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最後一條硬漢！史學家：他死了，明朝才算真的亡了

這是個尋常小墓，看上去只是個普通百姓埋葬之地，來往拜祭的人卻三三兩兩絡繹不絕。

到來的人們看起來互相併不認識，卻不約而同在墓前致奠。

細看墓碑，更加奇怪，上面並沒有逝者名諱，只是寫着：王先生墓。

這顯然是個諱稱。

王先生是何許人也，為何會以諱稱葬於西子湖畔，又為何會有這麼多百姓來祭奠他？

這裏麪包含着一段千秋忠義故事。

王先生並不姓王，王先生墓是明末孤忠張煌言埋骨之地，他被後世與另兩位葬於西湖畔的英雄——岳飛、于謙，並稱為“西湖三傑”。

岳飛、于謙不用多作介紹，能與他們並稱，張煌言必定也非等閒之輩。

有些遺憾的是，無論是連結河朔，豪氣干雲欲直搗黃龍的岳飛，還是在北京力挫也先，雙手扶明光天下的于謙，這些實實在在的功績，都是張煌言所望塵莫及。

甚至於他來説，在張煌言生活的明末清初，取得一場真正軍事意義上的大勝幾乎都是種奢望。

這並不是張煌言能力問題，正相反，不管是政治才幹還是軍事能力，張煌言在他所處時代幾乎可稱完人。

後人多重張煌言氣節，而忽略他的能力，這有點不公平。

我以為，南明幾個重要人物：馬士英、史可法、何騰蛟乃至鄭成功，要論能力，都比不上張煌言。

張煌言號蒼水，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出生於浙江寧波府鄞縣，以今天的史觀來説，他沒做過明朝的官，因為他在崇禎十五年（1642年）才考中舉人，朝廷還沒來得及給他施展的空間，甲申之變就已發生。

文官領兵是明朝傳統，張煌言考的是文舉，武備並不鬆弛，曾在考場上試射“三發皆中”，平日又留心時局，“慷慨好論兵事”，早已表現出軍事能力。

甲申之變發生後，福王朱由菘在南京即位，張煌言投筆從戎，可還沒等到他上南京找到組織，擁兵百萬的弘光政權就滅亡了。

浙江大部還在控制之下，張煌言奉命從台州把魯王朱以海接到紹興出任監國。一臣不事二主，從此，張煌言一生都與朱以海和東南沿海捆綁到了一起。

魯監國政權的錢塘江防線很快就被清軍徵南大將軍博洛擊潰，朱以海朝廷出海逃亡。張煌言此時只是個翰林修撰，沒有機會給他表現。

1647年（永曆元年，順治四年），張煌言的能力開始得到表現，這時他已被魯王加授右僉都御史。當年他與張名振、沈廷揚等一起率水師開到崇明島，準備呼應反正的蘇松提督吳勝兆。

