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淮西集團的沒落，看朱元璋“英雄主義”與“鄉土情懷”
洪武皇帝朱元璋在元末起兵“淮西”，歷經二十餘年的時間最終實現了全國的統一。
以元順帝至正十一年的劉福通、韓山童建立的“龍鳳政權”為序幕，元朝末年出現了羣雄並起的激盪局面。以徐壽輝為首的“天完政權”、以張士誠為首的“東周政權”以及以陳友諒為首的“東漢政權”紛紛舉起反抗的大旗。最終，出身貧寒的“淮右布衣”朱元璋結束了紛亂不止的爭鬥局面。
“地緣”與“血緣”的紐帶將“淮西集團”與朱元璋緊密地聯繫到了一起。無論是淮西集團的文臣還是武將，在朱元璋平定天下的過程中都做出了突出貢獻。對內馮勝、陶安等淮西文臣幫助朱元璋制定了“以應天為中心”的戰略，而李善長更是建議朱元璋效仿漢劉邦的“約法三章”以獲取民心。對外淮西武將則在戰術行動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以徐達、常遇春為首的將領在朱元璋攻克陳友諒、大破張士誠、攻佔元大都等重要節點上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但在朱元璋平定天下建立了明朝之後，“淮西集團”的功臣羣體卻逐漸沒落，竟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覆滅的道路。以“藍玉案”、“胡惟庸案”為標誌性事件的屠戮清理功臣行動，在洪武皇帝執政的中後期佔據了很大的分量。到了朱元璋的晚年，以“開國功臣”為首的“淮西集團”幾乎完全崩潰。對於“淮西集團”的覆滅，朱元璋個人的出身以及性格有一定原因，但更為重要的卻是“君權”與“臣權”的對峙。
以“鄉土”情節為口號的“淮西集團”
朱元璋最初依偎於濠州紅巾軍首領郭子興，隨着紅巾軍內部的矛盾激化，朱元璋不得不在至正十四年獨自謀求發展。這一年的朱元璋帶走了以徐達、湯和為首的二十四位淮西籍將領，而後又招募了馮國用兄弟以及定遠老鄉李善長。次年，朱元璋接納了前來投奔的鳳陽人常遇春以及淮西人鄧愈，“淮西集團”在此時已經初具雛形。在朱元璋攻下集慶並且將其更名為應天之後，藍玉、胡惟庸等人也投至其麾下，“淮西集團”在此時正式形成。
朱元璋在創業之初就以“鄉土情結”作為招募人才的口號，而此後他們之間的關係不斷深化。朱元璋一方面通過“鄉黨”來聯結“淮西集團”內部關係，另一方面又以“聯姻”以及“結親”這種傳統的方式加固。相同出身決定朱元璋與淮西人士在思想上的高度一致，除此之外他們所代表的階層和利益也是一致的。在元末那個動盪的時期，武力是證明自己的唯一方法，而武將佔了大多數的“淮西集團”，在朱元璋掃平一切障礙的過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也是朱元璋在開國以後重用他們的重要原因。
洪武初年明朝政治格局奇特，傳統意義上佔據正統地位的江浙儒生並未受到應有重視。“重武輕文”這一思想主線基本貫穿明朝初年，文臣的地位在這一時期甚至堪稱低微。以《明史》記載來看，文臣武將地位差主要體現有三：第一，武將死後有諡號，而文臣死後是沒有諡號的；第二點，武將可以被封為侯爵，而洪武年間的文臣沒有被封為侯爵的例子；第三點，武將大都擔任重要職位，而文臣擔任的往往是一些閒職。以“淮西集團”為首的武將地位在洪武初年被極度拔高，而以江浙儒生為首的文臣則受到了打壓。
這一現象產生的根源是一種必然，它與朱元璋得天下的過程有着直接的聯繫，但更為深層次的原因則是朱元璋個人的出身。朱元璋是仰仗自己的鄉黨們得來天下的，他必須在自己成功之後對功臣們做出回報。除了物質上的反饋，朱元璋提供更多的恰恰是思想支持。
