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義”
文/方富貴
義行天下，公正適宜，無所不及。義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體現，古往今來，義成為中國社會的基本共識。義也成為衡量一個人道德品質的行為標準之一。義，有大義與小義之分，猶如國與家、社會與個人、萬物與大道之理。一個人胸懷大義，則力量無窮，智慧無限。大義精神如同陽光照亮了人類，也照亮了自己。
一
古老甲骨文的“義”字，是一種頂着羊頭的祭祀儀式；上有“羊”與“善、美”同意，下有“我”，古意為“執戈”之士，有威儀之相，以示“義”在“我”不在人。“我”“今後”的言行要符合羣體的利益和羣體中每個人的利益，從善從美，順承天意（即“天義”雛形）。從而羣居有了秩序，羣體團結強大了，羣體與羣體之間於是有了“相爭”，隨之發展為原始部落之間的戰爭。
在中國古代傳説中，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炎帝和黃帝，有著名的“炎黃部族之戰”，後有黃帝聯合炎帝戰勝蚩尤的著名“涿鹿之戰”。炎黃文明十分重視祭祀，而祭祀文化逐漸發展得更加嚴謹與神聖。在演變進程中，“義”逐漸脱離了祭祀的本意，而“義”也就逐漸成為中國傳統道德範疇的概念之一。
在中國傳統哲學思想中，人們為了避凶趨吉，便有了《易》“天人合一”的思想釋惑，以“陰陽”“剛柔”“仁義”分別高度概括天、地、人間萬象的發展變化及其規律。“六爻之動”體現了天、地、人“三才”的發展變化，“順性命之理”，循自然法則，天人感應，天理昭昭，是天之義。這種天人感應的哲學觀，是中國哲學思想的獨特之處。
“義”的思想在《管子》中體現出的是“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春秋》言忠義。“忠”是對國家、人民、人生、事業、友誼之忠；“義”是對國家、人民、人生、事業、友誼所擔當的義務。三晉時代，“忠”“義”思想得到了極大的倡導和發展。晉文公即位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確認各階級、各階層之間的相互關係，倡行“忠”“義”，讓百姓和各諸侯國懂得事君之義。“忠”“義”在晉文公“尚賢”“尚公”“尚法”政治思想中得以生髮，在“尊王”“重義”政治思想中得以直接表現。在“徵信”“敦禮”“賞功”政治思想中得以間接表現。“忠”“義”思想成就了晉文公卓著的文治武功，為春秋五霸中第二位霸主，與齊桓公並稱“齊桓晉文”。就連當時用竹子做的七寸六分長“梜”（漢稱“箸”，明稱“筷”），也成了百姓家中的餐具，使人的七情六慾沿着正道得以彰顯。當時利他之風盛行，正直忠誠，公道適宜，內心求善，外求盡職盡責，不分上下，盡心為人辦事準確，包括處理一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朋友不出賣朋友，丈夫不拋棄妻兒，親情友情友誼友善純美。這樣，“忠”“義”從君王思想變成民間行為，又從民間行為影響君王思想，反覆循環。到了魏文侯時代，尊儒重法，形成了完整的“忠”“義”思想體系。
中國古代的孔子對“義”作了進一步闡釋。義，是仁心所發言行。仁為愛人，仁是內容，義是一種實現仁的最高道德理念的形式。孔子説“仁”，説“義”。孟子則進一步發展這一思想，將“義與仁”並舉，説“仁義”，主張“仁內義外”，強調“居仁由義”，“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儒家環繞“義”的概念，無不體現“義”的主體性和實踐性，正如朱熹所説“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隨後，諸子百家莫不言“仁義”，豐富了“義”道德內涵，奠定了中華傳統的道德倫理思想，“義文化”融入了中華兒女的血液之中。
二
