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紅磊：日本與護國戰爭期間的南北妥協
1915—1916 年隨洪憲帝制運動而起的護國運動，維護了辛亥革命確立的共和制，同時也逆轉了民國初年中國走向統一和集權的趨勢，是民國初年曆史的分水嶺。無論對於洪憲帝制運動還是護國運動，列強的影響都至關重要，日本更是扮演了關鍵角色。既往研究或關注日本對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北京政府的“扼殺”， 或關注日本對南方護國軍的幫助與援助，但對於日本在護國軍與北京政府互動中的作用，卻探討甚少。事實上，缺乏對列強尤其是日本因素的考察，就難以深入理解此時的南北互動和中國政局。
護國戰爭期間的南北妥協，是決定護國戰爭走向的重要問題。就此問題，既有研究多由內政出發，着墨於袁政府不得不請求停戰、議和，以及護國軍方面雖暫時同意局部停戰，但對袁留任大總統則絕不妥協，因此，停戰雖局部達成，全國性妥協談判則始終未能進行。實際上，妥協並非只有一種可能。鑑於雲南的地理位置，北京政府最初並未設想完全清除護國軍，而是計劃在獲得軍事優勢後，以寬大條件與護國軍妥協，換取對帝制的承認。若北京政府不能戰勝護國軍，在取消帝制的前提下，南北妥協仍存在袁留任總統、袁暫任總統和袁立即退位三個選項。護國軍各領袖對袁態度不盡相同，也並非始終不變，其妥協意願受到多重因素影響。
對於南北妥協的走向，日本發揮了關鍵作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將日本與護國運動關係的相關記錄整理為《袁世凱帝制計畫一件（極秘）／反袁動亂及各地狀況》。該記錄被編為18卷之多，內容達數千頁，反映了日本派駐中國人員與中國各方聯絡詳情，及與本國聯絡情況。此外，時任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第二（情報）部中國科科長浜面又助將其經受文書部分保存下來，經後人整理為《浜面又助文書》。這批文書，對了解參謀本部內部決策極有價值。以上述資料為基礎，輔以日方相關檔案及已刊文獻，並與中方文獻互證，大致可以勾勒出日本在南北妥協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護國戰爭初期形勢與日本決定干涉
自1915年8月籌安會推動帝制以後，國內各政治勢力及輿論界均出現了反對與抵制的聲音，促成了反袁勢力大聯合。如謝持在1915年9月即觀察到：“日來一般黨人，頗有合圖袁世凱之象。”護國運動的爆發，與這一形勢密不可分，反映出運動發生的必然性。但護國運動在1915年12月爆發，又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既往研究所指出，梁啓超因馮國璋請求而致電雲南，雲南因此將計劃提前，於1915年12月23日通電反對帝制，但此時軍事部署尚未完成。12月27日開始，雲南護國軍陸續向四川、貴州進發。由於軍隊駐紮地點分散，加上交通不便，進展極為緩慢。當然，與北洋軍相比，護國軍仍然佔得先機。1916年1月17日，護國軍劉雲峯支隊與四川北軍遭遇，並於18日佔領橫江，21日佔領敍州。2月2日，川軍劉存厚部在納溪宣佈獨立，會合雲南軍董鴻勳支隊於6日佔領藍田壩，並於7 日基本完成對瀘州的包圍。
得知護國軍起事，袁政府定下三路平滇之策。1月17日，北軍第一路前鋒抵達黔邊，第二路前鋒抵達重慶。2月10日，四川北軍反攻，奪回藍田壩，護國軍團長陳禮門憂憤自殺。次日，董鴻勳部被迫南撤，北軍解除了瀘州之圍。其後雙方互有攻防。3月3日，北軍馮玉祥部奪回敍州。3月7日，張敬堯部進佔納溪。護國軍在四川戰場受挫。
