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最大規模的唐初造像羣
此次發現武德三年造像的石窟位於安嶽中部，建於一塊長18米、高14的紅砂岩崖壁上，造像分5層，現存56龕、250尊。是四川已發現的最大規模初唐造像羣。
安嶽武德三年雙龕佛教造像
造像龕多為小型摩崖龕，高度在50-60釐米，有8龕超過1米的中型窟龕，除一龕開鑿於中部外其餘多位於山崖最上層，時代應晚於下層造像。龕型為圓拱龕或尖頂龕，龕外多刻有供養人，龕下刻博山爐及雙獅，部分龕下有壺門，為伎樂形象。造像內容多為一主尊四脅侍、二力士，也有觀音、五菩薩等題材，造像樣式與有武德二年題記的綿陽玉女泉道教造像近乎一致，只是較後者，此處造像龕楣裝飾更加華麗精巧，龕內造像數量更多，技法更趨成熟。造像均是由東向西，由下往上雕刻，分佈緊湊，佈局整齊，顯然是經過統一規劃的一處造像羣。據題記判斷，造像多為超度亡故親人而開鑿。經千年風雨和人為破壞，現僅左壁上部造像較完整。
本次新發現的武德三年題記共2處：位於造像區中部高2米的一塊突出崖壁上，一處陰刻豎書題記 “今月日大唐武德三年九月八日 弟子□□□為亡□在此□□ ”，題記後半部分遭人為刻劃破壞，加上風化，字多已無法辨認。題記下為陰刻的兩男兩女供養人，最前者成年男子幞頭、着圓領袍衫、革帶和長靿靴，雙手持長柄香爐面對佛龕，身後緊隨一同樣裝扮的小男子雙手合於腹前，後一梳雙丫髻的小女子做雙手合十狀供養，一衫子配長裙的成年女子立於最後，推測為一家四口，為夫妻及其子女。
安嶽武德三年題記及供養人 圖 傅盛
題記旁有大小相近的兩龕，為豎長方形雙重龕，外龕為尖頂形，內龕為圓拱形，外龕楣有連珠紋，頂部裝飾陰刻3尊圓形坐佛，內龕飾連枝紋。兩龕都是一主尊坐像二弟子立像二脅侍菩薩立像，主尊及菩薩均為雙層背光，外層為寶珠形，內層為圓形裝飾連珠紋，主尊雙手合於上腹部捧有一物，須彌座裝飾採用透雕卷草紋，兩側立二力士帶頭光，力士腳下各有一獅。兩龕在裝飾和人物的動作等細節上略有不同。另一則題記則在雙龕造像之右，位於造像下部。 “大唐武德三年四月十二日清信□□□女□□奉為亡夫主□□見此造觀世音像一龕永為供養 亡息男□□亡女伯亡女三娘 亡女四娘亡外孫□士□□□外孫□□□□娘亡外孫王□□□鐫造”，此龕題記多有異體字，題記上方為左右對立的一組供養人像。供養人像上方為豎長方形三重龕，外龕為尖頂形，龕外左右對稱刻有一佛二弟子寶珠形裝飾，外龕內刻有7個對稱的桃形背光小坐佛，並飾有火焰形和回形紋，內龕為圓拱形，拱內再刻飾一層類似幔帳的裝飾。主像為一觀音立於正中，旁有兩帶頭光脅侍，龕門刻二力士，下有雙獅，中為博山爐。龕底部有三個壺門，今已殘缺。
安嶽武德三年題記及供養人 圖 傅盛
神秘戴笠男像或揭開唐初隱秘歷史此處另一特點是浮雕供養人多，均在龕下方或左右，現存30多軀，除身着襴袍和齊胸襦裙的初唐世俗男女外，還有比丘形象，甚至出現嗷嗷待哺的嬰兒。堪稱初唐服飾博物大觀。
安嶽武德三年戴笠帽供養人造像之一 圖 傅盛
除以家庭成員為單位的供養人立於龕側外，此處還有在造像龕左右相對的供養人羣像。供養人的排列與同時期敦煌石窟等均不同。後者基本是以性別為單位，男左女右。安嶽的供養人羣大多是父母子女男女混合的家族成員在右側，左側是由一位帶着斗笠狀冠的男子手持香爐或物品引導，身後男女供養人服飾也與右側家族供養人有差異。
安嶽武德三年戴笠帽供養人造像之二 圖 傅盛
