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鳩山大學的三位老師

回憶鳩山大學的三位老師

文:殷振志

我是鳩山紅專大學復生後的第二批學員,入校時間大約在1974年4月,我高中畢業剛一年多,在家務農,也作為文化青年在村裏跑點兒事,比如搞科技試驗田、辦專欄等,雖前途渺茫卻也熱情甚高。

有一天,大隊通知我去“鳩大”上學,我很高興。因為那時的青年人雖有學可上,卻無“大學”可學。上大學是青年人的夢想,但要由公社推薦,且指標甚少。我不知道鳩山大學為何物,但好歹有“大學”可上,倒也滿以為自豪的。後來的經驗證明,鳩山大學竟是我人生的一個轉折點。

當時鳩山大學雲集了一批優秀的教職工隊伍,他們都從不同的側面給了我不同的教益。其中有三位老師,在我學習工作的四年多時間裏,他們給我的影響很深,我也最敬佩他們。

“政治家”

張海濱

1974年4月進入鳩山大學後,同學們就在談論着張海濱,説他如何如何了不起。上世紀60年代初期,不知出於何故,鳩山大學被砍掉了。曾經為鳩山大學貢獻過青春和抱負的張海濱,竟然上書中央,直接寫信給康生,為鳩山大學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鳴不平,為此當時的河南省委領導還專門接見了他。

那時自己小,沒見過世面,聽到這些事,覺得這是一個怎樣的人物啊!有時也天真地想,這次鳩大復生是不是與他也有關係呢?

想到此,就更對他肅然起敬了。後來見到他,更覺得只有他才配做這樣的事。那時的他30多歲,風華正茂,長得英俊而儒雅,為人熱情而正直。他很活躍,作為學校領導班子成員,他很善於處理關係,處事穩重而靈活,説話親切而富於情理,寬以待人又不失主見。他不會激化矛盾,卻能將矛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的髮型、神色和風度有點兒周恩來的影子,頗具政治家的氣度。讓人很願意接近他,但有一絲敬畏。後來聽説了他的一些經歷,又覺得他是為理想可以獻身的人,他的勇氣和膽識也是源於他的抱負。

一次是1958年中國民航學院招生,他作為職工子弟是可以去上學的。但為了鳩山大學,他硬是放棄了去北京上學的機會;另一次是1962年,他去河南農學院深造,由於他的優秀,學校曾想讓他留校工作,但他又一次選擇了放棄,毅然回到了培育他的那塊熱土。當時“鳩大”已經停辦,但他仍存一線希望,他不甘心“鳩大”就這樣消失。所以他才敢於站出來搖旗吶喊,為“鳩大”的生存鼓與呼。當然個人的力量無法改變和抗拒歷史,但他的精神卻讓人敬仰。當歷史和時代沉澱迂迴、盤旋推進的時候,他又是一個與時俱進順應時代的人。

當鳩山大學面臨改革的大潮又一次歸於虛無的時候,他看到了中國真正的希望。他放棄了曾經的理想,也為自己的理想曾經發出的一絲光輝而欣慰。他無愧時代,也無愧於人生。因為他曾經為他的時代,為他的理想奮鬥過。當我們自鳩大分別再次見面時,那是在1986年,他已在縣委宣傳部工作,後來又去了縣新華書店任經理把一個單位經營得非常好。

“鬼才”

王國亮

國亮老師大約是1974年秋季師專畢業分配到鳩山大學的。和他一起分配去的有好幾位老師,但只有他最精神。留短髮,前額突出,給人感覺他的大腦很發達;兩隻眼睛黑又亮,飽滿而靈活,寒光逼人;説話小銅聲,底氣足,不時“嘿嘿”地笑,有種詭秘的味道。

在他面前,你似乎不敢撒謊,他彷彿可以看透你的內心。他為人嚴謹,處事精明,論道精闢,行動起來有一陣風,既有青年人的朝氣,又有長者的老練他給人的感覺是不即不離的,能讓人生出一絲敬畏。他是學校領導班子成員,既是管理者又是教書者。作為學校領導之一,他處事不露聲色,善於應付局面,有謀士之風。

