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最著名的有三大變法，分別是秦孝公時期的商鞅變法，宋神宗時期的王安石變法和明神宗時期的張居正變法，至於范仲淹搞的那個，歷史上稱之為“慶曆新政”，不能算是完整的變法，為什麼？後面慢慢説，先闡述下幾大變法中，誰對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最大，當然，本文觀點僅代表小編個人觀點。
毫無疑問，在幾大變法中，對中國歷史進程影響最大的是商鞅變法，根據《史記》中的記載，秦孝公繼位後，開出招賢令：“賓客髃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不過，秦孝公所要求的強秦僅僅是：“復繆公之故地，修繆公之政令”。
也就是説，秦孝公他最想做的是，通過變法強秦，以恢復春秋時期，秦國的秦穆公在位時的春秋五霸那樣的地位：“昔我繆公自岐雍之閒，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
於是，商鞅來了，並在經過和秦孝公的幾次交流後，以法家強國之道獲得了秦孝公的認同，在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下，秦國開始了商鞅變法，商鞅變法雖然初衷僅僅只是為了讓秦國成為諸侯霸主，但最後延續下來的結果卻影響了中國整整兩千多年。
首先就是，即使在商鞅被秦國君王殺死後，他的變法依舊被繼承下來，並沒有因人死而法亡，而秦國也藉助數代都堅持商鞅之法，而逐漸強大到山東六國不可抵擋的地步，最終在秦始皇嬴政時期，完成了中國的大一統，因而有“商鞅相孝公，為秦開帝業”的説法。
在商鞅變法的基礎上，強大起來的秦國，通過秦始皇之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王朝--秦朝，而這種中央集權制王朝，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直至清末都未曾更改，且商鞅變法中曾嘗試的郡縣制，統一度量衡等制度，被秦朝推廣至全國，後世王朝均繼承了這些制度，一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都還在沿用。
秦朝的大一統是建立在商鞅變法的基礎上，秦始皇為維護中央集權制的大一統，所推廣的很多制度也來自於商鞅變法，商鞅變法促成的統一王朝讓中國人自兩千年前就開始認可大一統，這種思想深入骨髓，至於制度，連偉人都説：“百代都行秦政法”，而“秦政法”就是來源於商鞅變法，可見，商鞅變法的影響力早就超越了時空，至今猶存。
和商鞅變法齊名的王安石變法和張居正變法，就沒有商鞅變法這麼長久的影響力，王安石變法是為了強宋，可宋朝並沒有因為王安石變法而強大起來，反而因為王安石變法中的很多制度不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未能很好解決宋朝面臨的嚴重的“冗員、冗兵、冗費”問題。
後世，很多人在研究王安石變法時，對於他失敗的最主要原因，比較公認的就是“急於求成”四個字，宋神宗急於在極短的時間內解決所有遺留問題，王安石和變法派成員也急於用成績來回擊保守派的詆譭，於是，很多制度沒有經過詳細調查，或根本沒有去調查，迅速的就推廣出去，很多制度和法令也因此在相當多的地方水土不服。
最重要的是，王安石變法因為變法派和保守派的互不容人，不能求同存異，直接造成了北宋中後期最嚴重的黨爭事件，他們互相爭鬥幾十年，讓北宋的決策能力和軍事實力大打折扣，北宋的滅亡，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由王安石變法造成的黨同伐異引起的，王安石變法是一次失敗的變法，連宋朝都沒有改變。
張居正變法的情況比王安石變法好得多，不像王安石變法的褒貶不一，貶斥的居多，至少，張居正變法的影響力和作用一直都是正面的，比較公認的説法是，張居正變法延續了明朝的生命。
但張居正變法沒有觸動到最深沉的問題，比如在清丈土地時，避過了皇族和士紳，沒有能從骨子裏去改造，因此，張居正變法更多的只是一種改良，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變法。不過，張居正推出的“一條鞭法”，其中的部分制度在清朝時曾被雍正皇帝改良使用，也算是把影響力延續到了清朝。
另外，張居正變法的結局是人亡政息，張居正死後，絕大部分變法內容全部被廢除，不像商鞅變法那樣連續執行了一百多年，張居正變法的影響力略大於王安石變法，但兩者加起來，都不可能和影響中國至今的商鞅變法相比。
最後來説一下北宋仁宗時期，范仲淹主導的慶曆新政，宋朝的三冗問題在宋仁宗時期就有了，因此，宋仁宗也有意變法圖強，並允許在當時有很大聲望的士大夫象徵人物范仲淹來主導，不過，這次新政僅僅只開始了一年多，推出的法令就全被廢止，沒有完全展開就結束了。
原因有兩方面，首先是范仲淹在準備開始變法時，向宋仁宗上《答手詔條陳十事疏》，提出了十條主要的改革條款：“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這裏面有七條內容都是針對吏治的，以剝奪官員的福利和更嚴厲的監督官員為主。
這些針對官員的改革內容剛經過公佈，就把絕大多數官員、勳貴、紳士們推到了對立面，變法他們認同，畢竟變法的目的是為了強宋，但要兼顧他們的利益才行，而且，范仲淹要變法也好，改革也好，負責執行的還不都是這些官員？范仲淹直接就拿這些官員開刀，誰來幫助他執行法令？沒有他們的支持，變法寸步難行。
其次，在大多數官員們站出來反對後，范仲淹和他的支持者們犯下了一個巨大的錯誤，就是把反變法派和變法派分成了小人和君子，且把支持變法的統稱為君子黨，范仲淹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歐陽修，還公開寫了一封奏疏《朋黨論》給宋仁宗，在奏疏中直接鼓吹結黨有利論，説結黨這事啊，要越多越大才好。
歐陽修才華橫溢，這篇奏疏也算是名篇，可他的政治敏感度實在太低，向皇帝鼓吹結黨的好處？讓皇帝允許臣子們結黨營私？幸虧他是生活在宋朝，換成任何一個朝代，恐怕九族都要被滅掉，這篇《朋黨論》一出，直接讓慶曆新政夭折。
宋仁宗不怕變法派和反變法派互相直接爭執，反正好壞終究由他來裁決，他就怕范仲淹們因此把反對者全部趕走，然後結成一個所謂的君子黨來欺負皇帝。於是，范仲淹的上書得罪了所有的官員，歐陽修的上書嚇住了宋仁宗，慶曆新政失敗。
宋仁宗改變態度並拒絕了變法後，范仲淹、歐陽修等變法派逐一被貶斥出京，此後的范仲淹一直在地方蹉跎，誰也不想他回到中樞，最後，他死在地方上。
范仲淹慶曆新政的失敗在於沒有拉攏大多數，且固執的以自己較高的道德標準去要求別人，須知，即使都已經是高官顯爵，也是飽讀詩書的士大夫，可大多數人到底還是俗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道德模範，整個宋朝也就出了范仲淹這麼一個。
慶曆新政是北宋三冗問題出現後，北宋皇帝和士大夫們準備解決問題的首次嘗試，因《朋黨論》的出現，讓脾氣不錯的宋仁宗在此之後，一直到死都不敢再搞什麼變法，慶曆新政算是王安石變法的一次預演，可出現的結黨苗頭終於在王安石變法開始後變成現實。
【來源：孤寡老人講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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