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小糖人》的主人公羅德里格茲在南非的知名度超過滾石樂隊，他於上世紀 70 年代發行的《Cold Fact》與《Coming From Reality》曾於這個人口僅 4000 萬的國家獲得了超過 50 萬的銷量。然而能讀到無數滾石樂隊相關報道的南非歌迷卻得不到任何有關羅德里格茲的信息，唯一掌握的只是歌曲本身和一張並不清晰的專輯封面。這引發了他們的無限遐想，從而造就了無數流言——有人説他在監獄裏服藥過量自殺，還有人説他在舞台上當眾給自己澆上汽油後點火。實際上，羅德里格茲對自己在南非的輝煌戰績毫不知情，作為一名被公司解約了幾十年的過氣歌手，他的真實身份是底特律某裝修工人。直至開普敦的唱片店老闆斯蒂芬與音樂記者克雷格在機緣巧合之下開啓了尋找羅德里格茲之旅，這段不為人的傳奇才漸漸浮出水面……
受限於影像資料的缺失，本片全部由事件相關人士的回憶訪談以及老照片、舊報紙構成，由此，第 85 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得主《尋找小糖人》成了一部不折不扣的誕生於剪輯台上的電影。然而影片的臨場感卻因導演對音效的靈活應用而大大增強了——如開場處的訪談中，配合着兩位受訪者所回憶起的初遇羅德里格茲當日的酒吧內外景象，背景音中亦響起了“身後的貨輪”、“嘈雜的酒吧”以及“自煙霧牆中凸顯而出的吉他”。反覆出現的駕駛場景，即“縱向運動串場”這一簡單技法，連綴了開普敦與底特律、七十年代與當今世界，很好地凸顯了影片的“尋找”氛圍。成長於盜版時代的中國樂迷想必會對此深有共鳴：在一個相對隔絕的發行體系中，只消一篇熱情洋溢的樂評文章，輔以音像發行者(即盜版碟製作者的喜愛)，部分冷門音樂便得以重新被“發現”，從而在新的國度獲得更為熱烈的反響——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 Lacrimosa;不過隨着互聯網與英文的普及，小糖人這類大紅大紫卻渾然不知的傳奇恐怕將與實體唱片一同消亡了。從這個意義上講，《尋找小糖人》不僅是對羅德里格茲這位音樂隱士的致敬，更堪稱是對過往時代的追憶。
另一方面，羅德里格茲人生的各個階段，則由“橫向運動串場”完成，即幾段他的“踽踽獨行”：如自第 6 分鐘起，動畫中形單影隻卻年輕氣盛羅德里格茲走過底特律街頭，鏡頭伴隨着他的步伐自右向左接連掃過貧民區的唱片店、酒吧和墨西哥人開在中產階級社區的雜貨鋪，接着轉向了當代底特律的奧林匹克鋼鐵公司，充分強調了“底特律”這一元素及其背後的意味：工人階層、少數族裔、大型公司——空蕩孤寂的底特律寒夜，倒是與該城破產後的肅殺當下十分契合。然後是第 52 分鐘，當羅德里格茲回憶至自己音樂生涯結束、重新做回了工人後，鏡頭緊接着轉向老態龍鍾的他於雪地中的跋涉;第 63 分鐘處羅德里格茲一家來到南非巡演，導演用動畫展現了他們下飛機後一路走向體育場的景象;最後是“尋找小糖人”結束後，“American zero , South Africa Hero”的羅德里格茲於春暖花開時再次前行於底特律街頭。四段漫步不僅點透了時代與空間的變遷、令羅德里格茲與底特律徹底融合，更暗喻了無論境況如何變化，這位歌者兼智者都一如既往地一往無前。
在美國籍籍無名的他緣何能在南非收穫如此巨大的影響力?依鄙人愚見，這多少與羅德里格茲的墨西哥裔身份脱不開干係——七十年代美國種族歧視現象尚還十分嚴重，偏偏“羅德里格茲”是一個墨西哥色彩濃郁的姓氏。對美國樂壇有所瞭解的觀眾都清楚，黑人有黑人音樂，白人有白人音樂，在老年代二者井水不犯河水，羅德里格茲卻玩起了白人專屬的民謠搖滾。另一方面，其與其所出身的底特律，就音樂文化而言，也可謂是相當不契合——同為底特律出身的 Jack White 曾在另一部紀錄片《It might get loud》中坦言：“在我家那個周圍全是墨西哥人的街區裏，彈吉他是你所能做的最尷尬的事情——那裏流行 hip hop、DJ 和説唱歌手。琴行和唱片店都沒有，玩樂器一點都不牛逼，也沒人喜歡搖滾樂和布魯斯。”
