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看歷史》2012年第12期
作者：毛劍傑
從湘西山林到朝鮮戰場，一萬多名湘西“土匪”在五零年代走上了自我救贖之路。
1962年8月，朝鮮戰場上殺敵最多、獲勳章最多的志願軍戰鬥英雄金珍彪，帶着一等功臣勳章，回到了湘西張家界武陵源區的故鄉小山村。
然而，金珍彪的歸來沒有英雄贊禮，也沒有族人的噓寒問暖、家長裏短，迎接他的只有無數冷漠、戒備、警惕的眼神。此時，他並非英雄，而是被打入了另冊的“罪人”。
不久後的一個月黑風高夜，金珍彪隻身走進深山老林，開始了長達數年的野人生活……
金珍彪命運落差的根源，是他曾經的“湘西土匪”身份。
“兼職”土匪
湖南省境，自常德西行進入沅江、酉水流域，直到湘黔交界處的新晃，這一大片區域，就是人們通常所説的湘西。
湘西重山疊嶺、灘河峻激，又多密林深洞，是土匪們絕佳的天然藏身處。湘西又是苗漢混雜之地，民風桀驁彪悍，因此自宋代以來匪患一直不斷，更在晚清民國數十年的戰亂中空前壯大。
到1949年，整個湖南有18萬土匪，其中湘西佔了10萬以上，是全國土匪最集中的區域。
民國之世，土匪在湘西更是一種顯赫職業，有的巨匪甚至躋身地方名流，甚至取代地方政權。他們安排山民生產糧食與鴉片、收取税收，然後購買更多更好的軍火，控制越來越大的山區地盤。
權威之外，口碑也是湘西土匪們維護地盤穩定的重要依賴。新晃巨匪姚大榜，健步登山如履平地、手持雙槍彈無虛發，卻也經常身穿長衫、手握文明棍，一副斯文做派。他還單獨出資興辦小學，延請名師為學生講授新式課程，又經常獲邀主持鄉間糾紛仲裁，儼然德高望重的“老輩子”。
如此種種，這時的“湘西土匪”，不少更接近於結寨自衞的地方自治武裝。此外，10萬湘西土匪中，只有少數真正的職業土匪，絕大多數是“兼職”——他們無事為農，有事則拿起槍跟隨團伙行動，但通常不會騷擾地方。
而他們入夥的原因，往往是被“貪官污吏壞保甲逼到無可奈何時，為自保或另謀生路攜槍入夥，並非樂意為匪”，金珍彪就屬此類。
“黑腦殼”參軍
不過，“湘西土匪”千百年的好日子，隨着被湘西人稱為“紅腦殼”的解放軍大舉進駐，終於在1950年前後走到了盡頭。到1951年2月，解放軍共“殲匪92081人”、宣佈數百年湘西匪患基本肅清。
與此同時，湘西新建立的各級中共政權，開始着手處置3萬餘名被俘、投誠，乃至曾經幹過但早就歇手了的土匪們。其中2萬多名“職業土匪”，以及“有血債”的人，陸續被處決。剩下金珍彪等1萬多“罪惡較輕”或有“立功表現”“積極悔過”的土匪，被集中關押“學習改造”。
1950年12月，金珍彪正在離家不遠的佛塔坡古廟裏“集訓”。一同關押在這裏的上千人中，幾乎每天都有十多人被槍決，地點是金珍彪所在小閣樓對面的那片小森林。
每天臨窗看着外面的斃人場景，金珍彪不知何時會輪到自己。終於有一天，門外忽然有人喊他的名字，金珍彪當時心頭一跳。
進來的是解放軍梁排長，正對着他微笑，不像是要拉他去槍斃的樣子。梁排長居然是來問他是否願意參軍，“去朝鮮跟美國鬼子打仗”。金珍彪並不清楚5000裏之外的朝鮮究竟發生了什麼，但依然急切地回答“願意”。
也是1951年初，曾任古丈縣“巨匪”張平手下副大隊長的孫家懷，“天天聽政策，聽受害老百姓的控訴，以為要槍斃我”。儘管曾被安慰“你是帶了五六十條槍過來的，是功臣”，他心裏還是極不踏實。有一天領導詢問“朝鮮打仗了，你們願不願意去”時，他第一個報了名。
此時，朝鮮戰爭已經進行了大半年，駐紮湘西兩年之久的47軍也奉調入朝作戰，順便將金珍彪等一批“身手較好、罪惡較輕”的“黑腦殼”也編入軍隊帶走了，後來因為在朝鮮戰場減員嚴重，又陸續在湘西篩選了幾批。
張家界的金珍彪、宋德清，還有新晃的蒲德美、蒲昭義、蒲德厚，以及沅陵的孫家懷、嚮明清等，就這樣先後去了朝鮮。
異域戰場
金珍彪回憶，過鴨綠江後就“一路急行”，7個通宵後，終於在9月中旬趕到朝鮮的南洋裏，在天寒地凍中全力搶修被美軍炸燬的機場。除此之外，他們還要負責全力清掃一顆顆未爆炸彈。