哪知船隊在海上遭遇風暴顛覆，張煌言輾轉逃出包圍來到浙東，就地招募義軍屯田拒守，山寨軍紀嚴明，深得民眾擁護。

看上去容易，這其實很難做到，不管是義軍還是明軍，搶掠都很普遍，整肅軍紀也就是軍隊思想政治工作，能認識並做到這點，張煌言已非常人。

順治八年，舟山之戰爆發，張煌言與張名振使出圍魏救趙之計，出兵吳淞逼迫清軍回救。他們打得順風順水，負責舟山留守的蕩北伯阮進卻出了岔子，舟山之役功敗垂成。

舟山失守，朱以海失去了基地，只得投奔鄭成功。

鄭成功是抗清名將，但他也是個擁兵自重的軍閥，這點與左良玉、孫可望等人並無二致，他主要考慮的是自己的利益如何最大化。

鄭成功與張煌言之間保持着一種微妙的共存關係。張煌言、張名振等人忠於朱以海，一心想的是復國大業，鄭成功卻覬覦他們的兵力，想把他們收歸己用。

身處東南沿海的張煌言等人卻不得不依靠鄭成功，他有着最強大的水師，與鄭成功翻臉沒有好處。

但託庇於咄咄逼人的鄭成功，保持自己軍隊的獨立性也是很困難的。

這個尺度很微妙，一有不慎，要麼被吞併，要麼撕破臉。

這是玩政治，張煌言很好地把握了這個尺度，既保持了自己所部的獨立性，仍然忠於朱以海，又維持着和鄭成功的合作關係。

這一時期，張煌言還沒有獨自領兵，他與老戰友定西候張名振合作默契。二張部下兵力並不強大，只有不到兩萬人且偏居東南，但他們表現出的戰略眼光讓人歎服。

順治十年，二張出兵圍困崇明長達八個月。

出兵崇明並非莽撞之舉，這是為了接下去的三入長江而作準備。

第二年，二張發起三入長江之役，一年內三次深入江南，最遠到達了南京郊外燕子塢，並在金山登岸，登上金山寺，朝東南方向遙祭明孝陵，題詩寄慨。

這是1645年多鐸攻取江南後，時隔近十年再次有明朝官員登上金山寺。

三入長江更大的意義在戰略上，它是為了一個三路同時發動的方案：孫可望在西南出兵東征；錢謙益招募的義軍在南京發動；張煌言、張名振從東南率兵入長江攻略江南。

這個方案正中清朝軟肋，因為順治這時正處於將領和兵力青黃不接的時候。

可惜，其他兩路都已萬事俱備，孫可望那一路最後放了鴿子，浪費了張煌言等一次又一次進入長江。

雖然計劃沒成功，但可以看出同時期兵力最雄厚的兩個南明將領：孫可望和鄭成功，政治能力和戰略素養都不如張煌言。

忍辱負重與鄭成功合作的意義在他北伐時體現出來，張煌言的隱忍與堅持，幾乎就要得到回報。

1658年起，張煌言與鄭成功會師，發起北伐，在次年進入長江，勢如破竹。

進軍過程中，張煌言多次進言要及早攻取南京，可惜鄭成功在南京城下又出現私心自用的老問題，導致功敗垂成。

這時張煌言被鄭成功派到蕪湖進行招撫工作，他很快收復了四府、三州、二十四縣，城池近三十座，神奇的是，這些幾乎沒經過什麼戰事，地方上大多是主動請降。

相比鄭成功在南京城下二十多天遲疑不進，高下立判。

鄭成功在南京失敗後退回海上，張煌言孤軍深入，退路已斷，處於極度危險境地。

面對清軍圍堵，他舍舟登陸，變服夜行，歷經千難萬險，繞道前行兩千餘里，才終於九死一生，回到東南沿海。

這是一出現實版的千里走單騎，智勇雙全之外，這份忠義更值得欽佩。

這次失敗後，浙東抗清轉入低潮，清朝一統天下幾乎已成定局，鄭成功不久病死，張煌言空有能力，再無用武之地。

張煌言沒有取得更大成就，不是能力不夠，而是時勢使然。他在清朝和鄭成功的夾縫間生存，在雞蛋上跳舞，能堅持到最後實在已難能可貴。

明明在用人之際，有能力卻無處發揮，明末就是這樣一個尷尬的情況。無能者身居高位，馬士英、史可法、何騰蛟、馬吉翔等人都是代表；有才者空有志向無處報國，只能忍辱負重，張煌言、堵胤錫最為可惜。

