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沙俄時代，俄國境內各民族地區均處於高壓統治下。十月革命勝利後，很多地區紛紛“獨立”，建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並最終與俄羅斯聯合成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即蘇聯。
赤衞隊員和士兵攻打冬宮
根據蘇聯憲法，各成員國地位平等，具有包括主權在內的高度自治權，且有退出聯盟的權利。實際上，這只是列寧的權宜之計，絕非其真正的本意。因為按照列寧的設想，蘇聯最終會過渡到“完全的統一”。
但是，直至蘇聯解體，蘇聯憲法關於“各成員國具有主權且可自由退出”的條款一直沒有改變。因此，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聯合烏克蘭、白俄羅斯最高領導人，於1991年共同宣佈“退出蘇聯”的做法，原則上並不違憲。伴隨着三國的“退出”，蘇聯的解體已進入了倒計時。
《別洛韋日協議》簽訂現場
關於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央視曾做過一部專題紀錄片，進行了頗為深入地分析（戳文章：一文概覽：蘇聯興衰的歷史軌跡 ，詳細瞭解）。
不可否認的是，民族問題是導致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蘇聯後期“過度”的民族語言政策，起到了火上澆油的作用。（推薦閲讀：讀書筆記：都是鬧獨立，為什麼俄羅斯對車臣下手那麼狠？）
不同時期蘇聯民族語言政策的更迭
1）蘇聯建國初期至20世紀30年代中期
長達三個世紀的持續武力擴張，使得俄國的民族構成及語言使用十分複雜。有數據顯示，彼時的俄國境內，大約有180種由不同民族使用的各種語言，涵蓋了印歐、阿爾泰、烏拉爾以及伊利比亞高加索等多個語系。
其中，屬於印歐語系分支，包括了俄語以及與俄語十分接近的烏克蘭語以及白俄羅斯語的“東斯拉夫語系三國”，是蘇聯的核心成員。據1926年的人口統計顯示，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分別佔蘇聯總人口的52%、21%、3%，是當時蘇聯人口中列前三名。
在沙俄時代，官方一直試圖通過“語言同化”來構建“文化共同體”。19世紀中葉，沙皇政府對烏克蘭、白俄羅斯、立陶宛和拉脱維亞頒佈了一系列禁止使用本民族語言的法令，推行所謂的“義務國語制”，大力推廣俄語，壓制少數民族語言；各少數民族只能學習和使用俄語，其他民族語言不得用於教學及文藝作品出版。
沙俄的擴張
十月革命勝利後，蘇維埃政權頒佈的民族語言政策，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17年11月15日，新政府就頒佈了《俄羅斯各民族權利宣言》，宣佈了“各民族平等”和“所有少數民族自由發展”的權利。
1918年10月31日，蘇維埃教育人民委員部即頒佈《關於少數民族學校》的決定；同年，在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之下，成立了用俄國各民族語言出版書籍的民族委員會。
作為蘇聯締造者的列寧曾明確指出，“絕不允許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種語言享有任何特權”，並要求在法律上“廢除任何語言的特權，實現各民族語言一律平等，保障少數民族文化教育的經費。”
一言概之，列寧明確反對利用國家權力來推行某一特定語言，也不主張指定某一語言為國家語言。他認為，經濟與社會活動的發展，自然會推動一種“應用性最廣、使用最為便利”的語言成為共同語言；採用行政權力強力推行某種語言，只能引起擁有其他民族語言人民的反感。
列寧和他的戰友們
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蘇聯政府大力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為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語言文化，蘇聯政府派出語言學家，幫助那些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的少數民族，創造自己的民族文字。
