現實的情況，卻是黑惡勢力佔據上風。就大趨勢而言，當時的民眾與右翼勢力在進行着一場此消彼長的博弈。
日本對左翼勢力打壓已久，手段殘酷，1910年無政府主義幸德秋水等二十六人被檢舉起訴，因暗殺天皇的罪行被判處死刑。一時間，社會運動停滯不前，空前的壓力讓知識分子不敢説話，而石川啄木書寫下的《時代閉塞的現狀》一書，就表達了自己對現今政局的看法。到了1923年，日本關東大地震，有謠言稱：朝鮮人將趁機報復。於是，日本出兵，以“維護穩定”為理由，大舉殺害了連朝鮮和中國民眾在內的二百餘人。日本政府不僅打壓了行動派人士，還對國民思想和國民言論採取了諸多措施。瀧川幸辰教授就曾指出：“通姦之罪不應該僅懲罰女性，如果丈夫犯了同樣的過錯，理應接受一樣的懲罰。”隨即，右翼分子就攻擊教授，認為他的理念是被赤化的，不符合日本國體。教授無奈之下只好辭職，對此，很多法學部的教授義憤填膺，也跟着一起辭職了。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美濃部達吉，否認天皇是日本主體，認為：“天皇只是主張治權的個人。”此言論一出，瞬間就遭到了右翼勢力的打擊，最終，美濃部達吉受到了禁言的處分。
除此之外，在右翼勢力的建議下，日本政府設立了“言論管制處”。在報紙刊物上登記發表的內容，都需要進行嚴格的審核，尤其是針對問題內容的二改，三改。表面上是在合理範疇下，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但是，卻限定了很多人的言論自由。可笑的是，在這種情況下，不僅左翼勢力被封死，就連自己人在説錯話的時候，也會受到牽連。由此可見，在大正時期，日本出現的開明、西化的文化氛圍，就恍如曇花一現。可以説，對思想、言論的控制，當然不會終於純意識形態、文化層面，其向社會和現實政治的滲透、蔓延只是時間的問題，是題中應有之義。因為，從本質上説，後者是目的，前者是手段；而實現的路徑，便是法西斯化。到了1930年4月，由於內閣批准了倫敦裁軍條約，被軍部斥責為對天皇“統帥權”的侵犯，內閣總理大臣濱口雄幸在東京車站遇刺，從而拉開了軍部和右翼勢力製造法西斯恐怖的大幕... ...參考資料：【《古事記》、《日本書紀》、《日本史》】
日本雖然是一個小國，但是，它的發展卻是不容小覷，如果，把日本近代的發展，做一個簡單區分的話，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明治、大正和昭和。明治時期，經歷了四十五年；昭和時期，經歷了六十三年；而大正時期，卻只有短短的十五年，比1989年改元的“平成”還要短七年，短得讓他們都沒有來得及準備。不過，雖然，大正時期如此的短暫，但是，不管從哪方面來説，大正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它不僅在時間上承上啓下，還在日本複雜的道路選擇中，為日本後來的發展埋下了伏筆，甚至，影響了日本幾代人的命運，乃至改寫了世界的政治版圖。
那麼，日本的大正時期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時代呢？可以説，在日本大正天皇在位的時期，1912年—1926年，這是一個短暫而相對穩定的時期。隨着耳邊響起了《喀秋莎之歌》，彷彿將北國風光白雪茫茫的景象帶到了日本觀眾的面前。舞台劇《復活》的大熱，女主松井須磨子演唱的《喀秋莎之歌》風靡一時，達到了萬人空巷的繁榮景象。之後，此首歌曲不僅被錄成了唱片，還開啓了現代流行音樂之濫觴。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根據美方調停的《樸次茅斯條約》，要求戰勝國日本放棄戰爭賠償。但是，可以獲得北緯五十度以南的南庫頁島及其附屬島嶼的所有權，面積達七萬六千平方公里，同時，還把長春至旅順之間的“東清鐵路”變為了他們的囊中之物。五年之後，日本吞併了朝鮮，成為了亞洲較為強勢的國家。1910年到1920年，這10年間日本的高速發展加快了其城市化的進程。從1889年的三十一個城市，迅速發展至八十一個城市，多以軍事、工業等趨勢進行長足發展。