與周遭氛圍格格不入的風格趣味，昏暗陰冷、煙霧繚繞的創作環境，以及作為工人階級少數族裔貧乏的物質條件，促成了遍佈羅德里格茲作品每個音符間的冷漠、疏離、玩世不恭與遺世獨立。我想，相較於談情説愛的貓王與縱情聲色的滾石，這樣的作品顯然與南非的社會現實更加貼合(至於同羅德里格茲最為接近的鮑勃迪倫，他那詩化的歌詞於南非聽眾而言顯然有些晦澀)。在南非，占人口總數 13%的白人常年壓制着實為多數派的“少數族裔”(與之相對，西班牙裔在美國也可謂是“實為多數的少數派”)，無論鐵路、公共洗手間還是學校、街區，全社會皆全方位地貫徹着種族隔離政策，數以百萬計的黑人被迫遠離城市，只能從事礦工一類的高風險工作，由此導致了持續不斷的國內抗爭和國際譴責，待到 1989 年，深陷危機中的南非已經處於無政府狀態。直至 1994 年曼德拉上台，全國仍有 1/4 人口生活極度貧困，近一半人沒有電力，隨時有可能爆發內戰。
在這種情況下，羅德里格茲的音樂不僅抒發了南非人的自身情緒，更代表了他們對自由世界的嚮往——一如影片所介紹，南非政府的言論管制措施極為嚴格，禁止媒體報道任何國內外異見消息。由於臭名昭著的種族隔離措施，南非遭受了嚴重的國際制裁，導致國內音樂人無法出國表演、國外樂隊也無法前來巡迴，使得南非成為了與世隔絕的孤島。習慣了軍事戒嚴與間諜監視的南非人不僅難以瞭解外面的世界，甚至有相當一部分人都意識不到現狀理應是被努力改變的——而羅德里格茲的作品恰恰給了他們一個宣泄的渠道。《anti-establishment blues》令南非人意識到“體制”所呈現的並非一切，《set it off》則鼓勵他們關掉電視、拒絕節目中咄咄逼人的總統。由於羅德里格茲的代表作《Searching for the sugar man》暗示了“嗑藥”，有關部門將唱片上的該首曲目用刀徹底刮掉，使之不可能在公開場合播放。這反而為羅德里格茲的傳奇增光添彩——畢竟老話早就有云，“如果你想推廣什麼東西，最好的方式就是禁了它”，小糖人反而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
導演牢牢扣合“尋找小糖人”這一主線，注重戲劇性的突出，故並未對美國唱片界、南非政治和底特律作為工業之城的背景做太多交代，只是在與情節交融之處加以滲透——如第 30 分鐘的唱片店老闆訪談一段，便可看到唱片架上貼有曼德拉的頭像。乍看之下，這種做法似乎大大增加了影片的敍事密度、使內容更加豐滿，卻在實質上對觀眾形成了誤導。片中的製作人雖然在接受採訪時反覆強調羅德里格茲的專輯在美國只賣出了六張(這個段落確實極為煽情)，卻對他曾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走紅、巡演乃至推出現場專輯決口不提，這難免有刻意隱瞞關鍵以增強煽情性的嫌疑。
此外，導演在通過資料錄像介紹了南非民眾對抗種族隔離的歷史之後，迅速切入到了對幾位南非音樂界從業者的訪談。他們的敍述皆緊緊圍繞羅德里格茲在南非白人中產階級間的巨大影響力展開，這就導致許多觀眾很容易將兩件事聯繫起來(竊以為是導演有意為之)，誤以為羅德里格茲的樂迷羣體、即中產階級白人學生才是促成社會變革的主要動因、而羅德里格茲的作品於他們有若聖歌——可這與事實是不相符的。“羅德里格茲傳奇”的真正核心其實在於唱片店老闆在第 23 分鐘所指出的：影響到了許多南非音樂人。這顯然是件雖然關乎政治、卻更多隸屬於文化層面的事情。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儘管在深度乃至真實感上有所欠缺，《尋找小糖人》對羅德里格茲的塑造仍然相當成功。