雲南地方貧瘠，軍隊戰鬥力雖較強，但人數及軍械儲備均有限。1月5日，雲南護國軍第一軍總司令蔡鍔致函梁啓超，表示雲南經濟窮乏，“非有大宗款項到手，不特難以展布，現局亦難支持”。雲南起義前，雖與江蘇、貴州、廣西等省有聯絡，但貴州遲至1月27日方響應，且對雲南助力有限，廣西則在3 月之前於護國軍及北京政府之間兩面周旋，持觀望姿態，以致梁啓超感嘆：“東南諸鎮（指馮國璋——引者注）真是朽骨，今惟觀望成敗而已”，“乃至桂帥（指陸榮廷——引者注）亦同此態？良可浩嘆。”
事實上，在護國軍起事初期，袁政府憑藉遠為強大的軍事實力，並不願放棄帝制。1月5日，袁世凱重申接受帝位，並表示“根本大計，豈可朝令夕改，斷無再事討論之餘地”，表達了實現帝制的決心。2月17日，日本駐北京公使館武官町田經宇致電陸軍參謀次長田中義一，告以“目下狀況，袁尚無與雲南軍妥協之決心。若征討軍獲得優勢，運用諸種術策，結局或可成功”。相反，護國軍方面，信心並不充足。1月9日，英國駐雲南總領事葛福（Herbert Goffe）特地拜訪唐繼堯，唐堅持“袁不能稱帝”，但同時表示很樂於在某種安排下實現妥協。
在內外壓力下，袁所擬登基日期一再推遲。2月9日，袁世凱政治顧問莫理循（George E. Morrison）在考察長江一帶後提出備忘錄，建議放棄復辟帝制，“建立憲政議會”，並設立“責任內閣”，以緩和國民反對。但這一主張並未被袁立刻接受。2月23日，袁政府方申令緩辦帝制。此時袁雖緩辦帝制，但並未完全放棄，也並不代表國內局勢已無法收拾。
2月20日前後，日本外相石井菊次郎致電駐華公使日置益，詢問在當時形勢下，袁能否收拾時局。日置21日覆電，告以袁不能於預定日期即位，威望已經受損，但尚不能斷言“袁已權威墜地，人心叛離，再難收拾”，因構成袁實力之軍隊、財力，雲貴軍難以企及，若將雲貴軍擊敗，“只要無意外事變，形勢必將一變”。看來，各方均高度關注戰場形勢，但至少在1916年2月中下旬，勝敗之數尚不明顯。
如同既往研究已經指出的，日方對帝制運動的政策經歷了觀望、勸告延期到傾向贊同並很快轉變為倒袁的過程。日方在1915年10月28日領銜三國（後擴展為五國）勸告帝制延期，雖有為進一步干涉製造藉口之嫌，但此時並未決定倒袁。倒袁目標，是在護國運動爆發後逐漸確立的。12月18日，田中義一致電袁政府顧問坂西利八郎，請其轉告袁，若再延期三四個月實行帝制，可認為已接受日本勸告，日本也準備迎接中國特派大使。日方此舉，雖未立即同意袁實行帝制，也確反映出有意通過承認帝制前的接觸獲得利權。護國運動爆發，日本視為“千年一遇之良機”， 態度再次轉變。在這一過程中，以田中義一為代表的軍方發揮了主導作用。
日俄戰爭後，日本更積極地在中國推行其“大陸政策”，尤以陸軍為甚。日本的“大陸政策”，不僅是“滿洲權益”問題，還包括對中國的全面掌控，即所謂“日支提攜”。一戰爆發，歐洲列強在東亞的地位被削弱，日本迎來推行其“大陸政策”的絕佳機會，“二十一條”中第5號條件的提出即為明顯標誌。但日本在“二十一條”交涉中受到袁政府的抵抗及列強（主要是英美）牽制，所得並不如意，對袁世凱尤其不悦。據吉野作造觀察，“二十一條”交涉後，日本高層對袁態度有兩種：一種主張對作為中國中心勢力的袁加以援助，以實現日本對中國政治的影響；另一種認為袁自派駐朝鮮時即持“排日”立場，且其政策上依靠英國牽制日本，在袁主持中國政局的情況下，終究不能實現日本目標，因此主張倒袁。第二種主張實現難度較大，且在條件不成熟時容易進一步惡化中日關係。護國運動的爆發，使日本看到了倒袁的可能。日本對帝制運動態度的轉變，即以此為背景。