以東京為例，大城市周邊形成了很多“衞星城”，1925年的東京，郊外人數是市區的兩倍。城市化進展迅速，農用地改為宅用地，街上出現了很多商品店。當時盛行“中產之家”，也就是社會的主流人羣。每天西裝革履穿梭於寫字樓和獨立門庭之間，多有摩登時尚的感覺。特別是當時的男性工作人羣，其收入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足以讓妻子在家相夫教子。到了1915年，隨着日本打字機的發明，打字員從業者多為未婚女士，當然，除了這些時尚白領外，女性從業最多的職業則為女傭和售票員。從1990年後期到1920年末，社會的變動造就了新的歷史認知，彼時社會向中產階層推送了大量的閲讀物，隨着文化的高度開化，書籍有袖珍文本，電影也從無到有。當時，中產家庭很喜歡看外國電影，而東京也建設了廣播播送站，三年之後，聽眾甚至高達五十萬人。與此同時，報紙、報刊的發行量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此時的日本已經成為了一個傳媒化國家，也被後人評為“大正現代主義”。
這裏，我們再説一下“大正民主”，説到大正民主，不得不談及一對兄弟：吉野作造及其胞弟吉野信次，是他們提出了大正民主的核心思想“民主”，本意是：主權在大眾、民眾的手中。因為，與天皇的理論相悖，特改名為“大正主義”也算是一種妥協。但是，其本質不變，是在明治憲法體制的框架內追求民主，即：在不否認君主制的前提下，主張以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三權分立、民選國會等。殊不知，如此訴求早晚會撞到“天皇主權論”的天花板，這種理論的侷限性是先天的，也註定了“大正民主”的不徹底性和兩面性。雖然，大正民主有很多的問題，但是，卻也體現了它的價值，政黨內閣取代軍閥內閣，由政黨制替換為兩黨制，二十五歲以上的男子可享受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這樣的價值，導致當年的選舉人數猛增到了之前的三倍，大大的增強了國民民主的權力。雖然，這個立意很好，也有着看似很不錯的理論基礎，但是，現實的情況，卻是黑惡勢力佔據上風。就大趨勢而言，當時的民眾與右翼勢力在進行着一場此消彼長的博弈。
日本對左翼勢力打壓已久，手段殘酷，1910年無政府主義幸德秋水等二十六人被檢舉起訴，因暗殺天皇的罪行被判處死刑。一時間，社會運動停滯不前，空前的壓力讓知識分子不敢説話，而石川啄木書寫下的《時代閉塞的現狀》一書，就表達了自己對現今政局的看法。到了1923年，日本關東大地震，有謠言稱：朝鮮人將趁機報復。於是，日本出兵，以“維護穩定”為理由，大舉殺害了連朝鮮和中國民眾在內的二百餘人。日本政府不僅打壓了行動派人士，還對國民思想和國民言論採取了諸多措施。瀧川幸辰教授就曾指出：“通姦之罪不應該僅懲罰女性，如果丈夫犯了同樣的過錯，理應接受一樣的懲罰。”隨即，右翼分子就攻擊教授，認為他的理念是被赤化的，不符合日本國體。教授無奈之下只好辭職，對此，很多法學部的教授義憤填膺，也跟着一起辭職了。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美濃部達吉，否認天皇是日本主體，認為：“天皇只是主張治權的個人。”此言論一出，瞬間就遭到了右翼勢力的打擊，最終，美濃部達吉受到了禁言的處分。
除此之外，在右翼勢力的建議下，日本政府設立了“言論管制處”。在報紙刊物上登記發表的內容，都需要進行嚴格的審核，尤其是針對問題內容的二改，三改。表面上是在合理範疇下，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但是，卻限定了很多人的言論自由。可笑的是，在這種情況下，不僅左翼勢力被封死，就連自己人在説錯話的時候，也會受到牽連。由此可見，在大正時期，日本出現的開明、西化的文化氛圍，就恍如曇花一現。可以説，對思想、言論的控制，當然不會終於純意識形態、文化層面，其向社會和現實政治的滲透、蔓延只是時間的問題，是題中應有之義。因為，從本質上説，後者是目的，前者是手段；而實現的路徑，便是法西斯化。到了1930年4月，由於內閣批准了倫敦裁軍條約，被軍部斥責為對天皇“統帥權”的侵犯，內閣總理大臣濱口雄幸在東京車站遇刺，從而拉開了軍部和右翼勢力製造法西斯恐怖的大幕... ...參考資料：【《古事記》、《日本書紀》、《日本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