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趣聞：他生前富可敵國，死時卻無棺木下葬
北邊的民族關係，是嘉靖朝最感棘手的問題之一。從借收復河套的爭議，殺夏言、曾銑，到“庚戌之變”，不過兩年時間，嚴嵩一再告誡主持戰事的兵部尚書丁汝夔，不要輕戰。
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八月，嚴嵩剛入閣不久，與明世宗談論邊事：“臣以為虜寇不足患，惟中國久安，武備久弛，將領非人，兵力單弱，糧餉缺乏，邊圍空虛而民不見徵，法令不嚴而將帥不肯用命，功過不明而上下相為欺蔽，使虜得以窺我虛實，此深可患者也。”疏論中，對“擇大將”、“募壯勇”、“足糧餉”、“嚴法令”、“信賞罰”等問題，均有精彩的論述，最後，歸結為：“此數者，人皆知之，皆能言之，而未見諸實行者，無乃未得其人歟？誠得人，以視國如家為心，以之擇將必無私舉，以之募兵必得實用，以之處糧必無空乏，以之定賞罰必無輕縱。”世宗讀後，連連稱歎，説它是“探本窮源”之論。
儘管言之壯烈，嚴嵩的基本主張仍是守險。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嚴嵩再次與明世宗討論北邊形勢，他的守險主張更加明確。世宗問：“北虜累年入犯，我皇高祖考歲一驅逐，今如遵舉一行，可歟？”其後又説：“今時非前比，只嚴督將臣守禦，自可無事。巡驅之典似不必盡同於昔也。”出於守險的需要，嚴嵩對邊境城牆十分重視。
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韃靼一部逼近永平、遷安等處。他提出：“須將各口原修未竟邊牆，作速修補堅固”，“須嚴敕督撫官遍閲已修者，增堅未修者，作速修完，務在實行。”對於各邊防的糧餉，嚴嵩也很關心。
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大同地區豐收。嚴嵩説：“近聞大同頗熟，銀一兩可得米九鬥。臣等伏念，此時發銀該鎮，令趁時糴買，備半年餉。用一倍，可得三、四倍之利。”“若延至來春二、三月時，米價騰貴，銀二兩才可得米一石耳。”他説：“倭寇之起，因閩浙人下海通番得利，聚徒眾盛，遂起狂謀。去歲只在沿海侵犯，今則各地深入。據報，真倭數不滿千，皆系漳温近海賊徒結夥導引，一如北虜我逆之導也。”這也是當時相當一部分士大夫的看法。
嚴嵩認為，數年來，東南戰事不利，“皆本之銓曹及督撫諸司懷欺不忠，號令不一，寡謀失律之所致”。他在起草給總督胡宗憲的敕諭中宣佈：“其在軍門及行軍之際不用命者，武職自參將、遊擊、都指揮以下，許以軍法從事；副總兵先取死罪招由，令其戴罪殺賊；文官四品以上指實參究，五品以下徑自拿問。”
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明世宗在還沒有確立太子的情況下，安排裕王朱載垕（即後來的穆宗）、景王朱載圳的婚事，詔於各府舉行婚禮。嚴嵩不同意，説，這雖是先年親王舊例“但臣等思得府第淺窄，出府未免與外人易於相接，在親王則可。今日事體不同，臣等再三計之，實有未安。”他認為，可以“俱留在內成婚，亦於保護為便。”世宗不客氣地問：“出府之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及朕，卿等明説來。”嚴嵩回答：“儲貳名分未正，而又出居於外，雖應得者亦懷危疑。府第連接，僅隔一牆。從人眾多，情各為主，易生嫌隙。此在二王不可不慮者也。先朝有太后在上，有中官、東宮，體勢增重，主上尊安。今列後不在，至親惟有二王，卻俱出外，此在聖躬不可不慮者也。”一年以後，嚴嵩又進言：“自古帝王，莫不以豫建太子為首務。臣叩奏密對，屢以為請，聖衷淵邃，久未施行。中外臣民引頸顒望，謂此大事，置而不講，臣等何以辭其責！請及開歲之首則告舉行。”
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吏部尚書吳鵬致仕，嚴嵩指使廷推他的親戚歐陽必進。明世宗厭惡此人，見名單大怒，擲之於地。嚴嵩上密啓，“謂必進實臣至親，欲見其柄國，以慰老境。”明世宗礙於情面，答應了他。
嚴嵩密啓的內容傳出，許多官員大為吃驚，有人説他“與人主爭強，王介甫（王安石）不足道也”。幾個月後，明世宗命歐陽必進致仕，是對嚴嵩的嚴重警告。
兒子嚴世蕃是他的得力助手，但自從嚴嵩的夫人去世，他就不能再參政。嚴嵩接到明世宗的詔書，往往不知所云。
明世宗召徐階推薦的方士藍道行入禁中，常使預卜禍福。一日，嚴嵩有密札言事。徐階事先通報藍道行，藍道行降神仙語，稱：“今日有奸臣奏事。”看到嚴嵩的密札，一生信奉道教、禮拜神仙的明世宗，對他究竟是忠是奸發生了疑問。正在一內侍處避雨的御史鄒應龍聽到這個消息，認為是個好時機，上疏論嚴嵩父子不法狀。結果，嚴嵩被勒致仕，嚴世蕃先是發戍，後以通倭罪被殺，行刑前大哭一番。
籍沒嚴嵩家，上報金三萬二千餘兩，銀二百餘萬兩，另有珠玉寶玩數千件。但抄收上來的家產，不及十分之三。
抄家牽涉面很廣，“江右小民，瘡痍數十年猶未復”嚴嵩削官還鄉，無家可歸。晚景淒涼。兩年後病卒，終年八十七歲。“死時寄食墓舍，不能具棺槨，亦無吊者。”嚴嵩死的時候，寄食於墓舍，既無棺木下葬，更沒有前去弔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