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明朝的歷任首輔中，葉向高是極為特殊的一位。在他兩任首輔的十一年中，他並沒有體會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快感，反而承受了無窮無盡的夾板氣。
正文：
萬曆三十六年，葉向高坐上了內閣首輔的寶座。
然而，在他成為“百官之首”的第二天，當他走進內閣值房時，別説鮮花與掌聲了，就連一句道賀的話也沒聽到。
這倒不是葉向高的人緣太差，而是因為——內閣裏壓根只有他一個人。
萬曆三十五年時，葉向高還是四位閣臣中敬陪末座的那一個。然而沒過多長時間，首輔朱賡和排行第三的于慎行便先後因病去世；次輔李廷機甫一接任便差點被百官的口水淹死，一氣之下棄官不做，跑回老家福建轉型當了“宅男”；於是，排名老四的葉向高便這樣稀裏糊塗地當上了大明首輔。
“慢慢就好了”，葉向高這樣想着，在桌前坐下，開始處理堆積成山的公務。
事實證明，葉向高還是太天真——在此後的整整七年中，葉向高一直是內閣中的一顆獨苗，“獨相”之名，皆出於此。
要命的是，雖然內閣只有他一個人，但工作還是要乾的。然而，此時的萬曆皇帝對上朝理政沒有半點興趣，不但他不幹活，就連朝廷中的官員也沒剩下多少，葉向高想找個幫手都難。
找來找去，這個時候還能幫上點忙的只剩下了一個特殊人羣——宦官。
對於想做事的葉向高而言，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皇帝罷工我管不了，那最起碼得找個替皇帝簽字蓋章的人吧？
然而，正是這一決定，讓葉向高在之後的首輔生涯中備受攻訐，甚至有人將其與正德年間依附劉瑾的大臣焦芳相提並論：“（葉向高）當以焦芳同傳矣！”（《東林列傳》）
然而，葉向高真的曾經依附於宦官之下嗎？
一、亦敵亦友
眾所周知，明代朝政中的一大頑疾便是宦官專政。作為皇帝身邊最親近的人，他們雖然身份低微，但能量奇大，明代歷朝名臣如楊士奇、李東陽、楊廷和都曾或多或少吃過宦官的虧。
同理，在明朝，一個首輔若是想做成點事情，就免不了要與宦官虛與委蛇，至少在面子上要過的去。否則，這些人一旦扔雙“小鞋”過來，首輔們也不一定吃得消。
從這點來看，葉向高還是幸運的：因為張居正的原因，萬曆對大臣和宦官專權的問題相當在意。萬曆在位期間，僅有的幾位權宦如馮保、張誠等人，他們的活動時間都集中在萬曆當政的前期，且在較短時間內便紛紛被查辦，使得宦官的權利和對朝政的影響相對較低。
葉向高上台時，執掌司禮監的宦官叫做常雲。這個人能力相當一般，往壞處説，就是庸庸碌碌；往好處説，就是沒什麼野心。因為這一點，葉向高和他配合得還算不錯，當葉向高為朝政煩憂時，這位太監還對他頗為理解：“好時節受用宰相，都被別人做去，公卻來此受苦。”（《明季史料集珍》）
然而，對於其他的惡宦，葉向高就沒有這麼客氣了。
從萬曆二十四年起，萬曆皇帝就派出了大批太監分駐各地，號稱“礦監税使”，專門監督税收，為其大肆斂財：
這些人在地方橫徵暴斂，民憤極大，葉向高在入閣之前，就曾多次上書，請求撤回全部礦監税使，只不過都被萬曆皇帝當做了耳邊風。
當上首輔之後，葉向高清楚的認識到，這些人作為皇帝的“斂財童子”，想要全部召回是不可能的。因此，他轉換了方針——税可以收，但要是做得太過分，那可就對不起了！
第一個成為葉向高目標的，是遼東税監高淮。
萬曆朝後期，女真勢力逐漸興起，遼東已成為屏護明朝北境最重要的屏障，這一地區的安定與否，直接關係着整個明朝的安全。
然而，高淮倚仗萬曆皇帝的信任，又與當時的鎮守遼東的李成梁家族勾結，不僅大肆搜刮民財，還剋扣士兵糧餉，成功地把遼東地區攪成了一鍋粥。
