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要從趙匡胤黃袍加身、建立宋朝時説起，《續資治通鑑》記載，一日，宋太祖找到趙普，詢問國家長久之計，他説：“自唐季以來數十年，帝王凡易八姓，戰鬥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兵，為國家計長久，其道何如？”
五代十國時期，中原經歷了長達半個世紀的混亂，光皇帝就換了8個姓，到了宋朝，又該如何做到長治久安呢？
趙普答道：“此非他故，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糧，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
趙普一語中的，五代亂世的頑疾在於“君弱臣強”，而解決之道便是實行“強幹弱枝”。
公元962年七月初九晚，宋太祖宴請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等大將。第二天，參加酒宴的將軍們紛紛請求辭職，主動交出兵權。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杯酒釋兵權”。
“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這是趙匡胤後來滅南唐時的名言，也是此時他收奪武將們兵權的內心真實寫照。有宋一朝，對武將羣體的控制登峯造極，中央牢牢把持軍權，使藩鎮割據再無可能。
可是，到了北宋滅亡，南宋初建時，形勢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北宋曾多達百萬的禁軍已經消亡，南宋境內金兵、潰兵、賊兵橫行，就是沒有一支直屬於宋高宗趙構的正規軍。
不過，就是在這種困難情況下，趙構只用了十幾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宋朝歷史上第二次“釋兵權”。
在歷史上一直給人以“軟弱”、“逃跑皇帝”印象的宋高宗，是如何完成如此艱鉅任務的呢？他與宋太祖的初心雖然相似，但做法又有哪些不同呢？
我們有必要透過這一歷史事件，還原一下宋高宗的“B面”。
一、北宋正規軍的消亡
北宋正規軍的消亡，主要發生在聯金滅遼和金國兩次南下的過程中。
1、北宋聯金滅遼。為收復燕雲十六州，宋曾與金簽訂了“海上之盟”，聯金滅遼。為配合金的攻勢，宋徵調了其在西北、河北地區的主力邊防部隊，雖然他們號稱當時北宋王朝的精鋭，但還是未能在與契丹人的戰爭中佔得便宜。相反，被遼軍打得潰不成軍、損失大半的宋軍，還要從金軍手中購買燕雲十六州。
2、金軍兩次南下。金滅遼後，繼續對孱弱的北宋發動攻勢，其兩次南下，就讓宋朝在河北僅存的主力軍隊損失殆盡。而在後來宋軍救援太原的戰鬥中，剩下的大宋西軍也幾乎全軍覆沒。
金兵第二次兵圍開封時，由於宋欽宗在戰與和之間左右搖擺，致使各路勤王之師始終無法形成合力。所以，最後在守城宋軍僅有區區萬餘人的情況下，“靖康之難”的悲劇也就無法避免了。
二、“中興四將”的崛起
既然北宋滅亡時，其主力軍已經損失殆盡，那麼，在南宋建立之初，宋高宗趙構手中“牌”有多少，就可想而知了。
據記載，趙構在相州豎起大旗之時，手中僅有由潰兵、民兵、匪盜組成的8萬人馬而已，而放眼此時的北方，局勢已經是混亂不堪：由於金國缺乏治理能力，不能有效控制佔領區，在廣大的中原，金兵、潰兵與匪盜橫行，甚至原來的勤王之師也順勢倒戈、割據稱王，不再受南宋節制。
面對這種困境，一些堅持抗金的宋將開始招降納叛，擴充自己的實力。在這些將領中，尤其以張俊、劉光世、韓世忠實力最強，成為當時的三大帥，而之後岳飛也憑藉其天才的軍事才能脱穎而出，後來居上。
因為金兵不斷南下，加之境內匪盜橫行，趙構極力扶持這些將領們抗金、剿匪，在戰爭中擴充各自的勢力。岳飛、張俊、劉光世、韓世忠也因為戰功赫赫而被後世合稱為“中興四將”。
這四將在世時都被加封為兩鎮節度使，在生前或身後也都被獲封王爵。作為武將獲得這種待遇，在整個宋朝都是鳳毛麟角的。
然而，在一片混亂的建炎年間，有兩大隱憂讓宋高宗寢食難安，除了咄咄逼人的金軍，就是內部的驕兵悍將們了：南宋的兵權日益集中於嶽、張、劉、韓等少數將領手中，而宋高宗本人卻對這些軍隊並無直接指揮權。這一點，從當時“張家軍”、“韓家軍”、“劉家軍”等稱謂中，就可見一斑。
特別是在建炎三年，發生了宋朝歷史上少有的成功了的兵變——“苗劉兵變”，苗傅、劉正彥兩員大將脅迫宋高宗趙構退位，立其3歲的太子即位。