在南洋裏的那段日子，令金珍彪至今記憶深刻：“35公斤重的炸彈，從空中投下來能陷入地下2米深，聽着定時器咔嚓咔嚓的跳動聲，我心裏直髮憷。”因為它們隨時會爆炸。
儘管艱險若此，但因為走上戰場而擺脱了囚徒身份、甚至逃過處決的“黑腦殼”們，依然有着強烈的自我救贖意識。
金珍彪説，他從到朝鮮那一刻起，就抱定“洗罪立功，重塑人生”“有十成力氣絕不只使九成”。戰場危局時，他們也要拿槍壓到一線。終於，在經歷了大小數十場戰鬥後，他成了一名機槍手。
他的老鄉宋德清，是因為全家l0口人種3畝薄地，生活甚是艱難，於是和弟弟宋海橋一起入夥宋佔元匪部擁槍擄掠。後來宋德清投誠後反省説：“當時為匪實在是為生活所迫，有田有地，有吃有穿，誰願意幹那千人指萬人咒的勾當呢？”
宋德清尚且如此，在土匪這行遠比他“職業”的嚮明清，更是懷着死裏逃生的感恩之心走上戰場。楊先樹至今還能清晰地回憶起，嚮明清在朝鮮“非常勇敢，立了戰功”，復員回家後還特意來千恩萬謝，稱“給了重生的機會”云云。
至於國家為什麼要參與朝鮮戰爭、這場戰爭該不該打、有沒有意義，正如謝根生所説的“想不了那麼多”，只記住“當時政府告訴我們，美帝侵略朝鮮，接下來恐怕還要侵略中國”。這個此前從來沒有出過湘西的少年，在期盼出人頭地的同時，也因能為國征戰而心神激盪許久。
或許這正是楊先樹所説的“民族感”——湘西人素有為國征戰不居人後的傳統。如抗日戰爭期間，在湘西鳳凰縣，每一批新應徵子弟出發為國征戰時，家鄉父老總要在城門口打出“竿軍出征，中國不亡”之類的橫幅送行。
1937年11月，以湘西鳳凰籍官兵為主的國民革命軍第128師，奔赴浙江嘉善狙擊侵華日軍第六、第八兩個師團，靠着肉搏白刃，喋血苦戰7晝夜，成功阻擊了日軍，而全師官兵傷亡3/4之多，以至於鳳凰城中家家掛白幡出喪。
後來被稱為“巨匪”的張平，也參與了這場血戰。他從沅陵招了300名壯丁，組成763團團部直屬通訊連走上前線。這支部隊在嘉善幾乎全部犧牲，打到最後只剩張平和沅陵桐木溪的李疤子兩人，同7、8個日軍背靠背拼刺刀。而他們竟然一口氣砍翻幾個日本兵、嚇跑其餘，奇蹟般回到了駐地。
另類英雄
特殊的時代背景，與湘西這片土地上獨特的羣體心態，兼之過硬的軍事素質，最終造就了朝鮮戰場上一羣勇猛無匹的另類英雄。47軍一位師政委將之總結為“槍法準，能吃苦，特別能打仗”。
然而，這羣半輩子在湘西山林間打轉的漢子們，此時完全無法想象，他們即將面對的，是世界第一軍事強國的海量坦克、重炮、飛機，這是一場至為慘烈的碰撞。而“黑腦殼”表現之頑強、優異，同樣超出了人們的想象。
多年以後，原47軍軍長曹裏懷將軍在《湘西剿匪史稿》定稿座談會上説：“湘西土匪大多是貧苦農民，逼上梁山的。你們想象不到他們在朝鮮打仗有多勇敢。他們打出了國威。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戰死了，很壯烈，我常在夢中念着他們……”將軍説到動容時，忍不住淚水潸然。
在朝鮮3年間，金珍彪、宋德清等隨47軍連場血戰，其中最為慘烈的，或許是1953年3月的老禿山攻堅戰。
老禿山，又名上浦防東山，位於朝鮮驛谷川南，是通往漢城（今首爾）的要塞，戰略位置至為險要。自1952年6月起，交戰雙方在朝鮮中部反覆拉鋸，志願軍曾先後5次攻下該高地，但均被美韓軍反撲奪回。
連場血戰後，這座山上草木皆無、一片焦土，從此有了“老禿山”這個別名。1953年3月，志願軍以47軍第141師423團再次攻擊老禿山，宋德清、金珍彪都在這支部隊中。
這一次，他們的對手是聯合國軍哥倫比亞營一個加強連、美7師20個排以及兩個搜索班，還有一個坦克連，共四五百人。在正面約500米、縱深不到百米的陣地上，聯合國軍共構築了明暗堡195個、形成了以15、16、17號高地為支撐點的堅固環形防禦體系和密集火力——這又將是一場惡戰。