護國軍興起後，日本各方面不斷向參謀本部提出意見，大致可分兩派。一派主張趁機分裂中國。如東亞同文書院院長根津一提出《對華時局處分案》，認為護國軍起，全局動亂，袁氏必將全然依靠日本，“可以擁護大局之名與之結成安保同盟，締結半保護性質之條約，進而任鎮壓、保護之責”“再於南中國創設一國，同樣使其成為我之半保護國”。另一派主張倒袁，進而在，中國樹立親日政權，而未提及分裂中國。1916年1月13日，在湖北任顧問的寺西秀武大佐致信參謀本部第二部部長福田雅太郎，認為袁世凱地位動搖，有倒台可能，建議日本政府“速定倒袁方針”。2月1日，寺西再次致信福田，認為政府軍進軍迅速，“我政府若至本月中旬尚不能確定方針，不對革命黨暗中接濟，則袁平定雲南、實行帝制，勝算很大”， 敦促“此數十日即為決定我運命之重要時機，切望全力以赴”。
參謀本部最終選定了第二種方案。1月15日，參謀本部與海軍軍令部達成一致，對北京政府採取強硬態度，不承認帝制。該部大致在1916年2月中旬，確立了倒袁方針。2月21日，田中義一致信陸相岡市之助，提出倒袁而扶植親日勢力更為有利，並稱各方意見大致相同，請岡促成閣議。
需要指出的是，1915年後協約國在戰場上的態勢，促成了日本在東亞的強勢地位。自1902年簽訂第一次日英同盟條約，日本在借力英國的同時，也受到英國制約。而此時，英國深陷歐戰，不僅無力制約日本，且為防止日本倒向德國、尋求日本援助及維持在東亞的既得利益，有在不違反根本原則（所謂保持中國領土完整、門户開放和在華機會均等）的前提下縱容日本的傾向。日本在1915年下半年借中國參加一戰案由英國手中奪取了東亞外交的主導地位。參謀本部在決意不承認帝制時，認為應該力爭獲得協約各國贊同，同時提出“帝國並不以協同列國之態度變更自身之主張”可見貫徹自身主張的意志甚為堅定。
在陸軍特別是參謀本，部的推動下，3月7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以實力干預帝制運動的方針，明確宣示袁氏“竊居”中國最高權位乃日本確立在華勢力的一大障礙，決定採取倒袁政策，並以“誘導中國人自創反袁局面，日本因勢利導”為原則。所謂“確立在華勢力”，要言之，即全面掌控中國，實現“大陸政策”中的“日支提攜”。在日本確立倒袁並在中國扶植親日勢力的方針之後，避免護國軍與袁政府妥協，遂成為首要任務。
二、日本鞏固南北對抗之基礎
護國運動的爆發，與日本並無直接關係。在此之前，日本在雲南並未派駐官方人員。1916年1月19日，日本參謀本部派往雲南之山縣初男少佐方到達昆明。2月上旬，日本外務省所派藤村翻譯生到達雲南。3月6日，日本新任駐雲南領事堀義貴到達昆明。4月初，參謀本部所派嘉悦敏大佐到達昆明。日本與雲南的聯繫，是在護國戰爭期間逐漸加強的。
護國戰爭初期，北京政府在軍事上整體佔優。隨着日本對北京政府日趨強硬，帝制派報紙連篇累牘宣傳日本對中國有重大野心，號召國人“一致對外”。減輕護國軍對日本的顧慮，以阻止護國軍在處於軍事劣勢和憂慮外患的情況下向北京政府妥協，是日本首先需解決的問題。
因“二十一條”交涉，護國軍領袖在護國運動爆發前後大多對日本抱有警惕。事實上，顧慮日本趁袁實行帝制之機奪取重大利權，是梁、蔡等決議反抗帝制的重要動因。梁啓超在1915年11月致諸友函中稱，“彼（袁世凱——引者注）今以騎虎之勢，作包羞之謀”，或“效劉豫、石敬瑭，將絕好江山，揖讓與人，而自居於兒皇帝、侄皇帝之列”，或“蹈那拉（慈禧——引者注）端庶人（載漪——引者注）覆轍，鼓吹排外，奮螳臂以擲孤注” “二者有一於此，吾儕四萬萬人豈知死所”表達了對袁因行帝制而葬送國家的憂慮。蔡鍔1915年12月初到達雲南後，曾致，陳宧一電，提到“月來涉足東鄰，周曆南北，知某國所以謀我者，蓄藴甚久”，同樣表達了對日本趁機侵略的擔憂。