就在葉向高當上首輔的這一年，高淮在遼東鬧出了大事：由於這傢伙搜刮的太過分，遼東軍民羣情激憤，甚至有人號稱要生吞了他。高淮見勢不妙，居然在沒有稟告朝廷的情況下，扔下遼東的爛攤子，跑回了京城。
回到京城後，高淮裝作沒事人一般，在呈給萬曆皇帝的上書中將自己的罪過推得一乾二淨，以為這樣就能逃脱罪責。
然而，就在這時，葉向高出手了——
他與薊遼總督蹇達聯合，將高淮在遼東的所做所為全部抖落了出來，嚴詞要求萬曆皇帝對其加以處置。在確鑿的證據面前，萬曆皇帝終於點了頭，不僅將高淮交由司禮監議罪處置，還免去了遼東百姓積欠的税銀。
在高淮之後，葉向高又先後處置了福建税監高寀、顯陵守備宦官杜茂、御馬監宦官李成等一批在各地作惡多端的宦官，還多次營救被礦監税使誣告下獄的各地官員，在萬曆末年的時局當中起到了重要的穩定作用。
二、忍辱負重
天啓元年，明熹宗即位之後，將已經致仕七年的葉向高又召了回來，內閣首輔。
這一次，葉向高不再是“獨相”了。在他身邊，有着韓爌、劉一燝等名臣，明熹宗也對他信任有加，按理説，葉向高“受苦”的日子終於到頭了。
但是，葉向高還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因為他的面前，正站着一個無比強大的敵人——魏忠賢。
這時，魏忠賢已經逐步掃平了內廷當中的反對者，開始與朝臣們展開了試探性的衝突。但此時，朝中勢力最大的“東林集團”始終抱持着“正邪不兩立”的態度，與魏忠賢鬧得水火不容。
在這種激烈的衝突中，葉向高卻保持了難得的清醒。他意識到，魏忠賢有皇帝這個後盾，在某種意義上來講，他是不可戰勝的。
但是，如若對魏忠賢放任不管，一旦其坐大，又會導致朝政大亂。因此，將籠絡與制約並用，就成為了葉向高對付魏忠賢的唯一手段。
之後的一段時間內，葉向高一面通過好言好語拉攏、安撫魏忠賢，並在無關政務的小事上給予支持；一面嚴防魏忠賢干預朝政，當魏忠賢意圖對朝臣不利時，葉向高則堅守立場，“輒執爭甚至拂衣欲去”，遏制魏忠賢的進一步得勢。
應當説，葉向高的這種做法，雖然不能在根本上改變魏忠賢當權的局面，但對於朝中勢力的平衡以及朝政的正常運行來説，的確是大有裨益。
然而，可惜的是，朝廷中搭台唱戲的只有一個葉向高，而拆台子的人卻數不勝數——
天啓四年，東林黨的核心之一、吏部尚書趙南星與文士汪文言過從甚密，當時許多大臣要見趙南星，都要經過汪文言引薦，惹得朝臣們多有不滿。
魏忠賢敏鋭的抓住了這一機會，發動同黨將汪文言下獄，並意圖以此將東林黨骨幹一網打盡。
這時，葉向高及時出手，在給明熹宗的上書中，將責任攬在了自己頭上，制止了魏忠賢的“株連”行為。
由於葉向高的影響力太大，魏忠賢迫於形勢，一度釋放了汪文言。然而，出獄後的汪文言依然與東林黨人多有來往，葉向高料到魏忠賢必然不會善罷甘休，於是反覆勸説東林黨人，讓他們將汪文言趕出京城、避開風頭，但卻被這些人視為“軟弱”、“妥協”，甚至大肆對其進行攻擊，直斥葉向高為“閹黨”。
面對這些抱持着理想主義的大臣們，葉向高也是極為無奈：“蓋此諸公，雖立身持論皆有可觀......於出處進退存亡得失大關鍵全不慮及。餘倦倦言之而不聽，亢而取悔卒殺其身以敗天下......深可痛也！”（《遽編》）
之後的情勢發展果然與葉向高的預測一樣：魏忠賢再次抓捕了汪文言，自此，東林黨人與“閹黨”之間的衝突趨於白熱化，再也沒有調和的可能。
事情發展至此，即使葉向高有三頭六臂，也無法在其中調和周旋了。就在這一年，深感精疲力盡的葉向高告老還鄉，自此，大明的朝政徹底陷入了黑暗之中。
參考文獻：《明史》
《明通鑑》
《明季史料集珍》
《東林列傳》
《遽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