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歷朝封建帝王，他們把自己統治的國家看作是至高無上的天朝大國，視漢族人民為天朝子民，是唯一高等的文明發達的民族。所以，他們將漢族以外的少數民族，以及，外來民族等都視作“未開化的野蠻不文明民族”。
並且，當時的中國還稱這些民族的人為“番”或“夷”，就是“未開化”之意。“番人”和“夷人”建立的國家則被統稱為“番國”，“番邦”。可以説，“番邦”是對漢族建立的封建王國以外的一切國家的統稱，這明顯帶有貶低的意思。
可見，我們古代的中國人有多自大。
時間來到1830年，那時候的廣東並不平靜，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可能引發一場轟動國內外的外交風波，甚至，挑起了戰火也是有可能的。在當時的廣東，就發生了一件看似很平常的小事，這件事情差點就將原本在十年之後發生的鴉片戰爭提前了，那麼，這是怎麼回事呢？
説起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想必大家都會想起十九世紀歐洲列強們的殖民產業。東印度公司就是英國駐外殖民產業中，較有代表性的一個。而東印度公司的高層領導被國人稱作“大班”，我們今天要講的歷史事件，就是由一個“大班”引起的。
1830年的10月4日，廣州大班師偕與幾個金髮碧眼的洋女人乘船回到廣州。一行人坐着綠色的小轎，一路招搖過市，來到商館下榻。此後的幾日裏，在師偕夫人的帶領下，一羣穿着洋裝的英國女人坐着轎子出遊，尋訪廣州的風景名勝。
誰都沒想到，在接下來的時間裏，這羣女人會被推到外交風波的風口浪尖之上。
晚清朝廷將外國稱作“番邦”，而外國女人也就理所應當的成了“番婦”。幾個番婦在廣州省城招搖過市，幾天內就弄得人盡皆知，引來朝廷的注意。按照當時的規定：外國商人禁止攜帶家眷進入廣州，並且，不能私自乘坐轎子，這都是朝廷明令禁止的。
之後，朝廷為了處理此事，專門派遣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鴻賓親自查訪，將外商遣散回澳門，禁止在廣州逗留，同時，再次重申“外國人禁止乘坐轎子”。
自此，一場轟轟烈烈的外交活動揭開了帷幕。
一封由朝廷簽發的公文被送到師偕手中，這個外國人在看到了中國的驅逐令後，並未理會這封來自中國朝廷的公文。此時，英國商人雅各則寫了一封稟貼，經商行通事翻譯後轉交到衙門，表示，外國商人在廣州的商官之中，倘若，不讓他們攜帶家眷，那麼，這未免有些不人道。這封稟帖被送到李鴻賓的手中，面對外國人的抗議，李鴻賓也沒當回事。
但是，當事人師偕與李鴻賓的態度冷淡，卻間接導致事態惡化。
李鴻賓向外國商館提出通告：“三天之內，師偕必須將女眷送回澳門，否則，衙門將派官兵強制執行，將師偕等人驅逐出境。”
面對李鴻賓的通報，英方選擇與之針鋒相對。第二天，英國派出一百多名水軍，全副武裝，攜帶輕武器駐紮在商館附近的碼頭上，保護師偕一行。事態陷入膠着，廣州衙門的官兵與英國水軍相互對峙，“番婦”問題導致兩國關係十分緊張，甚至，有兵戎相見的趨勢。
實際上，中英雙方都不想任由事態惡化，畢竟，兩國都不想承擔戰爭的後果。
省城的官員害怕戰爭一觸即發，自身成為掀起戰爭的罪魁禍首，於是，自作主張派其他洋行的商人上下打點，希望化解尷尬的局面。最終，英國人選擇了讓步，他們先是向中國朝廷報告了水軍登陸只是為了保護外國人的安全，倘若，中方能保證商館的安全，水軍自然會撤離碼頭。
在得到李鴻賓的準確答覆後，英國水軍離開商館，回到軍艦上去了。
雖然，英國水軍離開碼頭，但是，師偕的夫人仍以“舟車勞頓身體有恙”為藉口，並未立即離開廣州，在廣州逗留了許久後才回到澳門。
這場外交事件暫時告一段落，卻為後來的中英關係埋下伏筆。
講到這，我們先來説一段題外話，當時的外國商人為什麼只能在廣州進行貿易呢？而禁止“番婦”入境又是為什麼呢？
其實，早在乾隆年間，英國東印度公司為了開拓東方市場，向清朝派出一名“中國通”，在浙江的沿海城市投石問路。這個英國人曾在廣州經商，精通漢語，對大清市場的物價也有一定了解。這個英國人的中文名叫洪任輝，他與東印度公司的大班漢森一起乘船來到寧波。
寧波是康熙開放的通商口岸，因為，港口附近的海灘水淺，且風浪較多，當地的商人資本薄弱，英國商人很少來此地進行貿易。這次，英國人的商船再次駛入寧波，觸動了乾隆敏感的神經，他覺得：“英國人此番北上，極有可能對浙江海防不利。”
當然，乾隆不會在外交場上表現得太過直接，這位皇帝採用了更為圓滑的方式：“不禁止外國人進入浙江，但是，卻提高浙江地區的海關税，讓外國商人無法從中牟利。”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漲了幾倍的關税，根本沒有嚇跑北上的英國商人。