1916 年1月23日，新到上海的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特派武官青木宣純中將拜訪梁啓超。據梁所言，青木“言前此彼之國是未能一致，其中大部分人謀向我攫取權利，以致傷我感情。今識者皆知其非計，以後當決然舍此方針，專務與我多數國民聯絡”。青木所言，乃為打消梁等對日本之懷疑。
藤村到達雲南後報告，“其（雲南軍政府——引者注）機關新聞在非難袁之外，亦往往着筆日本野心，以收攬民心”，且“因擔心日本為獲得利權而援袁，對本官等抱有相當警戒”，並斷言“獨立軍今後若非遭遇重大困難，實際對日感情當不會大變”。正如藤村所料，隨着護國軍在四川戰況不佳，加之1月15日日本拒絕袁政府特使，使輿論瞭解到日本並非趁機謀利，雲南態度因之一變。唐繼堯本人也一改往日藉故推託之態度，親自與藤村會面，並請求日本援助。3月8日，藤村通過日本駐廣東總領事赤塚致電外相石井，告以因“日本拒絕袁世凱特使，並鹽税移交問題，當地政府自不用説，一般民眾亦深謝日本之好意”。拒絕特使和同意雲南政府支配當地鹽餘，一是對袁政府的打擊，二是對雲南政府的支持，日本通過行動逐漸爭取到雲南方面的好感。
在日本新任駐雲南領事堀義貴到達滇境之前，唐繼堯已命河口督辦及阿迷鐵道警察局長“妥為接待保護”。3月10日，唐繼堯偕雲南政府重要官員，宴請日本駐雲南人員堀義貴、山縣初男及藤村。18日，蔡鍔、戴戡、劉存厚致電唐繼堯，望轉達對日本領事的歡迎。由唐、蔡等對日本領事的歡迎，可看出護國軍對日本由懷疑、警戒轉為期待。3月30日，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John N. Jordan）向英國外交大臣格雷（Sir Edward Grey ）報告：“形勢的一項發展是運動領袖似乎不再擔憂日本干涉，並且認為日本會給他們機會自我救贖。此項限制的消除妨礙了和平解決的前景。” 日本的表現，大大減輕了護國軍對外患的顧慮，是護國軍加強與日本聯繫的前提，當然也對南北妥協不利。
在疏通護國軍領袖對日感情的同時，日本還通過行動強化了護國軍方面的討袁決心。依學界所言，唐繼堯起兵反袁，多少有些被部下脅迫的意味。如前所述，唐於1月9日對英國駐雲南領事葛福表示樂於妥協，且條件只談到袁不能稱帝，這與他後來的態度差別很大。據協助岑春煊對日借款的王輔宜回憶：“護國軍在反對帝制這一點是一致的，但在帝制推翻之後怎麼辦，並不一致。例如把袁世凱放在什麼地位，各派系意見就不同，甚至有擁袁復大總統位之説。”大體可謂實情。
1月24日，岑春煊到達東京。日方為掌握其與中國國內聯絡，3月初，破譯了他與梁啓超的來往電報。其中，2月27日晚9時20分，岑收到梁啓超一電，提到：“兩國交誼乃民黨全體所望，同盟之約須俟政府成立。刻難代為迫袁退位，恐別生枝節。請執警告態度，最後解決由我自主。”推測此電內容，岑在致梁啓超電中或轉達了日本希望建立兩國同盟之事，梁答以須俟政府成立。岑應當還談到日方可以代為迫袁退位的表示，梁以“恐別生枝節”為由，希望日方保持警告態度。梁的態度，反映了他此時對日本尚有防備。
2月下旬，日本參謀本部電告駐上海代表青木宣純，梁啓超將赴廣西，命青木告梁：（1）日本將在適當時機，承認共和軍為交戰團體，此時機非至兩廣獨立不可；（2）為促進此時機之到來，日本不辭秘密供應相當之資金及武器；（3）作為供給之通道，廣東西部之北海或欽州地方較為方便，應首先將該地收於共和軍之手。然無論袁如何尋求妥協，務使共和軍置之不理。2月27日，青木向參謀總長上原報告，在同日與梁啓超會面時，梁回答絕無與袁妥協之意，並感謝東京官民對岑春煊之優待。可見青木在談話中將日本不希望護國軍與袁政府妥協之意，傳達給了梁啓超。梁南下途中所擬致未獨立各省函中有言：“袁帝國之決不能得列強承認，事理本自甚明。自五國警告以還，其兆益復大著。雖執事始終默許袁氏，甚或助力袁氏，而於彼帝業之成，終絲毫無裨也。”所指袁終難稱帝，其實主要指日本反對。