作為教書者,他富有學養和才華,經常寫劇本,有作家之夢。為此,他煙癮很大,一天兩包黃皮許昌煙,一根接一根地吸,以刺激他的思緒和才情。那時他的月工資大約是29元,而一包黃皮許昌2毛5分錢,一天5毛錢,一個月就需要15元,光吸煙就佔他每月工資的一半多。作為學生,那時我們連一頓5分錢的菜都不捨得吃,而他竟如此奢侈,如此藐視金錢,覺得他生活得很詩意,很瀟灑,有種魏晉人的放達。

然而,最使我欽佩他的是靈性。有一次和他閒聊,不知怎麼聊到了字典上,他説最不好查的是四角號碼字典。起初他也不知道怎麼查,也沒請教過別人,就自己有意無意地翻。有一天,翻着翻着,突然就會了。聽到這裏,我頓時森然,覺得這個人不一般,似有仙人之體。

時間延續到了1977 年。高考恢復後,鳩山大學招進了首批師範生。國亮老師教語文,主攻的是魯迅專題,這是現代文學史乃至中國文學史中最不好講的課題之一。但他思接天地,旁徵博引,講魯迅竟也別開生面,新意迭出。那時的他躊躇滿志,辛勤耕耘,經常見到他挾着厚厚的書本健步穿梭的身影。他潛心於治學和教學,對自己的研究充滿自信。有一次,他説自己所熟悉的一位教授用10年工夫研究魯迅,他準備用20年時間,不信研究不出成果來。

這時的他,言談舉止中竟有學者氣派。後來,鳩大師範撤往漯河,教師分流。他調到縣教育局,從一般職員幹起,一步步竟幹到了紀委書記的位置。2002年,我到縣紀委工作不久,他即卸職,賦閒在家。隨後聽説他研究《周易》,且能應用自如,頗有心得,他能將八卦、六爻課、四柱、梅花易數、奇門遁甲結合起來看,還真讓我會心一笑。從知道他頓悟四角號碼字典的那一天起,我就深知他有發幽探微的本領。現在,他閒下來了,破解天地之機,徜徉於玄學詭道,正是神仙一般的日子。

“大丈夫”

金盛才

金盛才老師是文殊繩李村人。他身上故事多一生充滿傳奇色彩。他是一個追求真理的理想主義者,其精神操守常人難以比及。他有魯迅的硬骨頭精神,浩氣凜然,蔑視名利和權貴。他一生經歷無數風雨,甜少苦多,有耶穌擔荷人類罪惡的悲劇色彩,其甘願自我毀滅的勇氣讓人撕心裂肺。

他望之儼然,即之也温,有民胞物與的悲憫情懷,像山一樣的堅韌和沉穩。他有哲學家的素養和氣質,看問題尖鋭而深邃,説話低沉舒緩,富有邏輯,有一種不容置疑的自信和肯定。他有軍人氣概,將才之資,無論得失榮辱,你都不敢小看他,他是那種可以默默無聞但在人的內心仍然可以倚重的人。

約在解放初期,他在許昌高中就讀。畢業後參加高考,在高考分數未公佈時,軍隊院校來許昌高中,要特招一批學生到部隊院校深造,當時他就報了名,通過考試體檢後,他考入當時的瀋陽陸軍學院。剛到校不久,北京農業大學也下達了錄取通知書。他把這些情況向院校領導作了彙報,院校領導説,為了他本人前途,願走願留尊重他本人意願。他當時表態,為了支援軍隊建設,他願意留在軍隊院校繼續深造。後因空軍急需一批知識型青年,他又被派到空軍院校學習,後被分配到北京空軍第四航空學校任雷達教員,以後又當過《戰士報》記者。

“文革”開始時,他被派到北京無線電一廠作軍代表,毛主席第八次接見紅衞兵時,他曾在天安門前值勤,並見過毛主席這是他一生感到的最大幸福。後來,他回原單位。當時北京空軍第四航校的校長是少將梁軍(系林彪死黨,因林彪事件被捕)。當時軍隊兩派鬥爭十分厲害,梁軍為拉攏一批勢力保自己,就委任他做航校印刷廠的廠長兼黨支部書記。而他也沒辜負梁軍的期望,率領廠裏的員工極力保梁軍。通過一段交往和觀察,他發現了梁軍的一些劣跡,隨後又反戈一擊,造了梁軍的反。為此梁軍找他談話,説自己很器重他,並私下裏封官許願,而他竟不為所動。

