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後，大清朝在軍事醫學方面有了“開洋葷”機會。
漢語“瘟疫”一詞中的“疫”字，現在眾所周知代表着傳染病。漢字作為象形文字，“疫”字有一番極具深意的演化史。
《詩經·小雅》中有詩句説“遣戍役以守衞中國”，這個“役”就是服兵役戍守邊疆的意思，但遠古漢字把“役”字寫作“伇”。甲骨文中“殳”字表示一種長柄勾頭有稜無刃的兵器，一個男丁持“殳”作戰，自然就在左邊加個“亻”，即為“伇”。
遠古被徵募去戍邊的奴隸或罪犯被稱為役夫，他們生活條件艱辛，抵抗力低下，因為密集聚居生活常導致暴發傳染病。在他們當中產生的疾病最初被稱作“伇病”，後來又在“伇”上頭加了個“疒”部首用於專指役夫產生的傳染病，最後經過簡化去掉“亻”，終於定形為“疫”字。
所以，中國古人對傳染病的認知就起源於士卒。軍人不僅備受傳染病折磨，還得承受戰傷帶來的痛苦和死亡，毫無疑問，他們是最需要醫療救助的人羣。遺憾的是，古代無論中國還是西方的軍隊，都享受不到多少有實質意義的醫療服務，直到工業革命開啓後，西方才開始逐步建立了近代軍事衞勤制度。
鴉片戰爭是中國引進西方軍事制度和軍事思想的發端，直到19世紀末，中國的軍事醫療體系才初現雛形。1910年東北鼠疫暴發，洋務派大臣們建立的這套體系在馬來西亞華僑、醫學博士伍連德的帶領下發揮了巨大作用。雖然，當時離建立現代軍事衞勤體系還有很漫長的過程，好歹中國軍隊終於可以享受到一些現代軍醫服務。
明清兩朝的軍醫
嚴格説，古代中國沒有軍事醫療體系，只有一些關於軍中行醫用藥的規定，配備了少許軍醫官和軍醫士。軍醫士皆為朝廷派遣的郎中，且不論他們醫技如何，少得可憐的服務也只有少數高級將領可以享用。從最接近近代，留下最多文獻的明清兩朝即可窺見前現代中國的軍事醫療狀況。
明朝的軍隊主要分為三大類，即“衞所軍、邊軍、京軍”。衞所軍分設於全國軍事要地，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衞。一衞約有5600人，下面又設千户所、百户所、總旗和小旗等單位。明朝在長城沿線陸續設立了“遼東、薊州鎮、宣府、大同、太原、固原”等九個軍事區域，各守一邊，俗稱九邊重鎮，這些鎮守北部邊境的軍隊即為邊軍。京軍顧名思義即為拱衞皇城與京城的部隊，永樂年間分為神機營、五軍營和三千營，合稱三大營。
明朝規章中有少許關於軍隊醫藥的條令。根據《大明匯典》中記載，京軍中的醫官和醫士由太醫院派遣，軍中藥物由國家免費供給，在軍隊中設有管理藥料的官員，還有特設的惠軍藥局。惠軍藥局有對服役醫士九年考滿升職的辦法：“凡神機營四惠軍藥局，提調醫士未冠帶者，三年無過，赴部告明，給與冠帶；九年積有功勞者，諮送南京吏部奏除，署吏目，仍支醫士月糧，在局提調；遇有恩例，實授三年，照例給由。”
幾種部隊中待遇最好的當數京軍，但京軍所享有的醫療服務也少得可憐。明太祖朱元璋時期北京的三大營士兵共計20多萬人，只配備了軍醫12人，差不多1.73萬人才有一個醫士。明代宗朱祁鈺時期大臣于謙將京軍改編為十團營，各設提督統率，人數降到15萬；到了明孝宗朱祐樘時改增為十二團營，每團1萬人，但醫士人數始終沒變，還是12人。
至於衞所軍和邊軍的醫療保障，雖有零星的紙面規定，但實際上基本接近於無。明英宗朱祁鎮在位第十二年，山西右參政林厚上奏朝廷，認為邊關士卒太過勞苦，備受疾病困擾，請求在衞所設立醫療制度，選軍中擅長醫術者為醫士，但上頭認為隨意變動規章恐生亂子，請奏者怕有私心，林厚還差點被降罪。發生戰事遇到戰傷，其實只能靠士卒互相救治。
