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輪台詔是罪己詔？學者研究有了新發現：漢武帝一直未改初心
學者辛德勇在《從尚功到守文，司馬光如何構建漢武帝》指出，認為幡然醒悟、洗心革面的晚年劉徹形象是經過司馬光有意塑造的，真相是不改初心：所謂“輪台詔”，絕不是漢武帝對其“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的追悔，只是總結李廣利和莽通這兩路兵馬軍兵敗的教訓，在審度雙方實力和武備狀況的對比之後，調整用兵的策略，姑且先整頓邊防，積聚財力，以伺機再戰，而不是從根本上轉變用兵於外的政治路線。
眾所周知，古代皇帝金口玉律言出法隨，理論上是不會犯錯的上天之子，籠罩在皇帝身上的耀眼光環一般不容被打破，但在朝廷出現問題、國家遭受天災、政權處於安危之時，皇帝也會自責或檢討自己過失，於是會發出一種口諭或文書，公告於天下，這就叫“罪己詔”。
歷史上第一份明確的“罪己詔”出自漢文帝，公元前179年，有人建議漢文帝要早立太子，漢文帝不同意，就頒詔書説：“朕既不德……”意思是説，如果我現在立太子，就是更加加重了我的不道德。這一年冬天，漢文帝又下了一個“罪己詔”。
總的來説，漢文帝的罪己詔有着明確的定論，但歷史上漢武帝的輪台詔卻有着諸多爭議，傳統觀點認為輪台詔就是罪己詔，那麼真相究竟如何呢？輪台詔是不是罪己詔，看似小問題，其實背後代表着漢武帝重大國策有無轉變，因此非常值得研究。所謂輪台，即輪台國，是漢代西域36國中的城邦之一，於公元前102年被李廣利所滅，在車師國以西千里，如今位於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緣。
強硬自私的漢武帝
漢武帝性格極其強硬、自私，在巫蠱之禍後續處理上體現的淋漓盡致。所謂巫蠱之禍，就是太子劉據遭到陷害，無奈之下發動宮廷政變，還有一種深度解釋是“守文”的劉據集團，與“崇武”的漢武帝集團發生衝突，當兩股勢力矛盾激化到不可調和時，就引發了巫蠱之禍。那麼，巫蠱之禍被撲滅之後，漢武帝有沒有幡然醒悟、洗心革面，如何處理劉據和陷害太子的人呢？真相顛覆我們傳統認知。
根據《資治通鑑》記載，經過壺關三老令孤茂、田千秋的上書，漢武帝幡然醒悟，知道劉據“惶恐無他意”，因被江充逼迫，惶恐不安，才起兵誅殺江充，劉屈氂、蘇文、李廣利等人告狀謀反言過其實。於是，漢武帝做了兩件事：一是建思子宮、思子台，以寄哀思，期魂來歸，天下人聽説這件事後，都很悲傷，二是嚴厲清算當初參與謀害劉據的人，江充滿門抄斬，蘇文燒死在橫橋之上，劉屈氂被腰斬於市等。
然而，只要看一看漢宣帝劉病已的身平，就明白漢武帝沒有對劉據有什麼真正思念，只是利用對劉據的思念來打擊反對劉據的一黨罷了。公元前91年，巫蠱之禍之後，襁褓中的劉病已被收進監獄，公元前87年漢武帝病重，下令將官獄中的犯人不分罪過輕重一律殺掉，包括皇曾孫劉病已，只是因為忠臣丙吉阻擾勸説，漢武帝此後才大赦天下，在監獄待了五年的劉病已才得以出獄，後為祖母史家所撫養。
如果漢武帝真思念劉據，為何不重視劉據唯一血脈？為何一邊建思子宮，一邊對劉據妻兒、黨羽繼續定罪殺戮？於情於理説不過去，唯一解釋就是：漢武帝性格自私又強硬，是一個薄恩寡仁的政治強人。那麼，連自己血脈都不顧的政治強人，真的會下“罪己詔”嗎？
漢武帝的“輪台詔”
巫蠱之禍後，漢武帝掀起了大清洗，曾經參與其中的李廣利也沒能逃脱。但公元前90年，李廣利已率領大軍北擊匈奴，人不在長安，於是漢武帝就將李廣利的妻兒逮捕囚禁。起初，李廣利想要立功贖罪，一路猛追窮打，但盲目進軍，以求僥倖，遂揮師北進，深入匈奴，以至遭遇慘敗，7萬漢家兒郎葬送異域，最終李廣利深知回國必死，就此投降了匈奴。
這一次失敗對漢朝和漢武帝影響巨大，漢武帝耗費數十億錢北擊匈奴，卻近乎全軍覆沒，這讓漢朝內部人心不穩，民眾不堪壓迫，甚至發動暴亂，而且大大削弱了漢朝的實力，國庫空虛，漢朝無力經營西域。
《輪台詔》
輪台詔是罪己詔？
古代皇帝的罪己詔，説到底就是皇帝自我批評，詔書中一般都要明確表達自己的身上，存在無法推卸的過錯，常用格式語言是《呂氏春秋》的“餘一人有罪，無及萬夫……”，全是自己的錯，不關其他人。需要説明的是，帝王的自我批評，古人認為是從“禹、湯罪己”開始，秦始皇宣告“命為‘制’，令為‘詔’”之後，帝王自我批評就變成了“罪己詔”。
那麼，《輪台詔》是不是漢武帝的自我批評呢？其實，通篇都是漢武帝在推卸責任，字裏行間並沒有什麼悔過，最後還提到要整軍備戰，有以下四點值得關注。
二，輪台在車師國西邊千餘里，離傳統漢地非常遙遠，漢軍後勤補給問題極為嚴峻，導致數千人餓死途中。漢武帝説：“朕調用酒泉郡的驢和駱駝馱運糧食，前往玉門關外迎候軍隊。官兵們從張掖郡出發，路途不算很遠，卻還是前後人馬分散，很多人因此滯留不前。”
可見，單純從輪台詔而言，漢武帝並沒有表現出對過去一切窮兵黷武的悔悟，也沒有反思自己一生過失，與罪己詔的差別很大。因此，《輪台詔》最多隻是一個“不徹底的罪己監察”，將它看成漢武帝的罪己詔就言過其實了。
更為重要的是，從後續發展來看，輪台詔不是漢朝從“崇武”轉變為“守文”的根本轉變的標誌性文件，最多隻是暫時在西域局部地區的戰略性調整。
首先，提出屯田輪台的桑弘羊等，一直被漢武帝重用，直到漢昭帝時期桑弘羊還與霍光爭權；漢武帝精心安排的託孤諸臣，不管是霍光，還是桑弘羊、上官桀、車千秋這些人，都一直執行漢武帝的“崇武”政策，並未改變漢武帝定下的國策。
其實，如果漢武帝真的改變想法，可能就不是我們熟知的漢武帝了，即便到了晚年，即便錯了，也是一個骨子裏堅持不認錯的倔強老頭。
參考資料：
《辛德勇：從尚功到守文，司馬光如何構建漢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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