上述推測岑春煊在致梁電中談到日方可以代為迫袁退位，岑後來記載在日之情景稱：“彼邦亦深惡世凱，謂餘能討袁，必盡力相助。”可見日本對岑的支持與援助，是以岑堅持“討袁”為前提的。
除減輕護國軍領袖對日顧慮及強化其倒袁目標外，日本也為護國軍提供實際援助。2月，唐繼堯致函梁啓超、岑春煊等，談及購軍械一事，稱“我軍進行，以此為先決問題”，並表示“如能辦到賒款為最妙，必不獲已，以相當抵押品抵借數十萬暫付械價，亦必盡力為之”。3月12日，梁啓超在南下途中會見了日本駐港總領事今井忍郎，他向今井談道，“在上海時已收到岑春煊談判大略成立之消息”， 但不知具體條款。梁告訴今井昨日收到唐繼堯信函，希望日本提供1萬支槍，40挺機關槍，山炮若干，但費用無法即付，若必要，可以提供相當擔保。梁還表示希望日本在廣西軍佔領廣東欽州、廉州後能供應軍械。除通過樑一線外，唐繼堯3月12日派趙伸攜8萬元（據稱尚可在上海籌措15萬元）前往日本，交涉軍械事。
3月中旬，在獲悉廣西獨立前，唐繼堯對日本軍方代表山縣初男表示，瀘州、納溪再被北軍佔領，蒙自“土匪”亦未全滅，“眼下南軍兵數兵器均少，若不盡快使廣西、南京獨立，雲南前途堪憂”。3月15日，廣西獨立，就軍事形勢而言，護國軍可以説已基本立於不敗之地。但護國軍尤其是雲貴軍兵器短缺狀況並未緩解。3月21日，山縣初男觀察到，四川戰況不至恢復，雲南“除等候兵器彈藥到達外無辦法”。
3月20日，作為雲南軍政府代表的岑春煊、張耀曾最終與日方簽訂100萬日元借款合同，作為反袁軍費，二人保證於計劃成功後，“極力舉中日親善之實，並以此方針指導中國國民”。除此現款外，岑春煊還從日方獲得價值100萬日元的軍械。岑春煊記其事曰：“當是時，雖有云南起義，而餉械俱缺，難於持久。因之廣西亦未敢昌言討賊。餘見逆勢猶盛，非有實力為助，懼其功敗於垂成也。乃約同章士釗、張耀曾二人，東渡日本，説其當局，共討袁逆。”“借得日幣一百萬元，並兩師炮械，攜之回國。西師始得東下，圍攻廣州。”由岑敍可知，岑由日本所得之借款、軍械對廣西獨立及桂軍東下，皆有促進作用。
既往研究雖涉及岑春煊向日本借款購械事，但並未指明借款和軍械的流向。庾恩暘《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末記》記載，雲南“復籌資託某重要人，向某國購買槍械，第一次買得四千餘枝，第二次買得一萬枝，計共一萬餘枝，均先後設法運回。”此處“某重要人”當指梁啓超或岑春煊，“某國”則指日本。考慮前述唐繼堯通過樑啓超向日本請援1萬支槍，梁3月12日在香港向今井提出了這一要求。此後雲南軍隊中，確有村田式連發步槍1萬支。據此可以推斷，日本應滿足了唐繼堯第一批購械請求，岑春煊所購武器中，至少有1萬支步槍分給了雲南方面。而云南從日本所得軍械，尚不止於此。
除對岑春煊和雲南方面的援助外，2月20日，日方通過久原房之助與孫中山簽訂合同，借款70萬日元。久原與田中義一關係密切，此筆借款“可能是田中授意久原而借的，要不然，至少得到了田中的許可或默認”。考慮到1916年2月中旬，日本陸軍首先確立了倒袁方針，這筆借款的時機是值得注意的。這筆借款，通過中華革命黨系統流向各地，促進了各地護國運動的展開。
綜合來看，雲貴軍、岑春煊和孫中山為代表的中華革命黨均得到了日本援助。同時，從日本得到援助的承諾與希望，以及日本對袁政府的壓制，均能強化護國軍對抗袁政府的信心。這一階段，袁政府整體上尚佔優勢，所謂南北妥協，實際上主要是護國軍是否會在軍事處於劣勢及憂慮外患的情況下，與北京政府妥協。日本通過解釋和行動，減輕了護國軍對其的顧慮，贏得了護國軍的好感；又通過勸説和直接協商，強化了護國軍倒袁的目標；且通過資金和武器援助，增強了護國軍實力。可以説，日本通過多種舉措，鞏固了南北對抗的基礎。