影片先用前半部分描摹出了他風華正茂時的激烈與熾熱，經由一個頗有暗示意味的場景——年邁的羅德里格茲於明媚春光中拉開窗户(第 48 分鐘)——之後，忽然轉向了他紅塵看破後的平和與淡然。羅德里格茲的歌詞平實、有力，簡潔的用語背後滲透着太多哲理，這與他出身工人階級、看淡名利物質、追求精神享受不無關係。正如他的女兒與同事所回憶，羅德里格茲縱使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做工人，卻從未將自己侷限於“工人”的身份。他會身穿燕尾服去連做 8 至 10 小時的髒活，對任何事情都抱以極其認真的態度;他熱衷於閲讀，常常帶三個女兒去博物館(值得注意的是女兒首先提及的畫家中就有德拉克洛瓦)，並將彈吉他、看演出的習慣一直保持了下來;他也熱衷於參加抗議和遊行，樂於為了無法發聲的弱勢羣體搖旗吶喊。枯燥的工人工作並沒有影響到豐富的精神生活，他甚至曾嘗試競選市長。
音樂誠然是種產品，它的銷量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説明音樂人的“業績”;音樂也誠然是種事業，“走紅”恐怕是絕大多數音樂人的理想;但音樂更是一種精神、一種藝術與一種生活方式，它的“價值”決不能單純地用金錢來衡量——特別是在消費社會中，文化藝術走入市場，“受歡迎”往往與“有品質”是徹頭徹尾的兩碼事。反過來説，物質的富足也並不能替代精神的愉悦——不妨下一個稍嫌武斷的定論：人往往在精神上無法滿足也無可追求時才會沉溺於物質的攀比。實現人生價值有多種方式，名車豪宅不過是其中之一;然而在我們這個浮華年代，以之為奮鬥目標的人總會莫名認定自己的選擇才是最為正當的，想當然地嗤笑滿足於老婆孩子熱炕頭者“胸無大志”，更無法理解“願為超功利的事業獻出生命”究竟是怎樣一種追求。
人類之所以前進，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對物質富足的追求;但過於膨脹的慾望也往往是人性墮落的根源。影片第 50 分鐘，當被導演問及“你如何看待從未收到南非方面的消息一事——而這件事本可徹底改變你的生活、很有可能是朝好的方向改變?”時，面對鏡頭極為拘謹的羅德里格茲平靜地答道：“我並不知道這會不會讓我的生活變得更好。”——在見證了太多天才音樂人於酒池肉林中自我毀滅後，不得不説，逃過物慾橫流、勾心鬥角的名利場，未嘗不是件好事。羅德里格茲顯然是純粹的，純粹到會向一體育場將他奉若神明的樂迷給出這般的開場白：“Thank you for keeping me alive.”音樂人的靈魂終歸是寄託在作品中的，作品的價值被重新挖掘之時，也便是靈魂得到認可之日了;這之外的報償，反倒不甚重要了。
有趣的是，影片儘管反覆強調了羅德里格茲的工人階級屬性，他的南非樂迷卻大多來自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這使人不得不思考起了“平民文化”與“精英文化”之間，是否真的存在嚴格的界限?顯然，所謂“文化”，特別是“藝術”，皆不應該是“自上而下”的宣傳品，而應是“自下而上”的“有感而發”。底層平民或許缺乏了知識與智識，卻具備着孕育“感受”的肥沃土壤;正是影片中形形色色的底特律酒吧，造就了羅德里格茲作品中鮮活的生命力。阿多諾曾擔心大眾文化的代表——流行音樂——會用重複的節拍與簡潔的旋律使人們頭腦越發簡單，但好在還有羅德里格茲這樣的創作者存在。藝術終究要根植於生活的，杜甫與柳宗元等人也是在遠離了浮華的權力中樞後才漸悟到了生命的真諦——歌手、詩人與思想者的身份，正是沿着這般清心寡慾、紅塵看破的方式循環往復着，或許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