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議了近20年的“港區國安法”立法隨着兩會的閉幕塵埃落定；兩星期後，折騰已久的《國歌條例》也正式在港刊憲生效，肆意“噓國歌”的行為終於要被套上法律的枷鎖。強調“兩制”之後強化“一國”意識，面對這一大勢，也讓香港反對派坐立不安。
而在社會層面，新冠疫情使得反對派的暴力抗議有所緩和，但關於政治權利的爭執從未停息。在反對派的大聲量下，即使“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主權問題，也被重新裹入輿論的漩渦。比如最近九龍塘香島中學有老師因縱容學生演奏“亂港歌曲”而被校方拒絕續約，事情引來全港內外媒體關注。
就這些時事，觀察者網採訪了香港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前會長鄧飛先生。
【採訪/觀察者網 李泠】
·“對於維護國家統一，不存在政治中立”
觀察者網：前不久有老師因未禁止學生在考試時演奏“亂港歌曲”，而失去學校續約。看網上資料介紹，該老師所在的九龍塘香島中學是正校，您所在的將軍澳香島中學是分校，不知道您這邊是否瞭解事情的最新進展？
鄧飛：兩個香島中學不是正校與分校之分，嚴格説來是同一個辦學團體裏面不同的學校。這事其實沒什麼特別進展，因為老師不是“解聘”，而是下個學年“不再續約”，兩者不同。解聘是指馬上解除僱傭合約，這做法在教育界很罕見，一般不至於這麼處理。如今老師也沒正式去勞工部或教育部門投訴，所以其實沒什麼可以跟進的。
九龍塘香島中學（資料圖/谷歌地圖）
觀察者網：校內師生對於這件事有什麼反應嗎？
鄧飛：也沒什麼特別大的反應，因為本來香港民間辦學，一方面受政府資助，就必須對教育局負責。既然教育局三令五申，尤其是給全香港的校長髮了信，明確反對在校園內進行所有政治性活動，包括演奏這首“亂港歌曲”，那老師還這麼做，肯定是不對的。
另一方面，民間辦學，每個辦學團體都可以有自己的辦學宗旨和理念，而我們香島中學創辦至今74年以來都是愛國愛港，我們是最早在香港奏唱國歌、升起五星紅旗的學校，這點沒任何隱瞞，全香港都知道，內地知道的也不少，包括BBC在內的海外媒體也都清楚。在我們辦學理念這麼明確之下，老師如果還在進行違背理念的教育工作，當然是不能接受的。從校長到校董會都認為這不可接受。
香島中學是“傳統愛國學校”（圖/中新社）
觀察者網：從該老師到一些反對派，都以教師應“政治中立”為由為自己辯駁、批評香島中學。您也曾當過教師，怎麼看待他們的這一理由？
鄧飛：對於維護國家統一、反對分裂，不存在中立不中立，這是必須要支持、落實的。
有時候反對派所謂的“政治中立”，只是變相縱容宣揚“港獨”分裂思潮、號召在校園內進行罷課乃至牽涉暴力等政治行動的一種幌子。説明白點，就是老師以“政治中立”為由，縱容學生隨便鬧。可以説，這種“政治中立”基本上都是騙人的。
·“連國際學校都認為《國歌條例》是應有之義”
觀察者網：《國歌條例》6月12日刊憲生效。能否向內地讀者介紹下，現在的香港中學一般會在哪些場合奏唱國歌？
鄧飛：在《國歌條例》出來之前，儀式安排屬於校本管理，教育局會出指示，建議大家在某些重大日子進行相關儀式。一般來説，國慶節和香港迴歸紀念日這兩天是肯定的，其他時候不同學校有不同編排，比如有的學校也會在開學禮和結業禮上奏唱國歌。
而有了《國歌條例》之後，就不完全是校本管理了，至少有兩方面會規定下來。首先，除了迴歸日和國慶節之外，其他一些重要節日是不是也要奏唱國歌？為此，教育局發出的指令可能就帶有一種規範性，而不再只是勸導或建議。比確定日子更重要的是奏唱國歌時的儀式，不能再鬆鬆垮垮了，相關的儀式動作應該也會進行規範。
觀察者網：對於《國歌條例》，反對派有什麼反彈嗎？
鄧飛：反對派對《國歌條例》的反對，倒沒有像對國安法等其他法律那般厲害。因為在香港，不論是教育界還是社會大眾，本來都認為這是應有之義。
讓大家意外的是，香港的一些國際學校據説是最早支持國歌、國旗條例在校園裏落實的。在香港，開辦國際學校一般要先掛靠一個外國領事館，而它們卻是最早一批支持條例落實的，讓大家始料不及。它們可能有兩個儀式，既奏中國國歌，也奏本國國歌。估計它們也認為這確實是應有之義；就香港反對派煞有介事，把什麼東西都拿來爭議。