“淮西集團”一直是朱元璋內部的基石，它的內部是以武將作為核心的，而這些人本能地瞧不上那些只會誇誇其談的士人。除此之外，明朝初年的外部局勢並不樂觀，全國各地依舊有各種勢力崛起，而蒙古勢力在境外也有捲土重來的趨勢。朱元璋無論是從個人的感情出發，還是基於明朝初年的政治現實，都必將繼續重用淮西舊臣。
朱元璋個人的出身是“淮西集團”得到重用的根本原因，這其實也是他在洪武中後期大開殺戒的根本原因。朱元璋的出身有着三層含義：第一層是地域上的，也就是他所仰仗的淮右地區；第二點是他的身份，也就是他一直標榜的“布衣”，實際上更為準確地來説是“流民”；而第三點則是文化上的，他的本質是遊牧與中原文化結合的產物。
淮西處於南北分界點上，受到儒家文化的薰陶同時，也在長期的歷史演變過程中接受了遊牧文化的滲透，而出身底層的朱元璋在這種文化氛圍下成長。他的身上有着強烈“小農意識”和“實用主義意識”。與生俱來的小農意識使得朱元璋寄希望通過“地域”、“鄉情”、“血緣”等紐帶將國家變為自己的“私產”，而“實用主義哲學”則使得他對儒家那一套不感興趣。在種種條件之下，朱元璋將“淮西集團”作為明朝的權力核心是一種必然。
“家族企業”與“個人英雄”的矛盾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在中央集權逐漸發展的過程中，“淮西集團”竟意欲與明政權爭鋒，這也使得“淮西集團”與朱元璋之間的矛盾開始顯露了出來。朱元璋有感於宋朝“文人政治”的弊端，加上他的“實用主義”使得他有意淡化士大夫階層的影響力。但在執政後不久，過分冷落文官的弊端就顯示了出來，“淮西集團”失去了任何制約開始極度膨脹，直接威脅到了朱元璋的帝權。朱元璋不得不正視這個問題。
朱元璋所重用的鄉黨集團內部出現了眾多不和諧的聲音，其中的重要例子就是胡惟庸和藍玉。“胡藍之獄”可以看作是朱元璋的有意為之，他趁着此機會對權力進行收攏並徹底收拾了“淮西集團”。朱元璋藉着“胡藍之獄”的勢頭，開始着手廢除丞相。“設相之後，臣張君之威福，亂自秦起，宰相權重，指鹿為馬。自秦以下，君天下者，皆不鑑秦設相之患，相繼而命之，往往病及於國君者，其故在擅專威福。”在朱元璋下令撤銷中書省之後，延續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就此消亡。
朱元璋對於淮西舊部的打擊是一種必然，丞相的廢除也是一種必然。明朝的政治制度是相當複雜，這和朱元璋個人的出身以及時代背景分不開。朱元璋生長在南北交融的淮河流域，遊牧文化和儒家文化的特點在他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他一方面有着傳統中國人的那種“鄉土情懷”以及農耕文明帶來的“小農意識”，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有着北方蒙古人所崇尚的“個人主義英雄情懷”，這兩種性格使得朱元璋這個人極為矛盾。
他希望將明朝打造成為一個以“血緣親疏”為紐帶的“家族企業”，但他又不容許任何人侵犯他的權威。而以功臣為首的淮西集團，在後期的所作所為不知不覺的觸犯了他的底線，正是淮西集團的肆無忌憚使得朱元璋大開殺戒。正是這種性格促使了朱元璋廢除丞相，他不僅希望自己能夠成為政治上的權威，他還希望自己能夠成為天下人的精神領袖。兩宋以來的“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傳統就此分崩離析，帶有嚴重的個人主義性格的朱元璋就是其終結者。
事實上，一直到朱元璋去世，明朝的士大夫地位還是相當低微的。朱元璋在清除了淮西舊部的勢力之後，並沒有扶植另一個新勢力，而是將所有的權力牢牢抓在手掌。朱元璋崇尚的是個人的力量，他低估了儒家的精神力量，而事實證明朱元璋所採取的“重典政策”是完全失敗的。在淮西集團被完全消滅之後，明朝事實上已經完全淪為了朱元璋的個人財產，這一時期在中國的文化史上是一種倒退，士大夫對自身價值觀的認同產生了扭曲。
