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的讖緯學説未能真正制約皇權，只是給人們增加了一個謀權手段

一、從劉歆改名説起 西漢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有人改了個名字，但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卻引發了後人的無數評議。改名的這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經學家劉歆，在這一年，他改名為劉秀。對於這次改名，東漢學者應劭狠狠地嘲諷了他一通，顏師古注《漢書》，記載了這麼一個注：應劭曰：“河圖赤伏符雲‘劉秀髮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門野，四七之際火為主’，故改名，幾以趣也。”應劭説劉歆妄想通過改名來實現自己的野心，改名字是為了做皇帝。這幾乎成了歷史共識，許多人常常以此來譏諷劉歆。但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見，因為“建平”是漢哀帝劉欣的第一個年號，“欣”“歆”同音，劉歆可能因為避諱而改名劉秀。而且，所謂“河圖赤伏符”裏的那句預言是在劉歆改名之後才開始流行的。劉歆究竟是為什麼改名的，姑且不論，但從這件事情我們可以看出“讖緯”之説在漢代的流行。這還可以用另一件事作為佐證：《後漢書》記載：“王莽末，光武嘗與兄伯升及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等宴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耶？’”

劉歆
二、“讖緯”學説是什麼 《説文解字》解釋：“讖，驗也。有徵驗之書。河洛所出之書曰讖。”東漢張衡説：“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就是可以驗證的預言，所以讖書大多託名於天命、神意。最古的讖書是《河圖》、《洛書》。縱線為經，橫線為緯。那麼，緯書也是相對於經書而言的，即由儒家七經引申而來。比如有《易經》《詩經》，就也了《易緯》、《詩緯》。緯書的出現比讖書晚，多託名孔子，對吉凶禍福和治亂興衰等現象做出解釋。後來讖、緯逐漸合流，統稱讖緯。讖緯學説大致是以秦漢之前的神秘知識、哲學思想為基礎的，到了漢代才被廣泛地運用在政治、社會上，形成一套完整的思維模式，並影響了整個漢朝的思想風潮。上古時期的巫師或方士熱衷製作一些隱語或預言，也就是讖言，從戰國時流行到秦末漢初。比如《史記·秦本紀》所載的“亡秦者，胡也”，《陳涉世家》的“篝火狐鳴”、“魚腹帛書”，都是此類。西漢中期之後，方士們大量採集、製造讖言，結集成書。而今文經學依據陰陽五行、天人感應的理論來解釋社會政治，預佔色彩也日趨濃厚。於是在哀、平之際，讖言和今文經學中的陰陽五行、天人感應神學合流，並吸收社會上的占卜、符命、五德終始等説法，形成了完整的讖緯神學。

魚腹帛書
讖緯學説體現了漢代儒學的神化傾向，這可以從兩個方面看出來：首先是人物的神化，孔子、周公、堯、舜等等，所有儒家先哲或是古史傳説中的聖王，在讖緯中全部成了神仙，或者有了死後登仙的傳説；其次是儒家思想來源的神化，比如孔子所倡導的“禮”，本是人類社會共同制定的社會規則，但到了讖緯學説中，卻成了天帝所製作以管理人間的神聖準則。讖緯學説和傳統經學相比，重視對現實的批判，重視災異預兆的警示作用，甚至通過對未來預言的鼓動，反過來使預言得以實現，所以常有“讖謠”“夢兆”“星象”等附會。 三、漢儒提倡“讖緯”的目的 首先是為了穩固統治，為了替漢帝國政權的合法性尋求根源。其實，“神化”行為從漢高祖劉邦就開始了，所謂的“母夢與神遇”“醉酒斬白蛇”都是如此。到了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把君主權利賦予了神的意義。董仲舒用神學來解釋經義，核心思想是符命和災異。符命説論證了大一統的君主專制政體的合理性，是為了穩固政權服務的，成就出為帝王服務的“君權神授”觀念，利用人們對天神的敬畏來強化君主的權威。就像皇帝的詔書上，我們聽得最多的“奉天承運”四個字，意思是皇帝做出的決定並不是個人意見，而是在遵循上天的旨意，這就讓人們對君權產生了信服。漢儒用“讖緯”把“漢家”神化，把皇室納入一個神化的體系中，進一步把整個社會也納入了神化體系，倡導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讓人們對漢王朝有了歸屬感，覺得自己也是主人。但天之子是皇帝，天的旨意會讓皇帝執行，所以“天人合一”只不過是強化君權的手段而已，但在當時的確是能抓住人心的高明之策，也確實起到了穩定和鞏固漢王朝統治的作用。