戚繼光為平定倭寇訓練了三千名金華和義烏民兵，民間稱為戚家軍，戚家軍以軍紀嚴明、戰鬥力強著稱。由於軍中幾無醫士，戚繼光規定：“陣上血戰之時遇有我兵戰傷，就聽在地，勿令呻吟，吾兵只管向前。便是父子有傷，你只管向前殺雲，殺了賊便可收拾調理，即是與父子報仇了。”他的理由是“若因而守顧，不過向前殺賊，賊子追來，就守之扶之，向何去去也，自己命不保，如何救，違者斬”。受重傷的士卒因錯失搶救時機基本都死於戰場之上，能僥倖存活下來的只是輕傷員。
到了清代，鴉片戰爭前仍大致沿襲明代規制，軍醫由太醫院派遣。《大清會典》説：“若軍營需醫，奉旨差官先申禮產選委二人具題，乘驛前往，並遣兵部官一人送至軍前。”同時規定，駐紮在地方的士兵若患病，守官不協助請求醫治的，杖責四十，導致士卒死亡的杖責八十；若主管部門不差遣良醫前往，或不對症醫治，同樣要治主管之罪。
清朝的軍中醫療服務也多停留於紙面，軍中並無常設醫士。高級將領生病，都是臨時奏請朝廷派遣御醫前去治療。至於普通士兵，每當季節性疾病流行之時，太醫院會派發一些藥品，如痧藥平安丹、回生第一仙丹、如意拔毒散等，其實也只起到安慰劑效用，能獲得這種待遇的也是少數士兵。多數情況，患病士兵戰時在營地自我調養，戰後則遣回後方醫治。
明清兩代發生的疫災大大小小有五六百次，一縣死亡三四千户，一府死亡七八萬口是司空見慣的事。軍中是傳染病高發地帶，一旦碰到疫病暴發，根本束手無策。
清代遭遇“千年未有之變局”，鴉片戰爭致國門洞開，與西方崛起的近代工業國家在碰撞中發生交流。恰逢現代醫學正在西方蓬勃發展，出現瞭解剖學、細胞學、細菌學、藥理學、消毒學等新興學科，診病手段不斷改進，近代軍事衞勤體系也在西方逐漸成型，對清朝開始產生點滴影響。中國的軍事衞勤觀念和制度，歷經幾千年終於出現質的轉變。
近代軍事衞勤體系崛起
17世紀是歐洲民族國家崛起的時代，戰爭的頻繁爆發致使各國對軍事衞勤的需求越來越強，因為這方面的進步能減少軍營傳染病，降低士兵死亡率。
歐洲各國皆在軍事衞勤方面做了些嘗試，走在前列的是瑞士，最早建立初級的軍事醫療保障體系。瑞士每個炮兵連和步兵連配備理髮師和外科醫生各一名，比如精鋭部隊蘇黎世團的軍醫是接受過專業培訓的外科醫生，醫生人手一份創傷護理手冊，每人都有一套戰地衞生設備。普魯士軍隊中每個團以及每個騎兵連有一名理髮師，軍中也有創傷外科醫生，但這些醫療人員的素質非常低劣。實際上在整個17世紀，大多數歐洲國家士兵所獲得的軍事醫療保障，可能好於東方的明清兩朝，但並不比之前兩百年進步多少。
文藝復興同時推動了科學革命的產生，歐洲醫學研究開始着力於建立解釋疾病和醫學現象的完整理論體系，這是初期經驗主義的成果。之前牛頓式歸納法的廣泛應用，為理解和解釋現實提供了強勁的科學動力。越來越多的醫學人員開始採用牛頓研究物理學、霍布斯研究政治學那樣的“方法論”去鑽研醫學問題。
對士兵提供軍事醫療保障，在18世紀已成為歐洲國家政府的基本職能，並由國家提供人財物力支持。各國開始對新兵做常規體檢，發放衞生用品。軍隊不僅有了戰地醫療設備，配備的戰時專業醫療人員比例也遠遠超過了前代。英國每1.8萬軍人配備173名醫療人員，其中有軍醫、職員、團外科醫生、要塞內科醫生和外科醫生及其助手。
第一所軍事醫學院也在這個世紀誕生，第一批由專業軍醫撰寫的軍隊外科和內科著作，以及由他們創辦的軍事醫學期刊，也都在這個世紀問世。18世紀最著名的軍醫學院是法國巴黎皇家外科學院，德意志地區的薩克森、普魯士和奧地利紛紛以它為楷模建立起自己的軍事醫學院校。大批富有創新精神的醫生、優秀的著作，通過新式軍事醫學教育體系湧現出來，英法兩國這方面的成就最為卓著。
英國戰地外科醫生約翰·普林格，發表了那個世紀最卓越的軍事外科著作《軍隊疾病觀察》，首先提出“軍事衞生學”的原則。比如普林格發現，在簡陋但通風良好的團醫院中，士兵的感染率比後方大醫院低。普林格還鑑定了“醫院熱”和“監獄熱”兩種疾病，提出抗菌觀念。他提出的術語“流行性感冒”後世變成了人所皆知的詞彙。