1953年3月23日晚19時30分，4分鐘炮火急襲後，志願軍發起衝擊。金珍彪、宋德清所在的三連是尖刀。衝鋒中，機槍手金珍彪和董明竹配合作戰，齊力開火，連掏美軍17個暗堡，護着旗手把紅旗插上了老禿山主峯。
但慘烈的搏殺才剛開始。聯合國軍全力反攻中，金珍彪和營長郝中雲背靠背抱着機槍掃射，打死不少敵軍，自己右腿也中了3彈。等到他從戰壕爬出來時，“組長、班長，還有紅旗手、彈藥手都已經犧牲了”。
剛喘口氣，迎面就衝上來10多個敵人，金珍彪趕緊舉起機槍胡亂掃射。但美軍燃燒彈也緊接着丟過來了，陣地馬上變成一片火海。金珍彪抱着機槍，就勢滾下一道深溝，衣服燒沒了，背部、臀部也都被燒傷了。直到天黑，渾身燒傷、血口子淌着濁黃膿水的金珍彪才被戰友們發現，第三天轉移到山下，抬進軍用卡車送回了後方戰地醫院。
金珍彪受傷脱離戰場時，老禿山的戰鬥還在繼續，打到最後只剩宋德清一個人。在他犧牲前不久，他的弟弟宋海橋也在昭陽江247 號高地上戰死了。戰後統計，金珍彪共殲敵165人，成了殺敵最多、獲勳章最多的志願軍戰士。志願軍總部則授予他一等功臣、二級戰鬥英雄稱號。
金珍彪之外，還有沅陵寺溪口的姜長祿，在上甘嶺戰役中以一個連堅守陣地半個月，打死敵人近2000人，自己4次負傷，榮立三等功；和金珍彪一道參加老禿山戰鬥的桑植縣的張福祥，則戰至全班最後一人，立了大功；瀘溪的符勝虎也先後立大功一次，小功三次，並提升為志願軍連長。
未完成的救贖
1954年，朝鮮戰場停火，此後志願軍陸續回國，活着回來的“黑腦殼”們，如孫家懷、謝根生、嚮明清等，大多脱下軍裝，作為一名普通的復員士兵，又回到了湘西老家務農。
然而，回家後他們才發現，從軍洗去“黑腦殼”烙印的自我救贖之路，其實無比艱難——此時，民國湘西民間一度“主流、顯赫”的土匪職業，早已成了神憎鬼厭的代名詞。
箇中緣由，一方面是湘西土匪在被解放軍追剿的後期，每天在散亂奔逃中苟活求生，所到之處“擾民甚深”，有的土匪甚至燒殺擄掠無惡不作，既為求生，也是崩潰前絕望情緒的瘋狂宣泄，多年積攢下來的一點民間口碑，在短短一兩年、甚至幾個月間就被他們自己毀壞殆盡了。
另一方面，1950年代以後的湘西，與整個中國一樣，在完成了階級成分劃分後，所謂“階級敵人”“被管制分子”，與新建的主流社會之間，已被一道人為的深深鴻溝隔開。獲得主流意識形態認可的“黑腦殼”，終究是極少數。
這一點，謝根生在朝鮮就已經感覺到了。作為朝鮮戰場上的志願軍後勤兵，他多次奮不顧身跳上樹杈，用高射機槍和低空飛行的敵軍戰機對射，在手背上留下一道永久傷痕的同時，也收穫了一枚三等軍功章。同時謝根生積極向黨組織靠攏，多次寫入黨申請書，期盼提幹。
1949年至1953年，華東地區的土匪進行自新登記。各級中共政權對“罪惡較輕”或有“立功表現”“積極悔過”的土匪，進行集中關押“學習改造”。
但直到戰爭結束，他依然是一個普通士兵，入黨申請也未被獲准，理由始終是“當過土匪”，在1958年，這個階級屬性更升級成了“歷史反革命”。謝根生至今覺得無比委屈的是，“我其實一天土匪都沒幹過”。
後記：未曾忘卻的歷史
歷史終未忘卻這羣“另類英雄”。新晃縣作協主席蒲鈺，就是蒲昭義的同族後輩，他以蒲昭義等人為原型，創造了小説《我還活着》。
在序言中，他介紹了他們並不詳盡、但依然震撼人心的經歷。2006年，《瀟湘晨報》記者劉建勇在搜尋湘西土匪史料時，也關注到了這羣另類英雄。正是他找到了曾親手挑選370名土匪去往朝鮮的楊先樹老人。當年土匪們如何走上戰場的前因後果，也隨之漸漸有了輪廓。
2010年，《張家界日報》刊載了當地著名志願軍英雄金珍彪的詳盡事蹟，這可能是第一份完整的“另類英雄”故事文本。
儘管如此，猶如拼圖一般在尋覓的歷史真相，依然殘破不全——他們在老家當土匪時都幹了什麼？派上戰場時內心是什麼感受？去朝鮮後又經歷了哪些戰鬥？在主流戰史中留下大名的金珍彪、宋德清們，卻很少有人知道他們曾經的“黑腦殼”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