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格瓦拉同志
作為明朝的延續，南明建立之初，依然佔據黃河以南十餘省之地，擁有的總兵力不下百餘萬，抗清局勢仍然大有可為，就算不能光復故土，但效仿東晉、南宋兩朝，長期割據江南似乎沒有任何問題。然而，這種局面並沒有出現，南明僅存在17年時間便走向滅亡。在筆者看來，南明之所以難以跟清朝劃江而治，原因大概有以下4點：
首先，南明諸王喜好內鬥，始終無法形成統一、穩固的抗清核心。南明存在的17年間，充滿了諸王內鬥的“黑歷史”，起初是潞王朱常淓與福王朱由崧之間的皇位之爭，緊接着便是隆武帝朱聿鍵與魯王朱以海之間的“同室操戈”，很快在紹武帝朱聿鐭和永曆帝朱由榔之間又爆發大規模的內戰。總之，每次皇位的更替，都必然引發諸王之間大規模的內鬥，以至於南明始終難以形成統一、穩固的抗清核心。
反觀東晉、南宋則不然，這兩個朝代從一開始便形成極為穩固的領導核心。東晉建立之前，司馬睿以親王身份坐鎮江東多年，並贏得北方流亡士族和江東本地士族的一致擁護，毫無爭議地成為最有資格稱帝的藩王。至於宋高宗，則是“靖康之變”中唯一倖免被俘的皇子，並且官居天下兵馬大元帥之職，論合法性和地位，整個宋朝再沒有一人能超越他。
其次，南明內部黨爭異常激烈，對凝聚共識、合力抗清事業極為不利。跟晚明的情況相似，南明各個小朝廷內部黨爭同樣很激烈，主要是東林黨與閹黨餘孽之間的鬥爭，但也有代表不同地方利益的黨派之間的互鬥。這些黨爭大都不問是非曲直，純屬為鬥爭而鬥爭，而且務必要將對方鬥倒、鬥臭才罷休。如此一來，南明各個政權內部矛盾極其嚴重，根本無法凝聚共識，團結一致抗清。
反觀東晉，雖然存在着北方流亡士族與南方本地士族之間的矛盾，但在大名士王導的極力調和下，最終實現擱置爭議、一致對外的良好局面，對於穩定新生帝國的局勢起到關鍵作用。至於南宋，雖然在某種程度上也存在着黨爭和地域分歧，但在整體上卻並不足以影響救亡圖存的大局，只有等到宋金兩國的戰事漸進尾聲時，抗金派與議和派之間的矛盾才開始日益尖鋭。
再次，南明軍隊來源複雜，派系紛爭嚴重，喜好內鬥甚於攜手禦敵。南明軍隊的來源非常複雜，既包括鎮守各地的官軍，又包括有條件歸順的大順軍、大西軍餘部，以及名義上歸朝廷指揮的私人部隊（比如鄭芝龍、鄭成功父子的軍隊）。由於軍隊來源複雜，相互之間並沒有信任度，甚至先前還是死對頭，因此很難整合到一起，形成配合良好、一致對外的局面。
其實，非但難以整合在一起，而且圍繞着權力之爭，這些來源不同的軍隊之間、各派軍隊內部甚至更喜歡內鬥，並且局勢越危急，他們便鬥得越厲害。譬如，支持紹武帝的官軍曾和永曆帝指揮的軍隊在廣東大打出手，結果落得兩敗俱傷的局面，並讓清軍“漁翁得利”。再比如，大西軍餘部投降南明後，同為主要將領的孫可望、李定國發生內訌，給抗清事業造成沉重損失。
軍隊的首要職責是保家衞國，而非爭權奪利，一旦忘卻“初心”，後果的嚴重性可想而知，而南明之所以迅速敗亡，將領們的互鬥無疑是重要原因。反觀東晉、南宋，軍隊的來源相對單一，而且將領之間即使有矛盾，但大體上尚能做到以大局為重、攜手禦敵，這也是這兩個政權得以保持穩定的關鍵要素。
最後，南明的對手組織化程度很高，政治宣傳極富蠱惑性，遠非東晉、南宋可比。清朝在入關之前，便已經實現由鬆散的部落聯盟向帝制國家的轉變，君主的權威性跟明朝皇帝基本無二，政令能得到最大程度的貫徹執行。不僅如此，清朝打着為崇禎帝復仇的旗號入關，大肆起用明朝遺臣為其效力，並擺出一副維護儒家正統思想、保境安民的姿態，在很大程度上迷惑了中原軍民，也動搖了南明大批官員和將領的抵抗意志。
反觀東晉、南宋則不然。無論是進攻東晉的後趙、前秦，還是渡江南侵的金國，在立國後的很長一算時間裏，政權的組織化程度遠不及清朝，對南方政權的威脅自然大打折扣。更何況，他們的南侵往往帶有野蠻掠奪、屠殺的性質，只能激起江南民眾的殊死抵抗，而絕不會讓他們心甘情願的臣服。而這種抵抗異族入侵的心理，既加大它們入侵的難度，又增強東晉、南宋的正統性，對於維護內部穩定有很大幫助。
正是由於上述4點原因，明朝非但沒有實現跟清朝劃江而治的局面，反而實力日漸衰落，最終走向覆亡，而作為亡國君的朱由榔，結局可謂極度悲慘。1662年6月1日，永曆帝和太子朱慈煊被吳三桂下令用弓弦縊殺於昆明篦子坡，其家眷除王皇后、馬太后在此前自殺身亡外，其餘人等被押送至北京。永曆帝遇難時，終年40歲，死後被焚骨揚灰，後人讀史至此，莫不倍感唏噓。
參考書目
張廷玉（清）：《明史》， 中華書局1974年版。
錢海嶽（中）：《南明史》，中華書局2006年版。
司徒琳（美）：《南明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