相權被廢，宣告皇權的勝利
朱元璋大肆屠戮功臣以及清理淮西舊部的行為，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個人原因，他的本質是為了加強帝權，而這一點是明朝發展的必然。朱元璋對中央集權的理解與眾不同，對於“淮西集團”的清理就是為了將權力集中到自己的身上，而“廢除宰相”則標誌着他的完全勝利，也標誌着封建時代的帝權在這一事件之後達到了頂峯。能夠如此強化自身權力，其背後有着兩個非常深層次的原因：第一個是唐宋以後的趨勢使然；第二個則是明朝對蒙元遺產的吸收。
起於秦朝的丞相制度本意是為了平衡帝權，但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弊端。丞相作為實際上的政治首腦，其作用的顯現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擔任者的品德，因品行不端或對權力掌控欲太強引發的問題不勝枚舉。而唐宋時期都有意削弱這一職位的權力範圍，無論是唐朝完善的三省六部制度，還是宋太祖建立的“二府三司制”，都是對這一職位的有意弱化。只不過唐宋兩朝的皇帝沒有朱元璋的野心和魄力，同時條件也不成熟，所以這一制度並未得到廢除。
而明朝直接繼承了元朝的遺產，遊牧民族的個人英雄主義思潮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更為重要的是，明朝的根本制度是吸收了元朝的，朱元璋希望將明朝建立成為和元朝一樣的“家產製”國家。除了這一先決條件之外，元朝之後儒家的沒落也是重要原因，明朝初年的儒家陣營僅剩江浙一帶，其他地方的儒學都極度衰敗。儒家的勢力不足以與皇帝抗衡，而皇帝又幾乎沒有受到過儒家正統思想的啓蒙，個人的權力因此得到了空前的膨脹。
明朝初年的皇帝權力得到了空前的集中，這是諸多歷史條件混合的產物，而不能簡單地歸結於個人。在歷史趨勢、元朝遺產、儒學不昌以及皇帝個人的多重條件影響之下，加強帝權成為了明朝的主旋律，而朱元璋消滅“淮西集團”只是一個前奏，真正的高潮是他對於丞相制度的廢除。這一重大的歷史事件從表面上來看是朱元璋一人為之，但更加深層次地去理解則會發現，這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為朱元璋立下了汗馬功勞的“淮西集團”逃脱不了覆滅的命運，朱元璋在前期扶植他們是出於自身的需要，而他們的覆滅則是歷史的必然。深受農耕文明影響的朱元璋希望打造一個“家族式”的天下，而以地域、情感、血緣等為紐帶的“淮西集團”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受到蒙元文化影響的朱元璋無法忍受任何人對他的干擾，尤其是他在內心深處將天下視為自己的“私人財產”，威脅他的“淮西集團”必然受到打擊。
“淮西集團”的膨脹是人性陰影下的必然，明朝出現帝權的高度集中也是歷史發展的趨勢。唐宋時期對相權的削弱給明朝提供了模板，而元朝的政治遺產則直接為明朝提供了條件基礎。儒家文化的衰敗使得起於草莽的朱元璋最終獲勝，延續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被徹底廢除。但遺憾的是，朱元璋低估了士大夫階層的力量，在他去世之後，被壓制的士大夫出現了反彈，而這種反彈的最高峯則是明朝末年的“東林黨人”。朱元璋對於權力的過分追逐，在某種程度上來講加速了明朝的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