三、日本衝消袁世凱留任條件下南北妥協之可能
在護國軍堅決抵抗於內、日本強烈遏制於外的情況下，3月22日，袁世凱最終取消帝制。這標誌着袁認識到已無法在短期內以軍事實力壓倒護國軍，因此借取消帝制，由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出山，以免反對情緒擴散，並希望進而能與護國軍取得妥協。28日，黎、徐、段聯名致電各省，稱“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達，務望先戢干戈，共圖善後”。
3月26日，日本華中派遣隊司令就袁取消帝制致電參謀總長，告以“袁漸次製造妥協之基礎”，為實現日本目的，應“鞏固南方軍之意志，指導其務必使袁不能再起”，以達討袁目的。同日，日本駐北京使館武官町田經宇致電參謀總長，建議“帝國不可不於適當時期速使西南組織聯合政府”，並“認其為交戰團體”， 以為“將來扶植我勢力、取得政治優越權作準備”。若時局以南北妥協或袁一時隱退結束，“雖對中國有利，而我帝國值此良機卻無所得，且遺後日之憂”，因此建議日本使用各種手段，阻止南北妥協，尤其應該激勵南方，務必使袁永久退位，其後在日本干涉或援助下達成南北妥協、建立統一政府。從日後局勢發展來看，參謀本部意見大致相同。日本倒袁態度堅定，絕不允許袁繼續在位。
袁世凱取消帝制後，護國軍各領袖對袁的態度並不完全相同。蔡鍔3月30日收到陳宧27日來電，以蔡“所抱政見，已完全得達”，並“東鄰亟亟，恐更有意外行動”為理由，勸蔡停戰並籌商善後。為軍器、人員匱乏所苦的蔡鍔當日即傳令停戰。在考慮下一步行動時，蔡向護國軍各領袖提出，應注意“某國能否實力助我，且保無別項野心”。此處之“某國”，即指日本。4月2日，蔡鍔致電唐繼堯、劉顯世、戴戡，表示“我軍各路所控之敵，均較我為優，勢非得新援及將器械、人員、彈藥補充完滿，決難移轉攻勢”，而“日本既實力助我，應速與訂約購械，並於最短時日交到指定地點後，趕速運滇”。由此電可知，對蔡鍔3月30日來電，唐繼堯必定覆電試圖打消蔡鍔的對日疑慮，且告以可得到日本援助，而蔡鍔則覆電催促“訂約購械”。同日，蔡鍔再次致電唐、劉、戴，提議對黎、徐、段妥協請求，態度應和緩，否則“老賊變羞成怒，或將踐其瘠牛僨豚、惟力是視之語，則北方數省利權，殆將送贈於某國之手”， 擔心袁世凱在走投無路情況下以奉送利權求得日本諒解，對日本仍未完全放心。
對陳宧及徐、段、黎等之勸和，蔡雖顯示出一定彈性，但在唐繼堯、戴戡、劉顯世等影響下，堅定了倒袁決心。不過在其覆電政事堂、統率辦事處時，談到“五國同起警告，東鄰實主其謀”，“今帝制撤消，彼國自詡警告成功，輕蔑愈甚”，“現已倡言袁氏忽皇帝忽總統，擾亂東亞和平，中國若仍認袁為總統，彼國必出而干涉”，認為“萬一我方推戴，彼竟干涉，此時英、法各國又無力牽制，我將何以對付？”由此可見，日本的倒袁意志使護國軍領袖不得不繼續堅定地倒袁。
在其後與陳宧續商停戰過程中，陳曾提出6條，其中第一條為“繼續推袁為總統”。就陳所提六條，蔡鍔未根本反對，而是加以修正，擬定條件10款，電唐繼堯等商議，內容包括：（1）仍暫以袁世凱為總統；（2）限兩月內召集已解散之民國元年參、眾兩院議員，在上海解決總統問題；（3）尊重民國元年約法，務期實行；（4）在袁世凱暫任總統期間，為維持國會起見，將起義各省軍隊編為兩師，分駐於北京附近；（5）段祺瑞任湖北將軍駐武昌，馮國璋仍任江蘇將軍駐南京。可知蔡並不反對袁暫時留任。
唐繼堯此時雖對外表示袁必須退位，但在他3月31日回覆李根源等此前所發不可與袁妥協之電時稱，因陸榮廷與馮國璋態度不明，前電尚不可發表。由此可見，唐對袁態度受其他因素制約，並非不可轉變。唐繼堯也覺察到蔡鍔與自己態度的差異。4月14日，在與堀義貴談話中，唐稱“蔡鍔本來思想複雜，所謂苦勞之性，憂慮國家前途，也難保是否萬一妥協，有大加警戒之必要”，並表示“自己頭腦單純，當下致力於討袁，對將來之事無暇考慮”，明顯有藉機討好日本之傾向。