現代醫學在西方的發展，最先從外科技術方面尋到重要突破口，而外科技術進步常常受益於軍事醫學發展。蘇格蘭的約翰·亨特原本是一名解剖學家，後來從事外科醫生工作。英法七年戰爭中，他在軍中服役獲得了寶貴的野戰外科經驗。1774年，亨特發表著作《血液、炎症和槍傷的論述》，顛覆了過往對槍傷治療的很多傳統方法，他的書被視為世界戰傷外科方面的里程碑著作。
法國解剖學家和外科醫生皮埃爾·約瑟夫·達索，提出不要像過去那樣常規擴大創口，主張切除創口中的壞死組織，去除感染源，他發明的“清創術”被應用於戰場上受傷的士兵。頭部槍彈傷由於蓄積在硬膜下腔的血化為膿，有極高的感染風險，英國軍事外科醫生珀西瓦爾·波特發明“顱骨引流術”清除積血，這是頭顱手術史上的一個巨大貢獻。
但早期醫院和醫生的衞生狀況惡劣，士兵接受治療時常因傷口感染而死亡，死亡率高於戰場。18世紀中期開始，人們還不太瞭解微生物引發感染的原理，但一些外科醫生開始發現潔淨和感染之間的關聯。法國外科醫生克勞德·波圖將清潔當作治療時的硬性指標，他做的120例膀胱取石手術，只有3人因感染死亡。
直到1920年代之前，各國軍事活動中士兵的死亡約有90%由疾病而非戰鬥導致。有時一旦暴發傳染病，整支部隊立馬喪失一半多的戰鬥成員，陷於停擺狀態。例如1775年美軍北方軍1萬人的部隊暴發天花，結果5500多人住院，司令部被迫宣佈停戰5周。
1796年，英國醫生詹納才成功發明牛痘接種術，不過在此之前英國已經流行人痘接種術，雖效果遠不如牛痘術理想，但也能大幅度降低病死率。1775年，大陸軍總司令華盛頓聽説北方軍因流行天花而潰敗，向大陸會議提出申請，要求對服役的新兵接種人痘疫苗，並獲得批准。雖然這個計劃的實施似乎不太成功，美軍卻因此成為世界首支大規模接種疫苗的部隊，也算開創歷史之先河。
軍事醫療方面取得的“人道主義”觀念進步更值得一提，17世紀“不屠殺或監禁傷員”的理念在18世紀得到強化。1743年“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中著名的“德廷根戰役”結束時，參戰的幾方簽署協議明確，認定為軍隊從事醫療服務的人員為非戰鬥人員，不可作為戰俘；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應儘快將醫療人員安全送回其軍隊中。幾方還同意每一方應該像照顧己方傷兵一樣照顧敵軍的傷兵，並在其痊癒後將之送回。
真正的現代軍事醫療體系建立要等到20世紀。18世紀歐洲軍事醫療水平用現代眼光看，無疑仍然十分粗陋，但當時處於現代醫學誕生的前夜，歐洲強國軍隊受益於經濟和科技的發展，已經向建立制度化的軍事醫療體系大踏步前進了。
北洋醫學堂的誕生
鴉片戰爭之後，大清朝在軍事醫學方面有了“開洋葷”的機會。
1835年，美國公理會派傳教士醫生彼得·柏克到廣州新豆欄創立了一家眼科醫局，可容納200人候診，免費為窮人治療眼疾，眼科手術獨樹一幟，使其門庭若市。鴉片戰爭的爆發令醫局一度停業，1842年1月恢復營業，這時已不限於眼科，而是擴建成一家綜合性醫院。這就是“博濟醫院”，中國第一家現代醫院，現今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的前身。1866年，博濟醫院又創辦了一所學校，名為博濟醫學堂，是中國第一家現代醫學教育機構。
清軍與太平天國軍隊作戰時僱用的“洋槍隊”中有兩名外籍醫生，先後在松江和崑山各開設了一所近代醫院救治傷員。清軍中首次出現受過近代醫學訓練的洋軍醫，在中國軍事史上也堪稱破天荒第一次。見識到了西方軍醫的水平，咸豐六年，朝廷任命關韜為軍醫，賞五品頂戴，成為清軍首個專職的現代軍醫。關韜曾在博濟醫院學習和工作多年，屬於第一批比較系統修習現代醫學的中國人。