·“推動國安法教育要專業”
觀察者網：您剛説到國安法，記得您之前曾提過，聽聞中央要求香港社會推廣國家安全教育時，老師們的第一反應是錯愕。這事兒能詳細説説嗎？
鄧飛：主要是一直以來沒這個做法。迴歸23年，別説法律，光是國家安全觀念的教育，我可以很肯定地説，基本是一片空白。説難聽點，23條立法説了這麼多年都立不成，大家就沒把國家安全當回事兒，自然也沒在學校裏進行相關的教育推廣。現在忽然之間不單是要教國家安全這種觀念，甚至要教一部國家安全法，不是泛泛而談，要求更加細緻和專業，因此覺得很意外。
觀察者網：談及中央-香港關係，專家學者會用“蜜月期”“繁榮期”“分歧”等詞彙劃分討論；您可否給我們總結一下，從迴歸前後至今，中央在香港教育方面的態度經歷了哪些變化？
鄧飛：中央跟香港特區的關係，可能階段性的變化會稍微多些；而在教育方面的真正關注，倒沒有那麼複雜的變化。
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央對香港的教育事務，至少看上去是抱持着一種充分信任的態度。如説要加強兩地的往來，支持香港學生到內地交流考察，內地從中央到地方就都推出政策來配合；對於香港內部的課程、教學、考試等事務，中央也都充分信任。
直到2014年，國務院發佈《“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裏面提出“全面管治權”的説法，反映出中央對特區教育的關注度開始提升，關心香港教育是不是出現一些不利於正確理解和實踐“一國兩制”的偏差。
再後來大家都很清楚發生了什麼事——2014年違法佔中，2016年新年發生旺角暴亂，去年就更厲害了，出現修例風波。這時候不光中央對香港特區的教育越來越關注，即使是本地的家長，對教育界、對老師的信心也都開始出現動搖。
在這種情況下，中央可能就希望能推動本地教育部門在課程、考試方面的監管，監管相關內容是否真的符合“一國兩制”的精神，也希望教育部門能關注學校老師如何對學生進行思想品德的教育。
觀察者網：您是教育工作者，以您親身實踐來看，在推動國家安全法教育中應注意哪些事項？我們也知道現在香港教師隊伍裏有很多所謂的“黃師”，要如何避免國安法在教授講解時被這些反對派污名化？
鄧飛：我覺得一般情況下，如果泛泛而談地去教國家安全，反而有很大的被歪曲或誤導的空間；若是教法律，我反倒不太擔心。因為普法教育主要涉及兩方面，一是法條，二是案例，這兩者缺一不可，而法條不能亂説，香港又是實行普通法制度，案例的重要性非常高，如此一來，因模糊而被歪曲的空間將大大減少。
觀察者網：您剛兩次提到“專業”，那在您看來，在推廣國家安全法教育時，怎樣做才算“專業”？
鄧飛：這裏的專業包括兩方面，一是法律，二是教育。
對於法律法學而言，無論是法條裏涉及的法律概念，還是對於司法案例的理解，都是需要經過一定程度的法律訓練的。香港實行普通法，一本書幾百頁，裏面引用各種法條先例、他國案例，如果你沒經過法律訓練，可能每個字都能看懂，但加起來就不知道什麼意思了。
舉個簡單的例子，估計很多人都分不清什麼是“大陸法”，什麼是“普通法”，經常望文生義，將“大陸”理解成“中國大陸”，“普通法”理解成“普普通通的法律”，實際上完全大搭調。很多年前我就看見有的老師在他的教材筆記裏誤會這兩個詞的概念。一開始教人1 1=3，後續還想教人函數、解析幾何？拉倒吧，根本不可能教下去的。換而言之，法律方面必須要專業、準確，不能理解錯。
第二就是教育上要專業。我們不能把法條扔下去讓學生們自己看着辦，應該因應這些青少年的身心發展階段做一個剪裁，根據不同年齡學生的知識基礎，把港區國安法乃至整部基本法劃分成不同的學習元素，制定不同版本的內容，比如小學學這個，初中教另一部分，高中再掌握其他知識。這就是教育的專業化。其實包括語數英在內，所有的學科都是這樣的，按照年齡、年級來劃分學習元素進行教學。
·“建制派的文宣要與時俱進”
觀察者網：不管是《國歌條例》還是“港區國安法”，可以説都屬於他律。有沒什麼方法，能讓愛國成為香港青少年的一種情感自覺？