保存最好、造像尺寸最大的一組對立供養人浮雕在造像區中部底層，龕正中是一高浮雕猙獰吐舌的獸面，右下為一家六口，一小兒手持蓮蕾站在最前，璞頭襴袍的男主人手持長柄香爐隨後，左側領頭的是身着襴衫頭戴斗笠狀冠帽的神秘男性，手中捧如同花束一類物品，身後有三男三女供養人跟隨。此類男性冠帽在之前隋唐文物中從未出現過，男子身着正裝，顯然不會是敦煌壁畫中唐代農夫所戴的草帽。在目前殘存的供養人像中，此類帶笠男子並非孤例，而是有規律的出現在左側領頭位置，目前殘存4龕。此戴笠男子究竟是誰？是否在進行某種神秘的儀式時的特定裝束？還是當時匠人臆想創造的一種非寫實形象？
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隋唐史專家在研究過照片後推測：戴笠男子可能與當時盤踞安嶽的獠人有關。
所謂“獠人”，是對今天壯族等少數民族先民的統稱。成漢政權統治時期大批獠人湧入四川，致不少郡縣皆廢，令朝廷失去了對其的統治。南北朝至唐朝，各政權才開始建置若干州郡縣對僚人進行專門管理。安嶽便是一例。
《舊唐書·地理志》載 “安嶽.....李雄亂後,為獠所據。梁招撫之,置普慈郡。後周置普州,隋省。武德二年,復置,安嶽為治所。”可見，西晉末期時安嶽已被獠人所佔據，南朝為招撫管理獠人才設置了普慈郡（今安嶽、樂至和遂寧安居），後周又將普慈改為普州。隋朝撤銷。唐朝初建，對於普州（安嶽）這一連接成都和重慶的重鎮，首先便是恢復普州，主要目的便是針對獠人進行管理，促使其從化外之民逐步轉變為“編户齊民”，希望通過編户使其與漢人一樣繳納賦税、服役等，令僚人在新的州縣內開始與漢人為主的各族雜居，這成為唐初民族差別逐漸消融的開端。
要對已近40年無人管理的獠人再次進行管理入籍，除招撫和主動歸順外，武力討伐恐也是重要手段。關於獠人尚武兇殘，唐初到中期各地獠人叛亂和暴動的記載比比皆是觸目驚心。在此大的歷史背景下，恢復普州，獠人是否心悦誠服納入尚處割據戰亂四起的新生政權內？唐王朝是否採用了武力戰爭的手段使其歸順？目前未找到詳細記載，聯繫到此處造像開鑿於唐復置普州管理獠人僅一年後，又多為亡故之人而批量開龕造像，是否這座武德三年所建的石窟背後發生過一場不為人知的征服之戰？此石窟正是為那場慘烈戰爭而死的亡魂超度供養？這些精美造像是否是由中原而來的唐朝官員們帶來的工匠統一安排建造是進行安撫納降當地原住民的手段之一？
社科院古代史所專家推測：右側家族供養人可能是唐朝任命的官員一類的人，所以服飾與中原類似，而左側戴斗笠者這一邊很可能是安嶽當地的土著（類似明清的土司），無論是否是蠻夷獠人，其服飾都反映了當地的一種服飾，且有意區別於中原服飾。除男子戴斗笠狀物外，跟隨戴笠男子身後的女子還披披風（似乎不是中原女子披的披帛，而是一種類似大氅類披風）。由此考慮，男子所戴斗笠狀物，可能是一種特殊的頭飾（或裹頭方式？），當然也可能是冠戴的物品。如果是這樣的話，這類供養人的服飾就應歸入地方土著服飾的範疇，而與中原服飾不同。
土著獠人的推測，造像中還有不少的細節支持這一觀點，《魏書.獠傳》載： “獠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其子弟自吹擊之。”獠王的 “角”即水牛角造的號角。石窟中一幅戴笠男子身後確有一男子手執一長彎曲形器物，與記載的水牛角所造的號角相似。