數據顯示，蘇聯政府先後給52個沒有文字的民族創造了文字，用67種民族語言作電台廣播，用50種民族語言上演戲劇，用55種民族文字印刷報紙，用46種民族文字發行雜誌，用52種民族文字出版中學教科書，並在民族地區創辦學校，建立從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育體系。
列寧在紅場
當然，也有觀點認為，蘇聯對不同民族身份的建構，使得普通民眾原本已經模糊的民族身份意識又逐漸清晰起來。因此，這種語言平等政策，強化了各加盟共和國民眾的民族意識，容易引發民族主義思潮，不利於民族融合。
2）30年代後期至斯大林去世
列寧去世後，斯大林成為了蘇聯新的最高領導人。他已經敏鋭地意識到，蘇聯的聯邦制以及各加盟共和國“以本民族語言為官方語言”的政策，不僅會強化民族意識，在一定程度上不利於不同民族間的交流。
因此，在他的主導下，蘇聯政府從語言政策入手，開始了建設所謂“蘇聯民族”的努力。1935年，蘇聯官方曾試圖創制一種“融合語言”，即包括英語、法語、俄語甚至世界語的混合語言。然而到了1936年春，“融合語言”計劃即宣告破產，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加盟共和國買賬。
叼着煙斗的斯大林
“融合語言”失敗後，蘇聯政府開始讓使用拉丁字母的少數民族語言，逐漸改用俄語字母。1936年5月，俄羅斯蘇維埃在經過一系列評估後，率先批准以新的規範俄語字母來代替拉丁字母。截至1937年年底，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內的所有少數民族文字，都由拉丁字母改為俄語字母。
1938年3月，蘇共中央及人民委員會通過了《關於在各加盟共和國及各地區學校開設俄語必修課》的決議，要求各加盟共和國學生“在小學階段學習結束時，須具備基本的俄語説讀寫的能力，並滿足從事辦公室內工作的需要”。
總的來説，在斯大林時代，新的語言政策的推行，還是比較順利的。除了斯大林的“超級威望”和鐵腕手段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二戰期間俄羅斯蘇維埃的表現，提高了俄羅斯族在蘇聯其他各民族心中的地位。
有學者認為，1945年至1948年期間，俄語成為了蘇聯境內“廣受尊敬的語言”，學校的俄語課教學，更被賦予了愛國主義教育的使命。
參加“十月革命節”閲兵的紅軍戰士走過列寧墓
二戰結束後，俄語教育在各加盟共和國全面展開。即使像亞美尼亞這樣“母語在國家各個領域都占主導地位”的加盟共和國，也從1946年開始，將俄語設置為從小學二年級開始就要上的必修課；另外，所有加盟共和國的歷史教材，都要求“以俄羅斯為主線”進行重新編寫。
坦誠説，蘇共中央希望通過語言政策的調整，逐漸使俄語成為全蘇聯的“通用語言”的做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問題在於，新語言政策的制訂與實施，實際上違背了聯盟憲法（廢除任何語言的特權，實現各民族語言一律平等）和列寧民族語言政策的指導思想。
蘇軍攻克柏林
畢竟，語言教學與各民族文化、歷史密切相關。將俄語調整為全蘇聯“通用語言”的做法，很容易引起非俄羅斯民族知識分子民族情緒的反彈。一言概之，倘若在細節問題上處理不當，很容易產生民族隔閡，進而引發不必要的衝突。
3）赫魯曉夫時代及其後
斯大林之後，在赫魯曉夫擔任最高領導人期間，蘇共中央採取了一系列自相矛盾的措施。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召開，赫魯曉夫聲稱，社會主義並不是要消除各民族之間的不同，而是要繁榮非俄羅斯民族的文化。
當年6月，蘇聯共產黨機關報《共產黨人報》全文發表了“從未公開”的列寧“遺言”。列寧在“遺言”中指出，要着重提防並反對大俄羅斯主義，而且“在向少數民族讓步以及寬容方面，應該多做一些”。
表情亢奮的赫魯曉夫
這樣的舉措，無疑強化了其他非俄羅斯加盟共和國的民族意識。譬如在1956年10月，烏茲別克共和國黨中央召開上千人參加的烏茲別克知識界大會。
時任黨中央最高領導人的努爾丁·穆希第諾夫不僅在會上宣佈，將為在斯大林時代受到迫害的烏茲別克作家及幹部平反；還明確指出，一直被描述為落後地區的中亞“其實是人類文化發展史上最古老的中心之一”，並號召烏茲別克知識界，要“承擔發展民族文化、記載其精彩歷史及培養民族幹部的責任”。