就廣西方面而言，3月16日，陸榮廷致各省電中有言：“擬請再頒渙汗，廢棄帝制。正本清源，軍民得饜所求，自屬無可藉口。” 不過只要求取消帝制，並未言及袁應退位。因其初始態度温和，袁政府及馮國璋等一度皆認為與陸妥協不難。為反對妥協，梁啓超於28日致電陸榮廷，告以龍濟光、張鳴岐所派使者，若以取消帝制為取消獨立交換條件，萬勿允准，除袁退位外，無調停餘地。29日，曹汝霖致電廣東巡按使張鳴岐，並請轉達陸榮廷、梁啓超、蔡鍔，告以日本正與各國協商，將乘機對中國提出條件，“其嚴酷更勝於去年之第五號”，請諸人以國家為前提，達成妥協。同日，為反對妥協，梁再電陸榮廷，其中並談到日本態度：“啓超在滬數月，於各邦趨向，詳細研究，慎之又慎，苟有一毫危及國家，豈肯輕心以掉。以今日大勢論之，若我義軍虎頭蛇尾，不能為國民驅除元兇，萬一他人攘臂代我驅除，其時袁既無力抵抗，而我國民亦無發言之餘地，則中國其真已矣。”此電中言對日無意外之虞，可以看出青木與梁談話之影響。所言他人代我驅除一節，由前述梁與岑春煊來往密電及梁與青木談話可知，梁已知日方驅逐袁世凱之意志。此兩方面無疑都強化了梁關於袁不下台不妥協的決心。
雖然如此，袁政府既以外患為託辭，梁仍覺得不應該完全拒絕妥協，因為可能有損各省對護國軍的同情，因此3月29日再電陸、唐、劉，提出與袁政府議和的五項條件。梁此電，受到護國軍方面尤其是李烈鈞等的反對，因此梁4月4日特地致電李烈鈞等，表示所提五項條件，乃明知“袁所萬辦不到”“藉以塞中立者之口”。雖如此，亦可看出就護國軍各方面而言，梁、蔡等人是相，對易於在帝制取消後達成妥協的。
在梁啓超等人的影響下，陸榮廷3月31日致電唐繼堯，告以不應與袁妥協，並計劃向廣東、湖南進軍。陸的態度，又影響到唐繼堯。在收到陸電文之後，雲南都督府召開會議，決議在達到討袁目的之前，決不收兵。
針對黎、徐、段之屢次勸和，4月1 日，唐繼堯、任可澄聯名致電三人，稱袁不退位，內“不足以服激昂之人心”，外則各國“已改取監視態度”“今雖取消帝制，竊恐國際團體中，必有不能滿意者，設彼有詞，何以待之？”4月，17日，唐繼堯、劉顯世、龍濟光、陸榮廷及蔡鍔、張鳴岐等聯名致電三人，稱取消帝制之舉已晚，非袁退位，黎繼總統，難以息兵，且問道：“今日吾人縱甘取消獨立，曾為勸告、目下持觀望形勢態度之五國，其能許否？”此兩電，皆暗指即使幾省取消獨立，日本亦不會善罷甘休。日本倒袁的堅定態度，使想要接受日本援助但懼怕日本強力干預的護國軍難以在袁不退位的條件下妥協。日本通過與岑、梁、唐等人的接觸，堅定了其反袁態度，又通過此三人，進一步影響到蔡、陸等其他護國軍領袖。
除了影響護國軍領袖的反袁態度外，日本還抑制了英國在維護袁政權的前提下調停南北的企圖。眾所周知，自辛亥革命爆發，袁一貫親英，並於辛亥革命之後的南北和談中取得了良好效果。護國運動發生後，袁政府也有意利用英國進行調停。2月5日，日本外相石井菊次郎收到英國公使受袁之請求調停戰事的消息，特命駐華公使日置進行打探。同日，在田中義一授意下，參謀本部致電坂西，請其轉告袁政府，應聲明利用朱爾典調停之事並非事實，否則對袁政府不利，並且提醒道，“英國政府已聲明，在東亞之國際行動當首先與日本協商，若朱爾典為南北調停奔走，其行動當非英國政府本意。”日本對袁政府利用英國調停的意圖進行了壓制。
3月12日，梁啓超與日本駐港總領事今井談道，“此際最擔心之事，乃外國干涉，強制妥協”，希望日本政府周到援助。梁對袁政府依靠英國進行調停表達了戒心。23日，對於袁取消帝制，在上海之青木宣純判斷，其原因為袁鑑於大勢，覺“列強之態度尚對其保持信賴”，欲以取消帝制“強壓排袁派，以收拾時局”。青木因此建議，日方之急務為“對列國尤其英國説明時局真相”，並“説服其贊同我主張”。
