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偶然讀到兩份晚清重臣的遺囑，覺得頗有意思，也很值得玩味。
1909年，晚清重臣張之洞的生命即將油盡燈滅。臨終前，他給子孫留下遺囑：“人總有一死，你們無需悲痛，我為官四十多年，勤奮做事，不謀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間，地不加一畝，可以無愧祖宗 ， 望你們無忘國恩，勿墜家風，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爭財產，勿入下流。 ”
8年前的1901 年某日，李鴻章自知不行了，給慈禧和光緒皇帝上了最後一道奏摺，這實際上也是他的遺囑。奏摺裏，李鴻章也表白了自己的心跡，説自己“服官四十年，未嘗因病請假”，“每念時局艱危，不敢自稱衰病，惟冀稍延餘息，重睹中興”。
張之洞與李鴻章在遺囑中，都提到了自己的勤政。這一點不是自吹，有他們一生的行事為證。但張之洞有一點跟李鴻章截然不同，那就是他的個人操守遠在李鴻章之上。張之洞為官清廉，從不索賄受賄，因為家中人口多，日子過得很艱難，有時年關實在挺不過去，他就派人典當衣服之類的東西。正因為官做得“清潔衞生”，所以，他敢在遺囑中説：“不謀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間，地不加一畝，可以無愧祖宗。
李鴻章則是一個典型的貪官。李鴻章初入仕時，他家只是中產之家，李府最盛時居然有田一百多萬畝，難怪當時有人諷刺他“宰相合肥天下瘦”。也許因為心裏有鬼吧，李鴻章寫給慈禧和光緒的遺囑只敢説“服官四十年，未嘗因病請假”， 而不敢像張之洞一樣聲明自己“不謀私利”。
兩份遺囑表面上大致相近，深究起來迥然相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