此時,他的家人已到了隨軍年限,妻子兒女幾個人的户口已遷到了北京。但他思前想後,又勸家人把户口遷回農村,並説根據當時的形勢發展,他要和梁軍鬥到底,並隨時準備着復員回農村。果不其然,後來隨着鬥爭的深入,他們這一批反梁軍的院校教員,統統被集體復員。復員後他被分配到許昌五中教書,對此他不感興趣,當時和家人商量,他要回村當黨支部書記,要改變家鄉一窮二白的落後面貌。他這種想法立即遭到了全家人的極力反對,並對他有諸多埋怨。

林彪事件後,他慶幸的對家人説:“當時我在部隊反梁軍是反對了,我如果跟梁軍走,現在也被列入梁軍死黨入獄了,那可真是死有餘辜了,看來是爬得越高跌得越慘。”當時第四航校是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抓的一個點,和金老師同事的幾個教員,由於死保梁軍,都被提拔為團、師級幹部,林彪事件後都被審查,有兩個還隨梁軍入了獄。

在許昌五中教了大概2年的書,他一心二心想着回禹縣,後來正值鳩山大學恢復,他就回到了鳩山大學。我見到他的時候,他大約40歲左右,一看就氣度不凡,像是見過大世面的人,言談舉止堅毅而從容,使人很想靠近他、依賴他。他教政治課,對哲學尤其精通,他對大學裏的哲學講義並不贊成,曾遺憾自己沒做個哲學教授。他不是學校領導成員,但總覺得學校很倚重他,而他似乎並不是太合作,常有齟齬的事情發生,有時弄得還很激烈。

我不知道這其中的內情,也無意評價他們之間的對錯是非,但我寧願相信他們之間的不愉快更多的是人格與見識的差異,是他那魯迅式的氣質和天生的對現實的批判精神。他藐視那些政治伎倆,把真理和真誠、崇高和奉獻、清白與無私似乎看的更高更重。後來的一件事,他又一次讓人見識了他的驚人之舉。

他的兒子也在鳩山大學學習,畢業後留校工作,並很快被轉為當時禹縣的首批“亦工亦農”,有了正式的工作和工資。這在當時是很多人想辦都辦不到的事。但他認為這是學校在照顧他,一個黨員幹部不應該搞特殊,年輕人的路應該自己走,鳩山大學就是培養農村人才的,應該從哪裏來還到哪裏去。當時政治鬥爭中有反資產階級法權一説,於是他就從自身開刀,衝破來自學校、社會、家庭的重重阻力,毅然勸兒子辭去工作,返鄉務農。

這在當時是多麼地不可思議啊!當人們都珍視美好的時候,他又一次將美好撕毀給人看。是憨,是傻,是計謀,是邪惡,是深謀遠慮,是未卜先知?任由世俗評説。但有一點現在看來他是做對了。80年代初期,除廠礦企業,所有機關、學校、事業單位都在清理“亦工亦農”。這樣,金老師的兒子即使當時不回去,事後還得回去。而事後回去很悲涼,提前回去悲涼中帶有壯烈,讓人間久久迴旋着他那股英雄氣。

兒子走了,他在“鳩大”的一台大戲也唱完了,他也該走了。於是,沒到鳩山大學又一次被解散,他就提前回到了本地的學校教書。他的人生從城市到鄉村、從高潮到低潮、從上坡到下坡,也算滾到底了,從此他過着深居簡出的生活,即使這樣,他仍然力所能及地接濟和幫助別人,而很少顧到自己的家庭和兒女。

他在大是大非面前義無反顧,在弱小眾生面前卻又菩薩心腸。他常想將自己的一生寫成自傳,將自己的心靈撕裂給人看,但由於種種原因而沒成行。到了晚年,他思索更多的是生命的真正意義和宇宙的本相,他一生都在尋求答案。後來,聽説他在研究基督教,按南懷瑾的説法,宗教信仰乃大丈夫之事,非帝王將相所能為。

因為超越自我,跨出世俗需要多麼大的勇氣和決心啊!他一生仰不怍於天,俯不愧於人,晚年的他又一次做了回大丈夫。他是我一生最敬重的人之一。

(來源:禹州市三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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