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網友們視為“鄉村教育主力軍”的公費師範生，這段時間被推到了風口浪尖。
不久前，人大代表劉發英提出 ，要將公費師範生的違約行為記入誠信檔案。
這一提議引發了十幾萬網友的討論，且討論者們旗幟鮮明地分為了兩個陣營：
支持提案的陣營認為，公費師範生們享受了權利就該履行義務，報考卻不去當老師浪費了國家的資源和學校的名額，既然沒有堅定地想好要當老師，就不要報取這個專業，可以通過助學貸款解決經濟問題。
但反對的公費師範生陣營卻有不同的看法。
他們認為許多人是在親人或經濟原因影響下才報考該專業，並非出於自願，幾年前的決定，發生變化很正常，更別説公費師範生們已有違約金、考公考研出國等諸多方面限制。
在爭論要不要將公費師範生違約行為計入誠信檔案、或是加大其它對公費師範生的限制之前，應當對網友們給公費師範生的定位進行確認——
公費師範生政策真的幫助了鄉村教育嗎？真的促進了教育公平嗎？
2007年，國家在六所部屬師範高校北師大、華東師大、東北師大、華中師大、陝西師大和西南大學實行師範生免費教育政策，2018年改名為師範生公費教育政策。兩者本質上是同一個羣體。
為響應國家的號召，各省開始在自己省屬的師範學校推行公費師範生政策。根據所屬的學校不同，公費師範生又分為部屬公費師範生和省屬定向公費師範生。
針對該羣體的協議中， 無論改名前後，都有“將公費師範生違約行為計入誠信檔案”的這一條款。
即使在各省的執行中，這一條款內容各有差異，但公費師範生違約被計入誠信檔案早就是既定的事實。
表面的問題爭論似乎解決了，但隱藏在爭論背後的，是網友們對公費師範生支教農村的期待。這個期待與網友的期待並不匹配。
根據教育部統計，自2007年至2017年，全國共招收了超過10萬的免費師範生。履約學生中，90%去往中西部省份中小學任教。許多中小學校甚至由此首次次接收到來自北師大學、華東師大等頂尖師範高校的畢業生。
光看這些數據，免費師範生政策的確為中西部基礎教育輸送了大量的優秀師資。 但其中就職於農村學校的畢業生比例極低。
根據《人民日報》對免費師範生就業情況的統計，這些畢業生主要任職的學校是中西部的城鎮學校。
在學校等級上，62%的免費師範生任職於省級示範學校，20%任職於地級示範學校。
除了陝西、江蘇等少數省份，大部分省份沒有分配到農村的免費師範生。
這種局面是多方因素造成的。相比非公師範生，公費師範生大多自帶編制，在競爭中擁有優勢。 為了迎合政策對公費師範生的偏好，也為了緩解自身編制名額的壓力，在對教師的選擇中，學校往往更青睞公費師範生。
根據協議，公費師範生在回到生源地省份後，擁有與心儀學校雙向選擇的權利。在雙向選擇失敗後，他們才會被定向分配到其它學校。
在雙向選擇優先的情況下，即使部屬高校的優秀生源願意去中西部，也會在走向基層農村的路上，被更好的城鎮中小學攔下。
雖然協議要求這類師範生必須到農村學校任教服務一段時間，但這一政策的具體執行並不容易。
為了招攬更好的公費師範生，也為了公費師範生能盡多地為當地教育做出貢獻，各地方不得不寬鬆執行“服務農村學校”這一點。
如果嚴格執行，在保證免費師範生在農村服務時生活水平這一塊，地方為提高吸引力需要投入更多。
與此同時，薪酬偏低、發展前景不好、工作環境艱苦等問題都是農村學校普遍存在的問題。
除去一批對教育事業有激情、熱愛的師範生，其它學生大部分都對農村學校興趣不高。
實際上，與外部對免費師範教育的認知不太一樣的是， 扶助農村教育並非公費師範生政策最主要的目的。
在這類師範生協議的開頭，早就標明瞭其宗旨：培養造就優秀中小學教師和教育家，鼓勵優秀人才長期從教。
2014年，華中師範大學對免費師範生進行了問卷調查，數據顯示38.56%的學生後悔成為免費師範生。
後悔歸後悔，並非所有後悔的人都有違約的條件。
家庭、經濟等外界因素是公費師範生選擇報考該專業的主要因素。《人民日報》統計顯示，在報考免費師範生的生源中，城市生源佔四成左右，鄉鎮和農村生源為六成左右。
因為經濟原因選擇免師、公師的學生不在少數
從統計數據來看，不受外界因素阻擾，僅僅因為自身對教育事業熱愛而選擇教師這個職業的人，只佔總人數的5%和6.7%，比例極低。
華南師範大學的大一公師生方賢和身邊的同學，大多數是聽從父母、為了之後就業的穩定，報了這個專業。湖南工業大學的許曼冬在填志願時對這個政策瞭解並不清楚，基本是也聽從爸媽的意見，走上了這條路。
若真像網友呼籲的那樣，要求師範生們“不想當老師就不要選這個專業”，顯然只會加重教師隊伍人才緊缺的現狀。
如果選擇助學貸款，沒人能擔保自己畢業後連續幾年都能順風順水。一旦不能按時還助學貸款，受到的限制和影響比公費師範生大得多。
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曾於2018年對免費師範生的違約情況進行調查，調查結果顯示：
