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二十年秋的產量，據公佈只有300萬石，僅相當於平年收成的六成多一點，十分慘淡。該年氣候寒冷，缺少肥料和勞動力，種種惡劣條件加上戰敗後原有的國家鐵序崩潰，政府無法像以前那樣控制大米的產量了。徵購大米的強制力也被弱化了。在此背景下，如何繼續生存是至關重要的。吉田先生不得不在這樣的情況下第一次組閣。昭和二十一年五月的某個下午，故交原農林大臣石黑衷篤和醫生武見太郎(後來得知他是吉田先生的親戚)突然來到我的大學教研室。他們受吉田先生之託，為明天吉田先生組閣的“欽命”而來，希望我出任農林大臣。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尤其對我而言，這與我迄今為止的經歷完全不同。因此分別之前我對他們説，要仔細考慮一夜，明
日再答覆。
當天傍晚，吉田先生通知我説，想在銀座的武見博士診所和我會面。我去了之後，吉田先生熱情又誠懇地對我説:“明天就要組閣了，可是新內閣有兩個問題，一個是新憲法的制定，另一個是糧食問題的解決，總之，吉田內閣的使命就是解決這兩個緊急問題。今後半年的工作，尤其是糧食問題，只要能維持到秋收就算告一段落。希望你可以在那之前屈任農林大臣。”
此前，幣原內閣末期的時候曾設立了糧食對策審議會，我曾被選為委員長。而當委員會報告即將完成、 連《首相告全體國民書》的草案都快完成的時候，幣原內閣辭職了，兩份文件也因此沒有了着落。而吉田先生的使者石黑先生和吉田先生本人，都希望曾擔任這個委員長的我能參加內閣。
對我而言還有一大問題，我已經完全忘記了上文所述委員會報告的內容，只模糊地記得一個數字。昭和二十一年糧食年(到同年十月底)，無論怎樣努力征收糧食並進行有計劃的延遲供應(每個月延遲3天，半年共延遲18天),還是缺少一百多萬噸(七百萬石)的大米。啊，一百萬噸!這只是勉強維持定量供應、保證國民飲食的最低數量，但在當時也是最高數字了。這是與飢餓鬥爭的政府最大且唯一的目標。更努力地使農民多交糧食，搜出隱藏起來的大米，向盟軍總部申請進口糧食等等，雖然都是對策，卻因缺乏實力而收效甚微。
雖然我以委員長的身份向“他人”進言，但我自己對於對策的可行性並無自信，煩惱到失眠的地步。第二天早上，我就和石黑先生還有被監禁三年多重新出任農政局長的和田博雄先生商量了這個問題，然而還是一籌莫展。和田先生鼓勵我説，如果需要的話他可以出任次官，和我共度難關。我十分感謝他的厚意，但還是無法接受。
當天晚上，我按時去當時的外相官邸拜訪了吉田先生，向他説明理由之後，謝絕了他的邀請。當時吉田先生已經受命為首相，所以有許多新聞記者圍着官邸。我去的時候悄悄地走了後門，而出來的時候，由於如釋重負地認為和我無關，就從正門走了出來。由於當時內閣人選尚無消息，因此各位新聞記者都問我:“是彙報糧食問題嗎? ”
第二天早上無意間拿起報紙一看，令我大吃一驚。吉田新內閣的閣員候補名單中竟然有我的名字，一旦被傳出去，我的家庭和親屬們將無法應付這件事情。 更令人震驚的是，古田總理及有關人員突然來到我家， 吉田先生鄭重地表示希望我再考慮一下。...
當然，我承吉田先生的好意，仔細重新考慮了一下。有流言稱我因為與吉田內閣政見不和而不參與內閣。而我當時並沒有特別意識到這個問題。對我來説，問題的重點只是如何籌備短缺的一百多萬噸大米而已。但我也明白，籌備時為了按當初的方案增加國內的交收量，和內閣的目標是息息相關的。因此我靈光一閃:雖然不是絕對條件，但倘若能請大內兵衞和我同時參加內閣，也許還能把徵購工作強制貫徹下去。聽説吉田先生也拜訪了這位大內先生，可最後還是沒能請到他出山。
當時，有許多人勸我參加內閣。我很感激他們的厚意和熱心，但是拿着大米到我這兒送禮的則只有一人。不愧是吉田首相，很快傳來了好消息:經過最近和麥克阿瑟總部的交涉，獲得了進口若干糧食的許可，美國政府已經承潘向日本出口大約六十萬噸糧食。這讓我大為快慰。
這段時間，吉田先生的熱情深深感動了我，他的執着和一經決定便毫不讓步的精神讓我深銘肺腑。最後一天，為了消解多日來的疲勞，我應弟弟之約與他一同前往他在田園調布所租的房屋。“為了這點事就累成這樣， 我真是大沒用了，真不是能擔當國家大事的人才。平沼內閣為了是否締結三國同盟條約的問題開了一百多次會議也沒定下來，最後留下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就辭職了，這種執着是很重要的。”我邊對弟弟説着邊進了屋，結果發現剛才光臨寒舍的吉田先生和石黑先生正在等着我。
我們借用房東的會客室和內客廳討論了五個小時左右。我個人感到很過意不去，對吉田老人的熱誠之心十分動容。他甚至説:“麥克阿瑟總司令官不是説過不會讓一個日本人餓死嗎?”對糧食問題沒有信心的我，此時也有所動搖，想要參加內閣一試。但深思熟慮之後，還是沒能點頭應允。想必吉田先生也很掃興。傍晚時分他們告辭之時，我在玄關給吉田先生穿上外套，不由得向他道歉。而對於石黑先生我也懷有同樣的心情。
(東煙精一《第一次吉田內閣時期的糧食問題》，吉田茂《回首十年》第二卷219至222頁，新潮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