關於神秘人的戴笠冠帽的端倪，南宋人周去非所著的《嶺外代答》中似乎也有描述： “西南蠻笠，以竹為身，而冒以魚氈。其頂尖圓，高起一尺餘，而四圍頗下垂。”“西南蠻笠”雖與石窟中的笠帽有所差別，但不失為可進一步研究的線索。
也有觀點認為左側戴帽者是隋唐時安嶽本地一種招魂巫師的冠帽，而其身後的則是亡故者的形象，戴笠者類似於五代出現的“接引進入極樂世界”的引導者。
將改寫四川石窟開鑿路線
四川是佛教傳入較早的地區，據記載南北朝時已有摩崖石窟造像，至唐宋為鼎盛期，是石窟造像藝術延綿最長、分佈最廣的地區之一，全省現有石窟近6000處。而四川造像分佈最密集的區域又在安嶽，現已發現古代石窟造像400多處，造像近10萬尊。
安嶽石刻 水月觀音
安嶽石窟的開鑿年代一直未有定論，1980年代據宋《輿地紀勝》之《普州》中有 “郡北小千佛院記,普慈志在開皇十三年(593年)”的條目，有學者認為郡北小千佛院是現安嶽千佛寨。但建寺並不等於開窟造像，且縣誌所載的郡北與現千佛寨位置南轅北轍，乾隆本《安嶽縣誌》內則記載瞭如今的千佛寨 “棲嚴寺，唐開元僧元應建巖壁石象千餘”，後光緒版縣誌則更明確了現千佛寨的位置“治西五里大雲山。”現千佛寨內最早造像題記為開元二十年（732年）。南北朝之説難成立。1987年，與安嶽接壤的大足縣發現尖山子造像，第7龕彌勒説法圖疑似有“永徽□年八月十一日” （ 650—655年）題記，這是當時川東石窟發現較早的題記。但永徽年間，尖山子屬安嶽，直到唐乾元元年（758年），唐肅宗置昌州，管轄大足等縣，此處才歸昌州管轄。而此次發現的武德造像題記，則清楚無誤的證實了安嶽石窟造像至少始於初唐。
與已發現在川北閬中石室觀南北朝、隋唐道教造像和綿陽玉女泉隋唐道教造像龕相比，安嶽的佛教造像與前兩者除教派不同外，其開龕、技法均一脈相承，證明了在石窟藝術上“佛道同源”，而安嶽此處更趨精美和成熟的佛教石窟，則可看出道教造像借鑑佛教造像，在初唐時尚未形成獨立體系，到開元年間的安嶽玄妙觀道教造像則逐步成熟，至北宋末的獅子巖道教 “三清六御”造像，道教石窟則已完全擺脱佛教石窟影響，自成體系。
左：綿陽玉女泉隋唐造像 右：安嶽武德年間佛教造像 圖 傅盛
以往曾認為廣元是四川石窟北入的起始地，安嶽是受廣元影響而開始造像，但武德造像的發現則證明安嶽的造像史與川北閬中、綿陽等地幾乎同時進行。若安嶽此處石窟開鑿為中原官員帶圖樣和工匠而來，那安嶽的石窟開鑿是否是直接受中原兩京的影響？從筆者目前在安嶽發現的眾多唐宋造像題材看，很多在廣元、巴中等地沒有同款，而更多則與洛陽、敦煌關係密切，再由安嶽初刻之後影響到毗鄰的大足石刻甚至全川。是否安嶽在隋唐時期是四川造像的另一箇中心，與廣元等地並駕而驅？之前學者們認為，安嶽年代最早的造像均集中於嶽北，如卧佛院、香積寺、千佛崖等唐窟，再傳播到嶽南以林鳳、高升、石羊的宋代造像並傳燈到大足。但此次發現武德題記的石窟卻在安嶽中部。此處武德造像是安嶽最早造像還是較早造像？若此處武德造像是以鄉社為單位的家庭為主的供養人造像羣，那麼在佛道信仰濃厚的安嶽絕不會是孤例存在，各鄉社之間會互相模仿，那意味着安嶽還有更多的初唐石窟有待發現，而隋代時已建寺的高升峯門寺區域是否有早於初唐的造像？這些謎團有待今後的考古一一破解。
安嶽武德三年佛教造像發現的重大意義，除了佛教和石窟研究外，對初唐時四川政治、經濟和文化、民族融合等方面意義深遠，同時新發現的戴笠供養人的頭飾也將填補我國隋唐時期的服飾史的一個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