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情時代的國際教育市場，會不會出現全新格局，甚至顛覆性變化？不同人有不同看法。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高級研究員喬·約翰遜近日在媒體上撰文稱，疫情將帶來一個更容易進入、精英化程度較低、碳排放強度較低的國際教育市場。許多亞洲學生將日益考慮申請更安全、更負擔得起、且離家更近的院校，發展中國家將日益爭取海外留學生，北半球將被南半球奪走一部分市場份額，中等收入家庭出於對傳統上多年海外留學經歷回報的疑慮，將更多選擇網上、遠程學習以及結合在線教材與課堂互動的混合式課程。
而新東方創始人俞敏洪則認為，在孩子初中或者高中畢業後留學依然是個不錯的選擇，“只要西方國家在教育上對我們不封閉，應該首選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英國這樣的教育大國去讀書，是孩子應該接受的教育。”
不管上述説法有多少客觀性，後疫情時代國際教育市場勢必要發生變化。首先，疫情對出國留學的短期需求影響十分明顯，這會讓招收留學生較多的大學陷入財務困境，同時，疫情防控做得不錯的國家，會成為出國留學的替代性選擇。疫情不但已經影響今年秋季入學的招生，而且還可能持續影響到冬季招生、入學。如果歐美一些國家疫情蔓延仍遲遲無法得到控制，航班不能恢復正常，已經拿到通知書的留學生怎麼去留學呢？要麼放棄，要麼推遲入學。基於此，留學生輸入傳統大户美、英等國的大學都在想辦法應對財政壓力。
其次，選擇在線接受國際教育，是無法出國的學生進行“本土留學”的一種方式。但這一方式很難固定下來。大學給學生的教育絕不只是知識傳授，還有與教師、同學在日常生活中的交流、溝通，感受和傳承校園文化、大學精神。所謂“低碳”的國際教育，也極可能是“低質”的國際教育。在對海外大學授予的文憑進行認證時，不出國就完成學業的“留學”是不被認可的，學生能否用英語流暢交流都常存疑。以往有學生以遠程學習方式完成學業獲得文憑的，大多上的是販賣文憑的“野雞大學”。
出國留學主要緣於對高質量國際教育的需求。後疫情時代的出國留學格局變化，從根本上説取決於一國教育的國際競爭力。旅行安全恢復保障後，選擇出國留學就不會再過多考慮安全因素;疫情會對部分家庭的收入產生持續影響，但能選擇出國留學的畢竟只是少數家庭，因收入變化而受影響的國際教育市場，應該很快可以復甦。我們真正應該考慮的問題是，在沒有其他約束條件下，國內教育能否滿足受教育者需求。
疫情期間“小留學生”紛紛想回國，一些網友感慨“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可能有部分家長會重新規劃孩子的學業發展，但要説“小留學生”現象會從此降温，則為時尚早。我國初中畢業出國讀高中，以及高中畢業出國讀大學者近年越來越多，一方面是因為有更多家庭具備經濟實力，另一方面則是户籍地限制、國內基礎教育過於重視應試的傾向，以及部分大學不重視人才培養質量導致的“教師混教，學生混學”現象。
出國留學要算經濟賬，也要算教育賬。從經濟賬角度看，出國留學已經越來越不划算，對於“海歸貶值”，媒體已經多有報道，告誡家長出國留學的回報率走低。但另一方面，相關數據顯示，2018年度我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為66.21萬人，這是10年前的3.68倍。我國出國留學人數在2009年突破20萬，在2013年突破40萬，在2015年突破50萬，在2017年突破60萬。幾乎每兩年就增加10萬。這主要是教育因素推動的結果。
目前我國已經成為全世界第三大留學生輸入國。與國內學生出國留學首選美、英不同，來我國留學的學生中來自發展中國家比例超過七成，這基本反映高等教育的國際競爭力格局。疫情給教育發展帶來新契機，但是，要在後疫情時代構建新的教育生態與國際教育競爭格局，關鍵還是怎麼提升自身教育競爭力。(作者熊丙奇是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