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國旗
詭異的是，在各加盟共和國民族意識勃興的當口，蘇共中央卻開始強化了“以加強俄語教學”為途徑的“民族融合”之路。
1958年11月，蘇共發佈教育改革方案，其中便包含了涉及俄語教學的“Thesis 19草案”。蘇聯官方認為，兒童學習兩門語言（本民族語言+俄語）再加一門外語“負擔過重”，要求家長作出選擇，即“本民族語言教學學校”和“俄語教學學校”二選一。
顯然，這是一個“不平等”的選擇。為了孩子未來發展着想，大多數家長只能選擇俄語教學的學校。至此，自1938年起逐步確立並已經延續了近二十年的“雙語教學模式”被取代。
赫魯曉夫：小小年紀學習三門語言太累，要減負！
顯而易見，“Thesis 19草案”一公佈，就遭到了烏克蘭、白俄羅斯、拉脱維亞、立陶宛等非俄語加盟共和國的反對。譬如格魯吉亞代表就警告説：“我們不能以允許在俄語及民族語言之間選擇一個的方式，來使俄語及民族語言對立起來。”
但是，在蘇共中央的巨大壓力下，“Thesis 19草案”很快在所有加盟共和國獲得通過。至1959年夏天，僅有阿塞拜疆及拉脱維亞沒有通過該草案。
1959年6月，蘇共中央換掉了大部分阿塞拜疆籍黨的高層領導，第一書記被革職，其中一條罪責是“在原本思想完全統一的語言問題上引起混亂”；同年 11月，拉脱維亞黨中央書記和總理等被撤職。至此，蘇共中央提出的“Thesis 19草案”在所有加盟共和國通過。
赫魯曉夫：通過了！
赫魯曉夫之後的其他蘇聯領導人，延續了推廣俄語以利於加快民族融合的指導思想。譬如在勃列日涅夫時代，蘇共強化了俄語作為蘇聯人民“第二母語”的努力。譬如在1978年10月，蘇聯政府通過了《關於強化加盟共和國俄語教學的若干措施》。
措施規定，在加盟共和國採用俄語為教學語言的學校，實施新的教學大綱，進一步強化俄語教學；在俄語不是主要教學語言的民族語言學校，設計了新的俄語教學大綱。有學者認為，該措施是“Thesis 19草案”的進一步升級。
小結
從現有文獻看，各非俄語加盟共和國強烈的民族情緒，主要來自知識分子羣體，也包括加盟共和國部分領導層。
儘管蘇共中央可以通過組織管理手段，來保證其政策的實行。但是，對於這些知識分子階層提出的帶有民族主義傾向的反對意見，包括赫魯曉夫在內的所有領導人，根本沒有能力和魄力，像斯大林一樣“逼迫”他們保持沉默。
譬如1963年2月11—15日，烏克蘭知識界在首都基輔召開全國大會，會議不僅一致譴責了現行的語言政策，並呼籲在烏克蘭公共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教育以及文化領域使用烏克蘭語，並將呼籲書遞交給了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論個人崇拜，沒有人比得上斯大林
坦誠説，假如蘇聯能夠循序漸進地修改憲法，譬如對原有的聯邦制性質進行調整、逐步取消各加盟共和國的主權以及可以退出聯盟的條款，在強調建設“統一多民族國家”、保證增進不同民族交流的同時，加強俄語教育，或許能最大限度緩解非俄語加盟共和國的民族主義思潮。
更何況，民族認同不等於民族分離主義，在一個多民族國家，少數民族一定會有自己的民族認同。從這個意義來説，過分重視語言的作用（甚至超越憲法），希望通過強制推廣俄語教學來加速民族融合（俄語和本民族語言二選一）的舉措，更容易引發少數民族民族情緒的反彈，強化了業已存在的民族分離主義傾向。
當然，蘇聯作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解體，是一個由多種因素綜合引起的複雜的政治事件。裏面藴含了包括國外和國內的因素，黨內和黨外的因素，歷史和現實的因素，經濟、政治、社會和思想文化等因素。
伴隨着紅旗的降落，蘇聯成為了歷史
在我看來，相比於蘇聯後期帶有強制意味的語言政策，蘇聯共產黨內部的蜕變和斷裂，才是導致這座大廈迅速坍塌的最主要因素。正因為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徹底背叛了人民，人民才對這個已經不代表自己根本利益的黨採取了十分冷漠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