過了一段時間，乾隆瞭解到英國商人寧願承擔高額關税，也要來到浙江進行貿易。英商的做法使乾隆愈發懷疑英國人的目的：“要不是英國人想做壞事，為何會做這種賠本生意？”為了查明真相，乾隆把熟悉廣東外貿的封疆大吏楊應琚派遣到浙江進行調查。
楊應琚來到浙江後實地考察了浙江沿海地形、海防，以及英國人的商船、海軍，並向朝廷回覆了兩份調查報告。在這兩份調查報告中，楊應琚表示：浙江的形勢非常嚴重，不同於廣州有虎門之險可守，浙江海域平緩遼闊，無險可守，外國人的船隊可以毫不費力地開進浙江腹地。
此外，外國艦船全副武裝，搭載武器裝備頗為先進，這些船隻停泊在浙江港口，對於清朝水軍無疑產生了極大的威脅。乾隆深感認同，當即硃筆一揮，命：楊應琚遣散逗留在浙江的外國商船，並將對外通商口岸定為廣東，從此，外國商船禁止駛入浙江。
緊接着，英國人的商船被驅逐出浙江，朝廷在沿海地區佈置了大量官兵。不知英國人是“做賊心虛”還是礙於浙江海防加強，最終，英國船隊老老實實地回到廣州。然而，此事並未了結，1759年一艘三桅小商船“成功號”開進了天津大沽海域。
這艘商船仍是東印度公司的，英國人派洪任輝作為代表從天津登陸，北上京城，來到天子面前告了御狀：“廣州海關腐敗，對英國商人敲詐勒索，此外廣州洋行還壟斷貿易，請求乾隆皇帝開放海禁，使中英雙方能夠進行自由貿易。”
一個黃頭髮藍眼珠的番人竟敢跑到天子腳下告廣州海關的狀，這讓乾隆感到前所未有的屈辱，乾隆立即召見全部軍機大臣。首先，將冒然進京的洋人定罪，隨後，派京官將洪任輝從陸上押送回廣州，並且，命令福州將軍新柱、兩廣總督李侍堯共同審理此案。
這場案件的原告是以洪任輝為首的外國商會，而被告則是廣州海關總督李永標。這場審理的結果是：雙方各打五十大板，李永標敲詐勒索罪名成立，被撤職抄家，發配邊疆。而外國人洪任輝則以“串通內地奸民，違例別通海口”的罪名被遣送回澳門監禁。
有了洪任輝這一“前車之鑑”，朝廷將外商作為“重點關注對象”。
親身審理洪任輝案的李侍堯則認為：“想要防範這些番邦，必須用更多的規章限制洋人。”於是，李侍堯擬定了一份針對洋人的規章制度，並且，得到了乾隆的批准。這份規章中，前幾條均是對洋人們在中國的行動限制與私生活內容限制。
廣州開埠之初，洋槍、洋炮與洋婦均被視作“違禁品”禁止入境。當時，攜家帶口的外國商人只能將女眷留在商船上。1746年，兩廣總督修改了規章：“允許外國商人的家眷住在澳門，但是，要遵守查禁制度。”由此，便構成了我們前文説起的“番婦上街”事件的背景。
那麼，清廷緣何一定要把外國女性拒之門外呢？四個字：“夷夏大防”！
中國人一向看不起外國人，往往用“夷”、“番”、“蠻”等字眼來稱呼，而外國女性袒胸露臂的服飾以及其他很多生活習慣等，都被視為“有傷風化”。而且，如果允許她們進入廣州長期居住，勢必擴大華夷接觸範圍，難免引發所謂“不軌”行為。
這説到底，還是所謂的“天朝思維”在作祟。
但是，有了案子就必須有個了結，“番婦上街”事件總得有人站出來承擔責任。外國人師偕回到了澳門，他的夫人也離開了廣州，那麼，誰來“背鍋”呢？朝廷開始追查跟師偕有關係的中國人，於是，當年送師偕一頂轎子的謝五就成了替罪羊。
不久之後，謝五抓捕歸案，被扣上“交結夷商”的帽子，成了“番婦上街”的罪魁禍首。經過廣州地方官員的合議，最終，判決謝五發配邊疆充當勞役，以儆效尤。等到李鴻賓等人將判決結果送上朝廷後，朝廷批准了，但是，倒黴的謝五卻早就死在了大獄裏。
後來，李鴻賓等廣州官員聯合擬定了八條針對洋人的新規章。除了原本的條例外，還額外重申了禁止“番婦”住在商館、外國商人禁止乘坐轎子以及禁止外商偷運軍火等三條。新條例被道光批准後，重新頒佈，但是，英國人早就摸清了中國朝廷的態度以及地方官們的底線。
三年後，英國政府取消了東印度公司在中國的外貿壟斷權，並且，在中國設立了駐華商務監督。原本，東印度公司的“大班”改為“夷官”，實際上，這只是為了針對中國外貿條例進行的改革罷了，從本質上來講，是換湯不換藥。
此後，中英雙方一度發生矛盾，最終，矛盾激化導致鴉片戰爭的爆發，當年，發生的“番婦上街”案件，也成了英國人煽動反華情緒的話柄。那段滿清羞於提及的戰爭結束後，英國人在談判時，明確要求“外商可以帶家眷住在通商口岸中”，這些內容被收錄在《南京條約》之中。
1844年中美簽訂《望廈條約》後，女傳教士更是被允許到內地傳教。隨後，越來越多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來華的外國女性數量更是迅速增加。自此，中國沿海城市的大街上，經常能看到“番婦”上街，招搖過市，好不熱鬧。
不過，清人對她們的印象並沒有發生什麼本質變化，只是無法阻止而已。
參考資料：
【《晚清“番婦來華”事件》、《大清朝的“夷夏大防”》、《南京條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