儘管這場兵變很快就被張俊、劉光世、韓世忠等人平息，但這足以給宋高宗造成了嚴重的心理陰影，誰又能保證他們不會成為第二個“苗劉”呢？而他的祖先宋太祖當年在陳橋驛黃袍加身的得意身影，彷彿也還在眼前！
三、宋高宗如何釋兵權？
重文輕武是宋朝的祖宗家法，為了預防武將因兵權在身而覬覦皇位，即便是宋朝剛剛重建、正是用人之際，宋高宗也不能放鬆對武將的警惕，特別是在“苗劉兵變”之後。
趙構雖然不如趙匡胤般雄才大略，但一旦外部形勢允許，他就決心效仿之，再來一次“杯酒釋兵權”。
紹興六年，“主戰派”宰相張浚向宋高宗提出了具體方案。劉光世由於本身怯懦無能，甚至屢屢在與“偽齊軍”的作戰中一潰千里，因而成為首先被宋高宗裁撤的對象。
張浚曾上奏説：
“劉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為大將，請罷之。”
第二年，張浚再次對劉光世發難：“沉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拂然，乞賜罷斥，以儆將帥。”
不過，雖然劉光世在“中興四將”中最為無能，但他在軍中資歷頗深，也曾在“淮西兵變”中救駕之功，若要動他，沒有宋高宗的授意，張浚幾無可能。
於是，在宋高宗與張浚緊鑼密鼓的配合下，劉光世被解兵權，但他也被封為榮國公，2年後又進封雍國公，獲得了大量賞賜。本就已經厭戰的劉光世本就樂得如此，回家頤養天年。
劉光世被解除兵權後，宋高宗版的“釋兵權”初戰告捷。
這時，宋高宗本擬將劉光世的部隊交予岳飛指揮，卻遭到了張浚和秦檜的反對，理由不言自明：怕“岳家軍”繼續做大。
然而，張浚最後卻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因為對劉光世部將處置不利，導致又發生了“淮西兵變”，張浚因而引咎辭相，同時“主戰派”的趙鼎接任。
紹興八年，還沒能發揮本事的趙鼎被秦檜誣陷而辭相，秦檜接任，成為接下來“釋兵權”的主謀。
紹興十年，宋高宗接受秦檜的建議，詔令張俊、岳飛、韓世忠三人入朝，讓他們分別擔任樞密使和樞密副使。同時，宋高宗還撤銷了由三將所主持的宣撫司，由他們的副帥各自統領，自成一軍。
雖然張俊、岳飛、韓世忠已經成為宋朝的最高武官——樞密使，看很顯然，他們已被進行“無害化處理”。
接着，秦檜先將矛頭對準了韓世忠，他逮捕了韓世忠的部下胡訪，並且逼迫胡訪誣告韓世忠謀反。相傳，岳飛得到消息，密信以告韓世忠。韓世忠連忙入宮向宋高宗哭訴。而宋高宗念他當年救駕有功，將其赦免。
韓世忠從此閉門謝客，絕口不言兵事。後來他被封為潭國公，次年進封為鹹安郡王，於紹興二十一年壽終正寢。
韓世忠被解除節度使之職，發生在紹興十一年十一月。一個月後，在宋高宗的指使或默許之下，岳飛被秦檜害死於風波亭。
韓、嶽之後，曾經依附於秦檜、陷害岳飛的張俊，也成為最後一個被“釋兵權”的對象。
紹興十二年，秦檜在宋高宗的授意下，毫不客氣的指使御史將張俊彈劾。不過，作為補償，張俊進封清河郡王，最後也落得個壽終正寢。
至此，以“中興四將”為代表的手握重兵的武將們，除了遠在四川的吳玠之外，幾乎都被削奪兵權，宋朝的第二次“釋兵權”正式完成，重新回到了重文輕武的“正軌”之中。
四、宋高宗“釋兵權”=“岳飛必死”嗎？
宋太祖趙匡胤當年杯酒釋兵權，用温和的手段解決了歷史上經常出現的“狡兔死、走狗烹”式的悲劇，被後世傳為美談。
而反觀宋高宗趙構版的“釋兵權”，則一直被人們所詬病。
不過，筆者認為，就初心而言，宋太祖和宋高宗其實沒有本質之別，他們都是為了強化軍權，弱化將權。
只不過，其中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宋高宗屈辱的紹興和議和岳飛的不幸冤死，讓人們對其“釋兵權”的初心不太重視，反而是悲憤於趙構、秦檜沆瀣一氣、陷害忠良的卑劣行徑。
其實，我們大膽假設一下，如果在宋高宗削奪武將兵權時，秦檜並沒有得勢，而是張浚、趙鼎這些主戰派為主謀。或許，在岳飛、韓世忠等人被解除兵權的一刻，南宋版的“釋兵權”就已經可以劃上休止符了。那麼，岳飛被害的千古悲劇，或許就不會上演。
但是，歷史不可能假設，正因為有了宋高宗、秦檜共同促成的屈辱的紹興和議，才讓本來可以光明一些的“宋朝第二次釋兵權”，充滿了晦暗的顏色。
宋高宗、秦檜通過岳飛之死，讓紹興和議“板上釘釘”，這種做法，本來就已經超出了南宋版“釋兵權”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