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歷史變為我們自己的，我們遂從歷史進入永恆。
1937年秋，經黨營救出獄的陶鑄，被派往武漢擔任了湖北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長。此時，他的妻子曾志，也正擔任着湖北省婦委主任。
這年冬，中共中央在武漢派駐了代表團，並設立八路軍辦事處，與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保持聯繫。其時，國民政府已從南京遷到這裏，一下子成為國民黨統治區的政治中心。
中共中央還根據國內新形勢的需要，在武漢成立了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黨的南方工作。
中共代表團、長江局、八路軍辦事處都住在掛牌“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的大樓裏，可以説是“三位一體”，成為中共和八路軍在中國南方國民黨統治區內的指揮與聯絡中心。
李克農在此工作的對外身份是八路軍總部秘書長和中共中央代表團秘書長、長江局秘書長。
為便於掩護，武漢八路軍辦事處的電台設在漢口安仁裏的“董必武會館”，這裏也是中共湖北省委機關的秘密據點，除了直接從事電台機要工作的少數人員外，其他人都不允許進入樓房，電台在二層的閣樓，管理更為嚴格。
當時，身為長江局秘書長的李克農常去閣樓檢查工作。陶鑄時任中共湖北省委領導，也常在那裏出入。不過，那時李克農與陶鑄兩個人只知其名，還未見面，互不認識。
一天傍晚，李克農又來檢查工作，看見有人往電台門口走去，以為是壞人，立即迎上去問：“你找哪個？”
來人正是陶鑄，他是來找周恩來的。看到有人擋住他的去路，也很驚訝，就説:“我誰也不找，進去看看”，邊説邊急匆匆地前行。
李克農一看急了，就抓住陶鑄的胳膊往外拉，陶鑄也急了，就把李克農往旁邊推，繼續跑上樓。
李克農無奈，給了陶鑄一拳，誰知陶鑄順手回了一巴掌，把李克農的眼鏡打落在地並且摔碎了，於是兩人打作一團，從樓梯上打到樓下的客廳，仍不歇手。
周恩來聞聲趕忙出來，厲聲大叫：“你們幹什麼！”李克農氣呼呼地説：“不知什麼人，硬要上樓！”周恩來一看：“他是陶鑄！”又對陶鑄説：“他是李克農！”兩人這才住手。住了手還不服氣，一個説：“是他不報姓名！”一個説：“是他先動手打人！”
以後，陶鑄和李克農只要一見面，説起此事都會樂得合不攏嘴。
陶鑄的妻子曾志在回憶錄中對這一事件也有記述：
“有一天半夜兩點了，陶鑄還沒有回來。大約兩點半了，才有人在樓下敲門，我趕緊下樓開門，陶鑄一聲不吭、氣沖沖地上了樓。我走上前正要問他，卻發現他額頭上鼓起核桃大的一個包。“是被特務打了嗎？”我急忙問他。他“哼”了一聲，氣呼呼地説：“我跟長江局的李克農打架了！”我嚇了一跳：這不是大水衝了龍王廟嗎！我們都知道，李克農在營救陶鑄等人出獄過程中是出了大力的。陶鑄出獄後曾去辦事處，想會會李克農，以表示謝意，但卻恰逢李克農外出而沒有見着。這樣兩人便一直不認識。”
平心而論，這次打架事件怪不得李克農，他只是履行職責而已。
李克農是安徽巢湖人，巢湖人傑地靈、英雄輩出，馮玉祥、張治中、李克農三位將軍就是其中最傑出的代表，被稱為“巢湖三傑”。
1955年，新中國全軍大授勳時，李克農戴上了上將軍銜。李克農是一位長期在我黨我軍情報與保衞這一看不見的特殊戰線上，屢立奇功的守護神，是一顆令敵生畏的“紅煞星”。
陶鑄是湖南省永州市祁陽縣人，有一副火爆的脾氣。因此，有人説他是一團烈火，能烤熱你，也能灼傷你。
1932年4月20日，毛主席率領紅軍東路軍攻克漳州。當時，陶鑄任我黨的福州中心市委書記。陶鑄去上海向黨中央彙報工作，回來路經漳州，見到了毛澤東、聶榮臻、林彪。陶鑄向他們介紹了閩東的政治、經濟、民情、風俗和地理等方面的情況後，用他那洪亮的大嗓門懇求説：“我們現在建立根據地武裝最主要是缺少槍支。希望紅一軍團能支援我們地方兩個連的槍支，閩東根據地就可以早日建成。”
“兩個連？”林彪一聽，眼睛瞪得滾圓，頭直搖，“不行，不行，我們拿不出這麼多槍支。”
陶鑄頓時變了臉色，話音裏帶出火氣和抱怨：“你們光想着跟地方要錢要糧，就不想想怎麼幫助地方建設根據地。我們要槍支你們有困難，你們要錢要糧我們就沒有困難?”