在選擇違約的公費師範生中，57.2%在大學學習過程中發現自己不適合或不喜歡做老師，51.5%認為自己報考時對政策瞭解不足，52.6%則認為協議中的履約年限太長。
一些網友認為，協議並非要求公費師範生終身任職，完全可以在履行完自己的義務後轉行做別的。
但對於普遍履約完已經27、28甚至30多歲的公費師範生來説，在這個“35歲進入半退休”的狼性社會里，選擇而立之年轉行從新手做起，壓力是巨大的。
即使不違約，公費師範生也要面臨諸多限制。
曲阜師範大學的吳玉江，對公費師範生六年內不能更改工作地點這一點表示擔憂。如果被調劑到了不滿意的工作單位，師範生容易因此失去對工作的熱情，就算雙向選擇成功，在入職後發現了工作環境的問題也無法順利解決。
但在公費師範生的所有限制中，對研究生考取的限制，是公師生們普遍最不滿的一點。
根據協議，公費師範生只能讀取教育相關的非全日制在職研究生，不得另外考取研究生。
先不論非全與全日制在社會上的待遇差別巨大，即使是符合協議考取在職研究生，情況也很尷尬。
要麼就是自己工作所在地，根本沒有能培養教育類研究生的大學，或者就算有，也比自己的本科低好幾個層次，從而沒有就讀的慾望。
方賢想要繼續從事教育行業，但協議對研究生的限制，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她繼續在本專業領域深入學習理論知識。
西南大學的李言心身邊有學長學姐選擇違約，原因也大多因為計劃升學考研。
同校的鄧豫因不想違約，而放棄了考研。在她看來，如果重新選擇，她一定不會讀這個專業，因為這意味着她要比同屆生晚一年參加研究生考試。
對公費師範生考取研究生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教育領域研究生的培養。
以北京師範大學為例，該校本科生往往是研究生的主要來源之一。但佔總數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公費師範生專業學生不能繼續升學，對於研究生的培養來説，損失了不少人才。
最為尷尬的點或許並不在研究生人才的流失上。
根據政策，公費師範生必須在畢業後回到自己所在生源地就職，而非就讀高校所在的城市。
這也就決定了，對於出生在大城市的學生來説，他們畢業後可以繼續留在自己的生源所在地，也就是發達的大城市就職。
汪珺琦就讀於上海師範大學，對於來自上海的她以及其它大城市的學子來説，公費師範生是個熱門專業，畢業後既能留在自己的家鄉，又能在大城市獲得穩定的“鐵飯碗”。
而從教育資源不優渥的地區千辛萬苦考到大城市的“小鎮做題家”們，不得不面臨着畢業後繼續回到落後家鄉工作的現實。
看似維護教育公平的公費師範生政策，卻加重了師範生內部的不平等。
還有聲音覺得， 基層教育要靠限制、強迫公費師範生來推進，不然不會有人去做。
可公費師範生政策不是個隨機抽籤的政策，它是雙向簽約協議。當你加大對公費師範生的限制時，報考這個專業的人就會隨之減少。
作為公費師範生的鄧豫和方賢，她們身邊真正違約了的人，其實還是少數。
這麼看來，如果加大對公費師範生的限制，並不會幫助推進基層教育，甚至還會打消師範生們的熱情與積極性。
政策方向的悄然轉變側面證實了上述規律。
在2007年推出的免費師範生政策中，對免費師範生的要求還是“履約10年、農村服務2年”，到了2018年修改的公費師範生政策，要求就變成了“履約6年、農村服務1年”，並允許師範生們就讀大學期間，在該專業內部進行專業的自由選擇。
對於如何才能提升對基層教育的扶助，推進教育公平，各國有不同的做法。
印度實施了“教育保障計劃”，為低種姓和落後地區的學生在精英學校保留名額；日本向特殊教育家庭提供經濟支援；美國對弱勢學生羣體進行補助。
但大部分國家共同在做的，還是提高對教師羣體的撥款，提升教師的薪資水平和社會地位。
許曼冬覺得，面對條件艱苦、地方偏僻、生源質量不高的農村教育工作，如果農村教師的待遇不提高，繼續工作下去的動力肯定不強。
這一公認的最佳做法，在引發爭論的人大代表劉發英採訪視頻一開始，就已被劉發英提出，卻淹沒在網友們七嘴八舌的討論中。
如果你認真看過，劉發英 在採訪視頻中建議“公費師範生違約記入誠信檔案”前曾説：
“要提高農村的、特別是貧困山區的教育水平，首先是要真正提高中小學義務教育階段教師的工資待遇問題，不能只停留在口號上。
第二點，是要從真正意義上，提高教師這個行業的社會地位，要真正地營造一種尊師重教的氛圍。”
想要在日後成為一名人民教師的方賢，希望周圍人不要拿聖人的標準來要求老師，一直做各種超越自己工作範圍之事的他們，其實也只是普通人。
（文章受訪者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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