在中國古代秤的出現，體現了天下公平的思想，也藴含着義的哲理。最初的秤是十三兩計，後逐漸演變成十六兩計，亦稱十六星秤，北斗七星天樞、天璇、天璣、天權、玉衡、開陽、搖光，南斗六星殉星、妖星、義星、仁星、將星、慈母星，加上福星、祿星、壽星三星，正好十六顆星，主宰人一生命運，“抬頭三尺有神靈”，短一兩損福，少二兩傷祿，缺三兩折壽，警醒人們常懷敬畏之心、“羞惡之心”，從善從美，多修身修福，富貴壽考就會齊全。“羞惡之心，義也”，義與仁、禮、智共同構成人的本性，即人之五常。人性本善，“擴而充之”，只要願意修身修福，就能夠達人，也容易達人。否則“習相遠也”，自暴自棄，“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義以為質，禮以行之”。義是來實現仁的，禮是來推行義的，守禮才能體現義，才能彰顯仁愛思想。禮法就是規矩、制度，違反了，破壞了，就破壞了義。若禮法過多，就會束縛人的本性，導致人情寡薄，浩然之氣難以伸張。故聖人教人適中，無論老子自然人格化，還是孔子人格自然化，萬變不離其宗，堅守正道，適宜適利。“正利而為謂之事，正義而為謂之行”，利是人的生活養命之源，滿足了人們實際生活利益所需，先利後義，講義才通行。公利私利，利不背義，以義説利，大則可得天下，小則可得名利。先義後利，重義輕利，天下來朝，福緣無邊。
《左傳》記載“宋穆公義不傳子”的故事，充分體現了義與利益之間的關係。當義與利發生衝突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這是君子與小人的區分標準，義是君子的本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君子見利思義、見得思義、惟義所在，方方正正，坦坦蕩蕩；小人見利忘義、見義不為、唯利是圖，“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切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義”的靈魂是適宜，義的價值在於妥善應對經權矛盾，實現普遍性與特殊性、絕對性與相對性的統一。那麼義在實際生活中的特殊性，是根據人的不同身份、遇到的不同事情來表現仁的。不同職業，義的表現不同，必須不同，不能混。老師正在上課，如停課而去種地，就不義。醫生正在搶救病人，若停止醫治而去掃街，是不義。位居顯赫，功勳卓著，卻利用職權貪婪，氣節不保，更不義。《左傳》記載了“鄭伯克段於鄢”，鄭伯就是鄭莊公，是兄，是君，段就是共叔段，是弟，是臣。但共叔段不遵禮法、臣道、孝悌，超越了身份，超越了本分，最後叛亂而被殺，多行不義必自斃。
“求仁則人悦”，不義不為。如説假話為了救人，也是義。病人得了絕症，自我把握力又弱，説了實話，就不義。與人為善，是義，但超越原則為善，人人皆言之好人，正邪不分，見惡不懲，明知其劣跡而只傳其功績，是不義。“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管寧見好友華歆言行“羨貴”，而沒有摒出人性中貪念，就割席斷義，後引申為割袍斷義，劃地絕交。
義，既是主體品格又是行為品格，凡是正道皆為義的範疇，影響着中國人道德修養和性格品質，使中華歷史長河中湧現出一批忠臣“憂國憂民”、孝子“事親敬長”、君子“文質彬彬”。為做一名有情有義的君子，千古多少文人志士在封建專制重壓下卻都能保住氣節，仁至義盡，殺身成仁。孟子“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文天祥“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譚嗣同用自己的鮮血來喚醒沉睡的中國人，正如他自己所説“死得其所”。革命烈士蕭石月為了中國勞苦大眾毅然獻出了年輕的寶貴生命，這不是一般的大義，其光芒四射，更值得人們尊重和景仰！
三
劉關張桃園三結義，關羽“獨行千里，報主之志堅”，千百年來令朝野上下仁人志士豪傑所信奉。正因為這種哥們義氣，埋下了蜀漢滅亡的禍根。諸葛亮最怕的人不是曹操、司馬懿，而是關羽，怕他使自己的《隆中對》毀於一旦。依關羽，劉備可能失義失計失人和。關羽憑藉劉備的特殊關係，主政荊州，結仇東吳，曹操趁機聯手孫權，南北夾擊荊州，關羽兵敗身亡。劉備執意伐吳為關羽報仇，招致彝陵之敗，蜀漢由此而衰弱。
民族英雄岳飛，精忠報國，“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仰天長嘯“還我河山！”“氣吞萬里如虎”，金兵為之喪膽，大嘆“憾山易，憾岳家軍難”。