天子
其次，漢儒提出“讖緯”，為了適當限制君權，企圖調和君主專制政體的各種矛盾。在漢朝之前，秦王朝的主流政治思想是法家思想，主張君主無限度的獨裁，所謂天上地下唯我獨尊。這使得君權沒有制衡，施政的缺漏無法彌補或改正，於是秦二世而亡。有鑑於此，漢儒積極地尋找制衡君權的力量，他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天”和“神”，這也就是公羊學派和董仲舒等人建立“天人相應”制度的基本理念。這一方面就要靠災異論了。災異論是以天人感應為基礎，把“天命”和“人事”相結合起來的一套思想學説體系。統治者如果能夠順應天命，那麼天地將一片祥和，風調雨順，百姓年年都有好收成；統治者如果違背了天命，那麼上天將降下災異，大旱、水澇、山崩、地震、天象異變等等，以昭示“天命”與“人事”相矛盾。漢儒認為，這樣皇帝做事不會像秦王朝那樣為所欲為了，因為皇帝的行為受到了上天的監控，要是皇帝做了有損國家的事，上天就會降災懲罰，這就使得皇帝必須選賢任能，為天下人謀福利。 但事實證明，這實在是一廂情願的想法，災異天變對帝王的震懾作用並不明顯，他們限制君權的想法並沒有實現。因為“上天降罪”之類懲罰畢竟很遙遠，而奢侈享樂和無限的威權就在手邊。 四、“讖緯學説”並未能真正制約皇權 一些觀點認為，漢代“讖緯學説”約束了君主的權利，使得漢歷代君王大多是賢君，這也是漢朝的統治能夠長達四百多年的一個重要原因。但筆者認為，漢朝賢君多（尤其是西漢），主要是靠皇帝的個人修養等原因，“讖緯”的約束作用極小。高祖、文帝、景帝之時，讖緯尚不是非常流行，他們的賢明與讖緯無關。漢武帝雖然對陰陽方術頗為崇信，但他對讖緯更多是利用，自身所受的影響極小。這可以從下面這件事情上看出來。董仲舒講災異，一是在《天人三策》裏面，只談理論，沒有和現實聯繫起來。另一個就是《災異之記》，這是他講當時災異的著作，他寫完以後藏在家裏，不敢上奏給皇帝。説明他對自己的學説，對皇帝，都沒有十足的信心。但是，書稿被主父偃偷偷看見了，主父偃就向皇帝告發，漢武帝認為書中的一些內容是妄議政治，大逆不道，因而董仲舒被判死刑（幸虧後來得到了赦免）。可見，災異論並不能影響到漢武帝。

董仲舒
從元帝之後，社會矛盾便日益凸顯，民眾暴動也愈見頻繁，朝廷腐敗，無力應對社會危機。因而讖緯之學有了更大的發展空間，便逐漸流行開來，皇帝也似乎接受並認可了這一觀念。但這往往流於表面，通常是災異現象出現後，皇帝下詔罪己，然後大臣、儒生提出批評意見。其實這種君臣互動，往往只是一種表演，只是一種儀式，並不會產生實際效果。漢儒在“讖緯學説”的設定下，只有天意能制約皇帝的行為，但天意在人間的執行者卻還是皇帝。靠自己來制約自己是根本不現實的。“讖緯學説”沒有設計出任何現實的制度或者權力，來代表天意約束皇帝、制衡皇權。 就像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員陳侃理在一次訪談中所説的那樣：“説災異是基於普遍信仰的一種深刻的傳統，曾被寄託很高的期望，也產生過聲勢浩大的影響，但它對權力的干預和約束缺少強制性，反而常常被權力所驅使。” 五、“讖緯學説”成為了謀權奪利的一個手段 和儒家的預期相反，鬼神之説不但無法制衡君權，反而讓君主和野心人士通過讖緯給自身不合理的作為尋找一個合法的理由。所以。讖緯災異之説常常被權力所左右，只能作為藉口或者助力，推動一些已經醖釀成熟的政治變化。比如，西漢後期的劉向是宗室高官，又是大儒，擅長災異之説。有一次，他上書説皇帝寵幸外戚宦官造成了當時的災異，但外戚和宦官也利用災異作武器，説災異是皇帝身邊的士大夫造成的，最終劉向被問罪免官。決定勝負的其實是權勢，因為懷有不同目的的人都可以利用這個學説。而且，每到社會動盪，政局紊亂的時候，讖緯之學就成為了各種政治權勢相互鬥爭的有利武器。利用讖緯達成政治目的，最突出的兩個例子就是王莽和劉秀。

王莽
依照讖緯之學的“五德終始説”“天命説”，當自然災害不斷降臨時，人們就會猜測，是不是上天已經不滿意漢帝這個兒子，是不是漢朝的“天命”“歷數”已經到頭了，是不是就要改朝換代了。西漢哀、平二帝時候，王莽攝政。他為了尋求取代漢朝的合法性，一方面用災異思想大肆宣傳“漢歷中衰”，並正式確立和強化了“漢為火德”、“漢家堯後”的説法，為“新室舜後”、“舜新土德”做鋪墊 ，“火德銷盡”，於是“土德當代” ；另一方面，他用大量的祥瑞符命來證明自己受到上天的垂愛。《漢書·王莽傳》記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王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然後進位為安漢公。其後直到“受禪”稱帝，那些數不清的可以證明他“受命為真”的符命讖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光武帝劉秀在爭天下的過程中也充分利用了讖緯之説。他最初起兵，就是接受了宛人李通的圖讖“劉氏復起，李氏為輔”。後來在和蜀地太守公孫述爭奪天下時，曾經形成擁劉和擁公孫兩派不同的讖緯圖書。最終取得天下，他認為自己受命於“赤伏符”，也就是前文提過的那幾句話：“劉秀髮兵捕不道，四方雲集龍鬥野，四七之際火為主。”於是，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劉秀“宣佈圖讖於天下”。之後的明、章兩朝繼續提倡讖緯，於是讖緯逐漸成為了風靡一時的學問。《後漢書·張衡傳》記載：“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讖，兼復附以妖言。”

光武帝劉秀
小結 兩漢時期，讖緯之學盛極一時，尤其是哀、平二帝之後，讖緯的流行簡直到了難以想象的地步，年號依據讖緯，朝政制度依據讖緯，甚至，有人的名字出現在讖緯裏，居然就當了大官（王莽時這樣的例子很多，其實都是自己假造的讖緯）。讖緯學説對兩漢的思想文化、社會生活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迎合了朝廷“君權神授”合法性的輿論需要。但是，漢儒希望藉此來制衡皇權的目的並沒有達到，讖緯學説反而被君主或野心家所利用，成為他們了爭權奪利的一種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