毛主席用緩和的聲音説：“同志哥，我們真是有困難。我們現在—半的人沒有槍，只好扛着長矛大刀。每人帶一斤炒米，兩次休息後就吃光了。如果不打仗就會餓死人。幸虧第三天晚上找到國民黨的一支地方部隊，打一仗消滅了他們，奪到了糧食。那天晚上大家飽餐了一頓……”
陶鑄情緒激動，他幾乎叫了起來：“那好吧，你們每人再背一斤炒米去找機會打仗吧!”
在場所有紅軍將領都愣住了，接着便有人想教訓教訓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人。毛澤東及時地擺擺手説：“慢慢談，部隊和地方要多協商，互相支持……”
儘管陶鑄頂了毛澤東，但毛澤東喜歡他直來直去、天不怕地不怕的個性。事後毛澤東稱讚説：“陶鑄是頭牛，把他用好了就能衝鋒陷陣，就能開拓革命的事業。”
建國初期，陶鑄先後任廣東省省長、廣東省委書記、中南局第一書記、國務員副總理等職。
在廣東當省長期間，陶鑄的臭脾氣依然。1956年的一個夏日，葉劍英、鄧小平、鄧子恢、羅榮桓、聶榮臻、劉亞樓等去視察廣東的紫坭糖廠，由於紫坭糖廠負責警衞的副廠長接到省委警衞處電話後，弄錯了日期，因此沒有通知廠內警衞部門。
結果紫坭糖廠大門持槍的警衞士兵，聲稱他未接到領導指示，不能讓他們這些人進糖廠。
陶鑄走到衞兵面前，大聲説：“我是廣東省省長陶鑄，帶中央同志來參觀，你放不放行？”
衞兵仍不肯放行。
陶鑄怒道：“繳他的槍！”
繳了衞兵的槍後，葉劍英、羅榮桓、聶榮臻三位元帥和鄧小平等才一道走進廠區。
這個衞兵是忠於職守的好警衞，和當年的李克農一樣，都是黨和人民事業的保護神。面對這樣的問題，陶鑄應該及時溝通妥善解決，而不應以簡單粗暴的態度對之。
在1966年8月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陶鑄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為名列毛主席、林彪、周恩來之後的我黨第4號人物。
1967年1月4日，陶鑄失去了一切權力，政治生涯走到了盡頭，成為了在位時間最短的正國級領導。
除了脾氣不好外，陶鑄的廉潔奉公等精神與做法還是很感人的。
陶鑄常説：“要時時刻刻地想着：我能夠為羣眾做些什麼？我為羣眾做了些什麼？”每到基層考察工作，他總是事先約法三章：不準迎送；不準請客；不準送禮。並讓隨行人員嚴格監督檢查。他下鄉蹲點，從來都是輕車簡從，堅持與羣眾同吃同住同勞動。他特別反對擺闊氣、講排場，堅決反對假公濟私。他在廣州工作和生活多年，居住的房子從來沒有更換過。住房維修時，因維修費超過了預算，他還將自己多年的積蓄上交機關，以補維修款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