清朝的近代軍事衞勤建設要到甲午戰爭之後，才由洋務派督撫們着力推動，最早在編練的新軍中落實。1895年，兩江總督張之洞選派16至26歲農村青年，先對他們做醫學體檢，按照德國軍隊方式編制，聘請德國軍官，同時設立了隨軍醫官和獸醫。第二年，直隸總督聶士成請求仿效德軍，在軍中設立武備學堂和軍械所的同時建立藥庫和醫院。
制度性改革於1907年開始，清政府建立新式的陸軍部，下設六司，其中就有軍醫司。設司長一人，軍醫司下面再設衞生科和醫務科，各設一位科長。軍醫司掌管全國陸軍衞生、治療、醫療器械和軍醫教育。
建立軍事衞勤體系，除了規章和組織改革之外，更重要的是建立軍事醫療和教育機構培養人才。説到中國最早的軍事醫學教育機構的誕生，不得不提及北洋大臣李鴻章與傳教士醫生馬根濟的淵源。
英國傳教士醫生馬根濟畢業於布里斯托醫學院，讀書期間結識愛丁堡傳教士醫生羅韋，在羅韋影響下決定前往中國傳教行醫，來到武漢的倫敦宣道會醫院工作。1879年，因妻子身體不適，馬根濟認為換個環境工作興許對妻子健康有利，申請調到了宣道會天津醫院當院長。
天津是大清首都的門户，也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的駐地。馬根濟到任後發現宣道會天津醫院的條件非常簡陋，遠比武漢的醫院落後。他聽説李鴻章是洋務派開明大臣，上書給李鴻章希望能得到援助，增加醫院設備，但去信如同石沉大海杳無音信。
突然有一天，一位差役匆匆趕到醫院，邀請馬根濟前去李鴻章府上。原來，李鴻章的夫人莫氏患上中風多日，已經半身不遂，遍尋了各家知名郎中，服用過各種草藥皆告無效。李鴻章心急如焚，決定請洋醫生試一試。但李鴻章並不認識洋醫生，而且那個時代中國受過現代醫學訓練的醫生寥寥無幾，幾經周折，才通過美國駐天津總領事畢德格的推薦請來馬根濟。
經過六天的治療，李夫人病情基本好轉，一個月以後完全康復，李鴻章感嘆不已。尤其治療中馬根濟使用手搖電機儀器，令李鴻章大開眼界。馬根濟趁熱打鐵，邀請李鴻章參觀醫院，並讓李觀看了一起頸部腫瘤切除術。那個病人頸部長了一個比碗還大的腫瘤，痛苦不堪，頃刻間馬根濟將腫瘤成功摘除，令李鴻章和現場隨員大為震驚。馬根濟也因此在天津名聲大噪，各路達官貴人紛紛前來求醫。
李鴻章與馬根濟結下私誼，得知對方願望後，李本人捐助4000兩白銀。在他倡議下，天津官紳和商人又捐助6000兩，1880年在天津法租界落成了漂亮的新醫院，津門一帶俗稱“總督醫院”。
1881年有七八名留美學生歸國，李鴻章把他們分派給馬根濟學醫，以備未來陸軍和海軍之用。馬根濟在總督醫院裏設立了一個醫學館，命名為“總督醫院附屬醫學校”，教育經費從直隸省軍費中劃撥。學館學制分為四年和三年兩種，課程有化學、生物、物理、解剖、生理學、藥物學等幾十個科目。當時駐天津的英美海軍醫生也常被請來給學生上課，學館雖小卻是中國最早傳習軍事醫學的教育機構。
1888年，馬根濟去世，倫敦佈道會將總督醫院買走。李鴻章又從官紳中籌款，效仿總督醫院的規制，建立了一所官辦的“天津總醫院”，把原來總督醫院的醫學館併入其中作為附設的醫學堂。1893年，醫學堂擴大規模，修建成新校舍，被正式命名為“北洋醫學堂”，由馬根濟的學生林聯輝擔任校長，專為軍隊培養軍醫人才。
北洋醫學堂按照西方醫學院的標準設置醫學課程，從歐美聘請眾多醫學名家前來當老師，採用全英文授課。學校一切費用從清政府的海防經費中撥付，歸直隸總督署管理。北洋醫學堂的規模也不大，最初每兩三年招生一次，每次從全國招收30名學生，學生畢業皆分配到陸海軍中工作。
北洋醫學堂可以説是一顆火種，它是中國第一所國家創辦的軍事醫學院。打那之後，中國也終於能培養自己的軍醫人才了，之後全國各軍醫院校的建設莫不以之為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