義氣是柄雙刃劍，因為義有大義與小義之分。“劉關張”把小義凌於大義之上，置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失敗是難免的。岳飛雖被殺害，但他英勇抗金、精忠報國的業績，大義凜然，彪炳千秋。
“大義”是國家民族利益，公平正義；“小義”則是親情友情，江湖義氣。《辭源》解釋義為“剛正之氣”，是“大義”，是“公義”。而《現代漢語詞典》解釋為“由於私人關係而甘於承擔風險或犧牲自己利益的氣概”，是“小義”，是“私義”。當大義與小義衝突時，小義服從大義。
春秋時期，申包胥與伍子胥是好友，當聽説伍子胥要逃往吳國借吳軍打回楚國為父兄報仇時，十分不同意：“如果你能滅亡楚國，我將恢復楚國。”楚國滅亡後，申包胥果真借秦軍恢復了楚國。伍子胥為父兄報仇是盡了私義，畢竟背叛自己的祖國，違背了公義。申包胥讓朋友之間的“私義”服從了國家的“公義”，獲得了楚國人的尊敬。
大義，大思想、大視野、大角度，是大境界。小義，小思想、小意識。大義建立在無數的小義之上，小義是大義滋生的温牀，二者相輔相成，互相促進，又相矛盾。家是國和社會的一分子，家中孝悌是私義，是小義，生髮出大義“精忠報國”，而自古忠孝又難兩全，“欲安其家，先安其國。”義是信任之本，信任是人與人之間友情與友善交往之基，友情是私義，友情友善是社會的調和劑，而情深義重易越禮法，又有悖於社會和諧。
《資治通鑑》輯錄了許多守大義棄小義的史實，以警世人。南北朝齊武帝斬愛將陳天福以安民心，棄小義而存大義。曹魏大傅司馬孚枕股哭曹髦，堅守君臣大義，不屑於宗族小義。唐高祖時，張鎮周大義治鄉里，又對鄉親有情有義，公私兩分明。
“義”的內涵非常複雜，大義與小義的差別不是量，而是質的不同，但其最根本的是“正義”，偏離正道的義氣都是“偽義”。現實生活中，各種利害、利益互相交織在一起，甚至產生衝突，獲此失彼。所以，“路見不平一聲吼”時，懲惡揚善，一定要分辨義的大小和真偽，否則要承擔風險，得到的是“宋江被毒死的下場”。效仿“桃園三結義”，一定不能喪失原則，切勿違反國法，否則是與惡為伍，惡報難逃，自食其果。“義氣”是“犧牲自己利益”，而不是“狼狽為奸”，不是“為虎作倀”，更不是“助紂為虐”，將“兄弟感情”“朋友義氣”置於國法之上，不顧後果地迎合朋友的不正當需要，即使“朋友”殺人越貨，觸犯法律，也努力包庇和開脱，放棄公平正義，最終被所謂的“義氣”送上審判台。“為朋友兩肋插刀”“士為知己死”“有難同當，有富同享”，看似哥們義氣沖天，實則不剛不正，正如《管子》中説的“烏合之眾，初雖有歡，後必相吐，雖善不親也。”
縱觀當今腐敗案件，大多數貪官的防線被所謂的感情聯絡打開缺口，久而久之，哥們義氣“戰勝”了原則，從而陷入欲罷不能的沼澤。某市公安局長很“講義氣”，利用職權長期為黃、賭、毒提供保護，甚至威脅辦案人員，最終因受賄、鉅額財產來源不明，一審被判死緩。被譽為“三玩市長”的某市原副市長在法庭上還埋怨“朋友”，説是“哥們義氣”害了他。前車之鑑，後事之師。社會已進入法制社會，需要朋友和友誼，不需要“哥們義氣”。為官更應講原則，在其位謀其政，清正廉潔，勤政為民，為社會大眾謀福利。
“愛國心基於大義，本於大德”。為國為民為社會的大義情懷，是一股永不衰竭的精神湧流，匯聚成磅礴力量，衝破重重混混世俗，打開智慧大門，上應天道，中通人德，下適地質，富慧根，強內心，面對外界一切巨大的誘惑與威脅，處變不驚，鎮定自若，敢於擔當，勇於盡責，義無反顧濟蒼生。
在中華民族五千年燦爛文化的薰陶中，中國人信守的“仁義”思想是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的精神脊樑，正是如此，“大義”也成為中國人永恆不變的民族底色。中國大義思想的光芒四射，照亮了中華民族的未來發展之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世世代代崇尚大義、踐行大義，必將會讓中國戰勝一個又一個艱難險阻，必將會推動我們偉大祖國復興的“中國夢”的早日實現。（原載於《衡陽日報》 。）
【來源：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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