鄧飛：這事不容易。這不是改動某個學校課程或修改學術管理規範就能水到渠成的，沒那麼簡單，這是一個移風易俗的過程。人心迴歸其實蠻困難的，23年過去了，不但沒回歸，反而變成鄙視、抵制，這要移風易俗，非常艱難，但是仍得一步步去做。
學校有學校的做法，社會有社會的做法，內地如何配合，本地又如何承擔起這個責任，這是一個很龐大的過程。我覺得從宏觀來説，只要整個國家甚至全球華人社會的發展狀況越來越好，那麼中長期來説是不用太過擔心的。
具體到香港，我認為對於反對派那些侮辱內地的宣傳，要做非常及時準確的反擊。
大家都知道，這麼多年來香港媒體的話語權牢牢掌握在反對派手裏，真正能對青少年進行洗腦的其實是反對派，而不是建制派。而反對派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做大量文宣，儘量妖魔化中國內地——尤其是網絡視頻新聞，他們儘量抹去內地改善、進步的一面，如今反對派對內地的抹黑還不只針對政治體制，甚至擴大到整個內地人族羣——久而久之，香港的青少年就很自然地得出一個觀念，即內地全面大黑暗，什麼都不好。對於反對派這種鋪天蓋地無所不在的妖魔化，關於中國內地的宣傳必須要及時到位，要以更大的篇幅去反擊他們。
反擊的技術難度其實很高，高難度的地方並不在於內容——網絡資訊時代大家都不缺內容，而在與網絡時代在大數據推動下，會形成同温層。比如孩子們已經習慣只接收反對派某些網媒的信息，自動屏蔽了其他立場的資訊，這是大數據分析推動的結果。如何突破這種大數據所造成的“信息繭房”，是個很大的技術難關，但又必須要攻克，否則你有再好的內容也進不到青少年的心裏去，他們永遠接觸的都是少量反對派媒體極盡渲染的負面信息。
學校的課程和考試，我們當然要改善，但不能只依靠這幾項去移風易俗。説句實在的，在網絡時代，一位家長或老師對青少年思想品德乃至人格形成的影響力是在下降的，而不是提升；周遭世界對青少年三觀的形成，有着更為巨大的影響力。在這方面，建制派不光是缺乏自己的內容論述，也沒技術手段突破大數據造成的信息分隔。相反地，反對派卻有能力把那些似是而非的東西不斷打進建制派的羣組裏。
關於網絡時代青少年價值形成的學術理論研究，無論是中國內地還是港澳台，其實都是缺乏的，在這方面研究得最精彩的是韓國。
韓國人提出一個術語——“B級時代”，指代網絡時代成長起來的青少年。它所對應的“A級”指主流、傳統的東西，所以B級時代的特徵之一是反傳統，其中最經典的反傳統表現就是鳥叔《江南Style》的興起。近幾年韓國的社會政治運動也很多，網絡時代成長起來的青少年在其間佔了主導地位，他們的表現也跟傳統的那些人完全不同。
韓國統一研究院每年追蹤研究，發現韓國的青年一代幾乎沒有“天然統”，超6成的青少年人拒絕跟朝鮮統一。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韓國人會花大功夫研究網絡時代青少年這一價值觀的形成，他們在這方面的理論研究非常充實，並會尋找對症下藥的辦法。相比之下，無論是中國內地還是港澳台，在這方面的實踐都處於弱勢——國民黨基本上是廢了，澳門相對來説平靜一點，而香港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實踐研究都是缺失的。
我覺得如果我們不花相當的力量去研究香港的“Y世代”（香港的80、90後），不去研究這些網絡時代成長起來的青少年的價值理念是如何形成的，只是在佈置一些老式宣傳推廣教育，比如滿大街張貼海報，這是完全沒用的，因為現在的青少年根本不看。
現在的青少年要的是什麼？要的是過癮，要的是一種類似打網遊的快感。所以你可以看到，反對派的文宣產品，無論是視頻的還是文字的，都充滿了網遊的味道。你看去年的修例風波，那些所謂的黑暴也好，“和理非”的青少年也罷，他們被動員出來，渾身上下黑衣裝備，其實就是把虛擬世界裏的東西——如內地遊戲“吃雞”——搬到現實中來，他們從中獲得一種打網遊般的快感。
我們需要的就是類似反對派這種與時俱進的文宣，如果還是用傳統的方式，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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