張煌言生不逢時，未遇明主，侷限在東南一隅，沒有更大的平台給他發揮，埋沒了才能。假設把他與史可法、何騰蛟等人換個位置，當能一展鴻浩之志。

有能力並不就等於能成功，張煌言的堅持更值得敬佩，支撐張煌言20年的，是強大的精神力量。

從順治二年到康熙三年，張煌言領導海上抗清歷時16年。三度閩關，四入長江，二遭颶風覆舟，縱橫於鋒鏑之下，棲山蹈海，歷盡磨難。

為復明奔波的人不少，少有張煌言這樣文武雙全又堅持到底的孤忠。

把張煌言個人的堅持放大，他代表的是浙江這塊土地的人文傳統。

浙江是人文薈萃之地，有明一朝出了20個狀元，位居各省之冠，其中8人來自紹興地區，進士登科的人數則是恐怖的560人。

先哲強調忠君報國，張煌言又來自仕宦之家，如果不是戰亂，他本也該繼續學業衝擊進士，聖賢之書自然是讀得滾瓜爛熟的，他也曾自稱“將略原非所長，只以讀書知大義”。

忠君愛國的思想深刻影響浙江讀書人。

大學士朱大典是有名的貪官，卻拒絕博洛多次勸降，率兵固守自己老家金華縣城，堅守20多天後城破，朱大典率闔門及賓客在火藥局殉國。

大儒劉宗周在杭州失陷後，絕食20天殉國而死。

崇禎朝右僉都御史祁彪佳拒絕清廷招攬，自沉湖中，以死明志。

來自紹興的張煌言以文天祥為偶像，從小耳濡目染，夙承先學，浙江人文傳統早已深入其心。

魯迅先生説過：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

張煌言卻説：國亡家亦亡，我固甘沈族。

家即是國，國即是家，國亡了，家也不存在了。

1664年（康熙三年）七月十七日，在叛徒出賣下，已遣散部下，隱居海島的張煌言終於被捕，被押解到杭州。

清廷派官員勸降，張煌言回應：不侫之所以百折不回者，上則欲匡扶宗社，下則欲保捍桑梓。

上則憂國，下則憂民，也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路上，他寫下諸多詩篇，其中有一首《甲辰八月辭故里》：

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於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慚將赤手分三席，敢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屬鴟夷。

九月七日，張煌言在杭州弼教坊就義，臨刑時，他拒絕跪而受戮，“坐而受刃”，時年僅四十五歲。此前三天，他的妻子和獨子已在鎮江被害。

南明十八年曆史，傑出的抗清人物很多，論成就，張煌言並不出眾，地位也不算顯赫。

史可法、李定國、鄭成功等人名氣或許更大，但都有各自的缺點，難稱完美。

唯有張煌言，將近二十年裏，他經歷的艱難險阻難以想象，卻始終舉措得當，處處以大局為重，兼具政治理想與戰略眼光，從能力到氣節幾乎無可挑剔，是近乎完人的存在。

如此人格魅力，歷史上也是少有。

大儒黃宗羲與張煌言是世交，他也曾出任朱以海左副都御史，但很快便潛歸鄉里，不再抗爭，這也是明清交際之時許多明朝士大夫的選擇，他們要麼隱入山林，要麼遁入空門，總之還是惜命的。

黃宗羲多次怒噴馬士英，把他罵為歷史上頭號奸臣。馬士英被清兵所執後不屈而死，黃宗羲卻到底還是妥了協。

張煌言遇害後，黃宗羲慚愧不已，他為張煌言寫下墓誌銘，其中寫道：

今公已為千載人物，比之文山，人皆信之。餘屈身養母，戔戔自附於晉之處士，未知後之人其許我否也。

張煌言被害後，友人捐金由他外甥朱相玉買出首級，遵照他生前遺願，葬於南屏山路荔枝峯下，實現了他與岳飛、于謙為鄰的夙願，後人稱他們為“西湖三傑”。

迫於形勢，張煌言入葬後只得諱稱為“王先生墓”，每逢佳日，仰慕張煌言的百姓及遊人常來澆酒致奠。

此後，張老相公廟和張老相公殿陸續建成，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清廷也對張煌言加諡“忠烈”，將其牌位入“祀忠義祠”，得享定期供祭。

張煌言代表着明朝士人最後的堅持，後人所著的《兵部左侍郎張公傳》裏這麼説：自丙戌至甲辰，蓋十九年矣，煌言死而明亡。

然而，張煌言並沒有死，邵廷采在他的《東南紀事》中説：煌言固死而不死，不死而真有成也。

張煌言捨身成仁，精神不死。這來自於精神的力量，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浩然正氣，這股力量激盪長空，正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之精神所在。

清末章太炎是張煌言的鐵粉，240多年後，他重新排印被禁的《張蒼水集》並作序：

若公者，非獨超躍史、何諸將相，雖宋之文、李，猶愧之矣。

受張煌言與浙江人文精神影響，章太炎也是著名革命家，七次被通緝、三次入獄，經歷也多坎坷。常以張煌言的“西子湖頭有我師”自勵。日本侵華，章先生人生已近終點，臨終前他諄諄告誡家人：設有異族入主華夏，世世子孫毋食其官祿。

無疑，這也是受到張煌言的影響。章太炎去世後，也葬於南屏山下，與張煌言墓毗鄰，這也是他遺願。

西湖有美景，更有西湖三傑：岳飛、于謙和張蒼水。

中華文明為什麼數千年延綿不絕？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在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總有一批接一批的志士，肩負起民族救亡的歷史使命。

他們是真正的英雄！民族的脊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