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經緯客户端8月21日電(魏薇 實習生趙思涵) 隨着三胎政策的放開，“誰來帶孩子”成為擺在不少家庭面前的難題，尤其是3歲以下的嬰幼兒照看問題。
假設一個家庭有三胎，孩子3歲之後才能送入幼兒園，也就意味着家庭要付出9年的時間照顧三個孩子。這看似是一道簡單的數學題，但也讓眾多職場父母愁眉不展。
一個好消息正在傳來，“三胎”配套措施馬上要來了。8月2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表決通過了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決定。其中增加了一條“推動建立普惠托育服務體系，提高嬰幼兒家庭獲得服務的可及性和公平性。國家鼓勵和引導社會力量興辦托育機構，支持幼兒園和機關、企業事業單位、社區提供托育服務。”
工資比不上託兒所學費
“今年9月終於可以把孩子送幼兒園了”，家住天津的張璐(化名)如釋重負般説道。張璐是一個三歲孩子的媽媽，懷孕後不久由於身體問題辭職在家養胎，孩子出生後，由於婆婆身體不適，父母還在工作，沒有老人能幫她“搭把手”，和丈夫商量後她決定做一名全職媽媽。
這三年中，張璐無數次想過回去上班。生孩子前，她在一家房地產公司擔任行政工作，孩子2歲左右，她鼓起勇氣在網上投了簡歷，很快就有一家公司向她拋來橄欖枝。但孩子的照看又成了一個問題。
為此，她帶着孩子去參加了一傢俬立日託班的試聽課。“體驗挺好的，環境不錯，跟幼兒園感覺差不多，但每月6000元左右的托育費太貴。我上班掙得工資還不夠交學費。”張璐被這個價格嚇退。
思考再三，張璐放棄了迴歸職場的計劃。如今孩子已滿三歲，9月即將上幼兒園，她又在網上投簡歷，打算孩子上幼兒園後立刻去上班。
家住北京的梅珊珊(化名)孩子還不滿兩歲，身為一個職場媽媽，她不敢輕易辭職。哺乳假結束後，經過全家人商議，最後決定由雙方老人輪流照看孩子。“我老家在湖南，有一次，輪到我媽媽過來，她向我抱怨自己不適應在北京生活，那次我想如果她不來，只能把孩子送到托育班了。”梅珊珊無奈地嘆氣。
於是，她帶着孩子尋找家附近的托育機構。那是在一個居民小區的二樓裏，沒有電梯，她只能扛着嬰兒車和娃一起上樓。“我參加了一節體驗課，印象並不好，當時娃不到一歲，和大孩子一起上課，老師發的顏料不是可食用的，但我孩子口欲期還沒過，這節課我上得膽戰心驚。”梅珊珊回憶道。
真正嚇退她的是高昂的托育費。“太貴了”，梅珊珊去的這家機構托育費每月8000元，加上每月2萬元房貸，她和老公兩人的工資基本要“月光”，最終老人還是不捨得子女，來北京照看孩子。
嬰幼兒無人照料已成為制約生育的重要原因之一。國家衞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長楊文莊曾表示，“七普”數據顯示，我國現有家庭户規模是2.62人，比“六普”3.1人又有下降，家庭撫幼養老功能在逐漸弱化。此外，全國現有0-3歲的嬰幼兒4200萬左右。據調查，其中1/3有比較強烈的托育服務的需求，但現在的實際供給為5.5%左右，供需缺口很大。
托育機構今年註冊數已超1.5萬家
曾幾何時，國內的託兒所並不像如今這般緊缺。不少80後或許都有這樣的印象，父母去上班，把自己放在企業辦的託兒所裏，下班再接走一起回家。
“90年代進入市場經濟後，企業以及機關事業單位逐漸取消了過去社會化的托幼服務。從企業中剝離托幼服務是當時改革市場經濟的一種所需，因為企業需要按照市場價格或人員配置來辦托幼服務，所以90年代後托幼這部分就被剝離出去了。”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陸傑華對中新經緯客户端指出。
2016年，隨着全面放開二孩政策落地，嬰幼兒托育照顧又被提上議程，一些托育機構又開始不斷湧現，公立幼兒園也在探索招生年齡下探。
2019年5月9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於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托育行業迎來重磅政策，進一步規範了嬰幼兒照護服務機構。
