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起“古人夜裏出城有沒有小路”這事兒，“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先生，就是深有體會。
北宋熙寧年間，這位大才子曾擔任“知齊州（濟南）軍州事”，兩年的“父母官”任上，他除了留下一堆好詩文，更辦了一堆好事，除了整治了當地的惡霸，還平息了肆虐多年的水患，建起了當地的“北水門”，奠定了“泉城”接下來數百年的城市佈局。也正因如此，待到他受命調任襄陽時，齊州百姓竟然“絕橋閉門”阻止他離開。無奈之下，這位“父母官”只能熬到深夜，才瞅機會撒腿開溜——身為父母官，都得從正門走，沒“小路”。
之所以如此，就因對於古代的大城市來説，“城門”就幾乎是唯一的對外出口。
在宋代以前，中國古代的城市建設管理，主要偏重於政治軍事的考量，宋代年間起才越發偏重商業職能。所以歷朝歷代但凡修建城池，都高度重視防護性。比如明代時在原長安遺址建起的西安城牆，就高達12米，寬12到14米，底厚15到比唐代的舊城牆幾乎“大一截”。外圍還有深兩丈寬八尺長四千五百丈的護城河，明朝中葉以後，西安城牆又有糯米灰漿加固，清代時又再次整修，包磚深埋地下三米，形成“層層防護”。
雖説古代的城池，並非都是明清西安古城這般牢固，但其建造維護，基本都是同一個思路——就是用嚴密的城牆加護城河，將城池牢牢保護起來。這種情況下，城門就是一座城池的交通出口，想找別的“小路”？武俠小説都很少這麼寫。
也正因如此，城門的管理，放在古代就是重中之重：比如唐初的長安城門，就嚴格遵循“依鼓聲啓閉”的原則。長安城連接城門的六條主幹道都設有“街鼓”，從長安城的外城城門到各坊的坊門，都是按照鼓聲的次序開啓，一絲一毫都不能錯。甚至守城的城門郎，連鑰匙都不能拿，卻是放在城門東郞下，由城門郎屬官按時送來。
這樣的嚴苛，也不止在大唐長安，更不止在唐朝。以《墨子》的説法：“昏，諸門亭皆閉之，晨見掌文，請鑰開門”。一座城市的日出日落，基本就由城門的開閉來“呈現”。
為什麼如此嚴苛？除了防禦安全的考慮外，同樣重要的原因，還有交通的考量：古代的城池並非孤立存在，重要的城池往往也是交通的樞紐。就以唐代幾座“一線城市”為例：以唐代洛陽為中心的交通幹道，當時主要就有五座，向北可以通到黑龍江流域，向東可以到達山東半島，向南可以到達揚州。唐代的成都除了從陸路連接陝西關中，還可以從水路直通湖廣荊州，正如杜甫所説：“既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這樣密集的交通網，帶來的必然是大量人員與物資的流動。在古代科技有限的條件下，也必須控制“開城關城”的時間，才能夠做到有效管理。特別是到了明清年間，以《酌中志》的記載，單是明朝的“皇店”，經運河就要輸送來七萬多隻貂皮和三十萬只羊。而宋代的汴渠，每年也可以給汴京帶來一百萬斤炭和一千七百萬斤木柴。這麼多的物資每天從城門裏送進送出，也只有嚴格的“開門關門”，才可安全把控。
比如在“曾鞏連夜跑路”的北宋年間，北宋都城汴京的南燻門外，每天晚上匯聚在此的豬肉販子，人數就有上萬。每天送入汴京城的豬肉，都要在清晨的南燻門接受檢驗。要是“亂開門”，汴京百姓可就吃不上“放心肉”了。
不過，和唐朝比起來，宋朝確實是個“城市經濟”更發達的朝代。在之前的唐朝，別説是城門，城市裏的“市門”“坊門”到點就要關，“閉門鼓”敲過後還敢出來過“夜生活”的人，抓住就是“笞二十”。到了北宋年間的汴京，中國的古代城市，也終於有了“夜生活”。別看城門依然關着，但從御街的夜市到瓦市勾欄的表演，樣樣熱鬧無比。連宋仁宗都來湊熱鬧，跑到瓦市看女相撲摔跤，惹得司馬光等人一頓大罵。
而在這樣“關起來門來”的熱鬧裏，古代中國的城市經濟，也一代代高速發展：北宋的汴京人口，高峯時突破百萬，官營作坊的工匠就有近萬人。南宋都城臨安的人口一度突破一百二十萬，且“杭城大街，買賣晝夜不絕”。這樣的城市發展水平，放在當時世界上是什麼級別？14世紀中葉時，米蘭、佛羅倫薩等歐洲“超級城市”，人口不過五萬人。1469年的德國漢堡，首飾工匠只有12人，遠遠比不上宋朝的水平。
城市的發展和交通的便利，也在一次次“開城關城”間，加速着人口的流動和經濟的發展。比如明代時同樣達到百分人口“體量”的北京城，在“九門”之外城市日益擴展，而且“四方奇珍雲集”，全國的財貨薈萃京城，大量外來人口聚集。北京本地人口也大量外流。以萬曆年間《宛署雜記》記載，當時北京周邊的農民，大量外流務工，甚至“兩縣編民無一二”。高速的流動背後，是古代中國商品經濟的蓬勃發展。
這樣的發展，也帶來了古代中國另一個火熱現象：大量市鎮出現。如果説這些“城高池深”的城池，屬於古人主動建造。那麼那些城池周邊的市鎮，卻是自然形成的產物：就以宋代為例，蘇州杭州等東南城市的繁榮，也帶動了新型市鎮的出現，原本臨時的集市，漸漸變成了繁華的小城鎮。比如北宋的杭州城外，只有七八個小市鎮，南宋變“臨安”後，大量市鎮雨後春筍般出現，甚至“可比外路一小小州郡”。
明清年間的江南市鎮，更是典型例子：明代起，中國的農村生產力大幅提高，農村剩餘人口大量增加，同時隨着海陸絲綢之路的勃興，中國的鐵器絲織品瓷器棉布賣火全世界，發達的手工業，催生了更多市鎮的誕生——單是松江地區的華亭、青浦、上海三個縣，“名下”在明代時，就增加了二十多個小鎮。湖州杭州等地，小市鎮更是增加了百多個。我們今天熟悉的，一個個商業發達的“江南市鎮”，就是起於那時。
同樣是發達的交通運輸與經濟流動，讓很多“小鎮”的規模，也是滾雪球般擴大。典型就是著名的景德鎮——明清時代的景德鎮，雖然掛着“鎮”的名號，但“工匠人夫不下十萬”，且“終歲煙火相望”，憑着火熱的瓷器貿易和周邊“大城市”的繁榮經濟，景德鎮在鴉片戰爭前的發展速度也十分驚人，人口一度到達25萬，與漢口、朱仙鎮、佛山齊名，公認當時中國“四大鎮”。
這樣的繁華，就是在古代城門的“開閉”之間，默默到達高峯，繁華景象留下的遺蹟，今天常在史冊裏叫人歎為觀止，其背後深藏的，卻是開放與流動，對於國民經濟永遠不過時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