政策出台後，資本開始將目光投向托育領域。廣證恆生證券研報指出，2019年早教托育領域，線下實體服務機構完成投融資15起，累計融資約4.5億元。包括積木寶貝、MoreCare茂楷、小馬快跑、時光企鵝、孩子國精緻托育、樂融兒童之家、多樂小熊、三優親子、稚子社、紐約國際兒童俱樂部、十牛小鎮、紐諾教育、聖頓教育、Urjoyschool等14家機構，其中積木寶貝分別於年初和年尾融資2次。
資本的進入也使托育機構擴展的腳步加快。企查查數據顯示，2019年，全國托育相關的企業註冊數量為3783家，到了2020年這一數字增長至13890家。今年以來，全國托育相關企業註冊量已達15924家，註冊量已超過去年全年。截至8月20日，全國共有關鍵詞為“托育”的現存企業40491家。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截至7月底，全國共有關鍵詞為“幼兒園”的現存企業26.97萬家。
托育機構的現狀如何？中新經緯客户端在北京走訪發現，目前市場上，公辦托育機構仍然數量較少，以民辦私立托育機構為主。從價格上看，民辦托育機構也可分為高中低三類，高端托育機構價格往往託破萬元，在1萬-1.5萬元；中端托育機構價格在5000元-7000元左右；低端托育機構價格在3000元左右。
在一家位於北京市海淀區的托育機構內，中新經緯客户端看到，該機構主打0-3歲嬰幼兒的早教及托育服務，共設四個托育班，每個班級招生人數不超過16人，師生比為1:4。
據機構老師介紹，該機構的托育班分為國際班和雙語班兩種類型，學費分別為1.48萬和1.28萬。“國際班全天有外教老師參與，為孩子創造英文語言環境，收費也比雙語班要更貴。”儘管收費高昂，該機構負責老師稱目前四個托育班均已滿員，9月入學的名額需要提前預定。
另一家位於西城區的某連鎖品牌托育機構，中新經緯客户端輾轉在一個居民小區內找到了這家機構，該機構有三間教室和一間活動室，分為大中小三個班，每班招收人數為10-15個，每月6480元學費和1000元餐費，共7480元，若一次性繳納半年至一年學費，可以免餐費。
該機構老師同樣表示，學位緊張，如9月入托最好提前報名。“如果滿班了就無法接收了”，該老師表示，目前所剩的名額有限。
投資百萬元四年才回本
儘管托育機構看似需求旺盛，一片“藍海”，但想要盈利也並非易事。一方面，是家長對價格承受能力有限、對機構的安全性又有存在擔憂；另一方面，機構前期投入較大，盈利週期較長。
多樂小熊是一家全國連鎖托育機構品牌，中新經緯客户端以諮詢加盟為由致電該機構相關工作人員，對方表示，可以進行品牌授權、課程輸出和師資培訓，在不同的城市需要的啓動資金不同。
“北京需要200萬元左右，二線城市可能需要150-180萬元，其中包括交給總部的加盟費，裝修、前期人員工資等。具體出資也和辦學規模、所選場地等成本構成有很大關係。”上述人士表示。
據其介紹，若在北京200萬元啓動資金，機構的規模大約在400-500平方米，基本上3-4間教室，可以招收60個左右學生，每個教室容納15-25個學生。
“大概要一年半左右才能收回成本。”該負責人稱，整個行業的利潤率約30%，如果招收60個孩子，每個月收8000元，每年收10個月學費，大概營業收入480萬元，利潤約120萬-150萬元。“這是在招滿孩子的情況下。”該工作人員強調。
但一位不願具名的托育機構從業者向中新經緯客户端介紹，房租、裝修等前期投入才是“大頭”，在北京開一家托育機構所需啓動資金遠不止200萬。
另外，招生也是一大難題。王薇(化名)是天津某托育機構的負責人，2017年她偶爾得知了托育項目，“當時我覺得這是個新行業，而且是發展趨勢，所以立刻着手創辦了一家托育機構。”王薇回憶道，2019年開業，沒想到剛運營一年就趕上了疫情。2020年整整停業半年，直到當年6月才正式恢復上課。
創業三年來，王薇也深感托育行業的不易。她給中新經緯客户端算了一筆賬，以一個300平方米左右的底商，學位60人，4個班級配置為例，由於托育項目的特殊性，裝修材料必須環保，裝修成本就會無形增加20%，再加上安全的設施、牆體軟包、地面的軟墊等，整體裝修成本就要300萬左右，租金一年40萬，月運營成本10萬左右，一年就需要120萬，這意味着第一年一次性投入在460萬。
據王薇觀察，目前天津市場上，托育機構的收費在5000元左右，若按照招滿60人計算，一年營收約360萬，也就意味着基本上兩年才能收回裝修成本，且有些盈餘。
“但實際上每月5000元的收費標準，基本上不可能招滿60個孩子。現有項目中，能收到40個孩子都是很少的。如果按這個招生數量，要四年才能回本。”王薇無奈道。
王薇也深知，有關部門和家長都希望能推出更多價格親民的普惠項目，比如收取每月3000元左右托育費。“可是按照這個標準，根本就沒有辦法實現項目的正常運轉。”
她期待政府不僅提供政策上的支持，最好能提供資金支持或者場地支持，“目前房租壓力是托育項目面臨的困境。”
推動更多的社會資本辦托幼
如何能讓更多家庭上得起托育、上得放心？近年來，各地政府把普惠托育服務作為民生實事重點項目推進，既有增加普惠托育機構數量的“硬”指標，也加大了扶持力度，包括場地免租、裝修補貼和運營補貼等。
以浙江省為例，2020年將“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列為十大民生實事之首，明確當年新增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機構200家，新增託位5000個。
陸傑華指出，儘管近兩年在部分地區出現一些試點工作，但是從全國範圍上來看還沒有起到明顯的一種預期效果。
“如何能夠推動更多社會資本來做好托幼服務則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陸傑華指出，托幼服務應該被分成兩種服務：一是基本公共服務，也就是説生了孩子的家庭都應該享受到的基本公共服務；另一種就是市場提供中高端的公共服務，比如需要自費的高端服務。
陸傑華進一步指出，政府有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責任。基本公共服務第一個定位是普惠，第二個定位是需要有一定質量、符合一定規範。這幾個方面缺一不可。“孩子的事是大事，僅僅價格低廉，出了安全意外會導致整個行業的名聲敗壞。”陸傑華認為，如何提供讓更多家庭負擔得起的基本托幼服務是很重要的，這就需要有關部門去密切配合、共同推動。
武漢科技大學教授董登新同樣認為，對於多數普通家庭而言，還是希望入托到公立離家近的普惠性的托育機構，這就需要加大財政投入，先解決有的問題，滿足公眾的普惠入托需求。
在談到如何推動更多民間資本和市場主體進入托育服務時，陸傑華認為，企業進入托幼需要一個清晰的市場前景預期。在現有的情況下，可以對承辦托幼服務的企業提供一定土地的優惠、税收的減免或是其他的優惠政策。他強調，將來無論是哪一種類型的托幼服務機構，都需要被一視同仁，要允許企業能夠在這一領域盈利，從而推動市場的逐步興起。
“儘管目前可能存在利潤不高的問題，但是將來托幼行業可能會轉變為一個產業，既有高端，也有中端，這樣就會形成市場的有序循環。”陸傑華談道。
在董登新看來，可以參照政府對機構養老進行財政補貼的做法，機構養老的財政補貼包括一次性建設補貼和每月牀位補貼，如果把養老財政補貼複製到托育機構上，相信機構會有動力做。
他認為，也可以鼓勵有條件、有資質的企業開辦託兒所，把它作為一項員工福利來辦，如果有一些剩餘指標也可以對周邊地區的居民開放，對這類企業可以從財政和税收角度給予一些優惠政策，也能起到一定示範效應。
與此同時，解決家長對託兒所的信任問題也是當務之急。董登新對中新經緯客户端表示，目前國內托育機構一是數量比較少，二是經營歷史比較短，在經營管理方面出現服務質量不高、專業人才數量不足、客户的信任度不高等問題。
陸傑華強調，對托育托幼服務中可能存在的安全問題需要政府加強監管。“托幼服務不能一哄而起，而要有監管、有標準、有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