據堀義貴報告，英國駐雲南領事收到袁對廣西所言帝制已取消、希望和平解決的消息後，於3月26日拜訪唐繼堯，告以已至講和之機，若再繼續，對唐來説甚為危險。堀聽説此事後，特與山縣訪唐，唐表示已拒絕英領事之提議，並請求援助武器。堀和山縣的行動，對英國的調停而言明顯是一種制衡。
3月31日，日本駐英國大使井上向英國外交大臣格雷宣讀了日本政府的一項聲明，主要內容為中國局勢嚴重，袁已失去了民眾信任，對其提供支持無助於局勢儘快解決。在格雷將此通告朱爾典後，朱爾典回答説袁確實失去了部分民眾信任，但使其退出領導之位，中國北方將產生嚴重危機，並可能使全中國陷入混亂。外國和本地有識者認為解決方案在於保持袁總統之位，但對其權力進行限制。在獲得外國一定程度支持的情況下，現政府很可能與反對者達成妥協，並確保政府穩定。朱爾典轉而建議格雷與日本政府協商能否在不損害現存政權的前提下找到共同行動的基礎。在收到朱爾典建議後，4月6日，格雷在會談時向井上打探，此際南北妥協解決時局，是否可行。井上問以何種方法妥協，格雷答以袁制定讓南方滿意之憲法、保證設立政府時南北互讓等條件，井上推託以如報刊所言，南方要求袁非退位不可，且日本公眾對袁之反感甚為強烈，所言妥協當不易實現，事實上拒絕了格雷意見。日本此種態度經格雷傳達給朱爾典。朱爾典有意維持袁政府，對日本支持護國軍屢表不滿，英國政府出於全局考慮，無法有力支持他。英國之調停意向未見成效，日本是一重要因素。
護國戰爭期間，日本不斷通過其駐外使節向列強政府及其駐中國使節傳佈袁政府困難、中國反袁態度強烈等信號。如4月7日，石井致電駐英大使井上、駐俄大使本野，希望由其轉達駐在地政府，“近來雖有南北妥協之報，乃北京方面故意散佈。其實，各地反袁氣勢益增，袁世凱威望日益失墜。”4月10日，日置在見到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時，試圖説服他袁退位乃不可避免。日本對列強尤其是協約國的勸説工作，限制了英、美尤其是英國在南北妥協中發揮更大作用的可能。
帝制取消後，南北妥協由北京政府提出，進入實施階段，其核心是袁能否保持總統地位或暫時留任總統。就此問題，護國軍各領袖態度有異，日本通過樑啓超對陸榮廷施加影響，通過唐繼堯又影響到蔡鍔。這種影響體現在兩方面，一是護國軍各領袖明白日本非倒袁不可，若以袁保持總統地位或暫時留任總統為條件尋求南北妥協，則會失去日本支持，且有可能促成日本更強力地對華干涉；二是日本的援助使護國軍領袖明白有可能以實力壓倒北京政府。此外，日本通過對英國的牽制降低了由英國調停南北妥協的可能。在日本影響下，此一階段的南北談判僅以局部停戰結束，而未實現進一步妥協。
四、日本阻礙馮國璋調停南北
進入1916年4月，特別是隨着4月6日廣東獨立，反袁勢力進一步壯大。袁政府憑藉武力壓倒護國軍的企圖已經無望，且自身亦陷入風雨飄搖之中，內部離心勢力增強。段祺瑞勢力在北方逐漸崛起；受馮國璋影響的四川、湖北、江西、山東等省將軍，唯馮馬首是瞻，他們居於護國軍和袁控制力較強的北方各省之間，越來越具有左右全國政局的影響力。
針對北洋系內部段、馮崛起，日本敏鋭地注意到這不僅體現出二人之野心，實代表北洋武人隨政局變化，挺身而出，維持自己勢力的趨向。對於段祺瑞，日本並無好感，且缺乏聯繫渠道。對於馮國璋，日本通過參謀本部駐南京人員多賀宗之、駐上海代表青木宣純、外務省駐南京領事高橋，強化了聯絡。北洋系若仍主導中國政權，即使袁被迫退位，也比較容易保持影響力。日本對此保持高度警惕。且此時日本對袁是否一定下台，仍存疑慮。比如在大連的海軍增田大佐即致電海軍軍令部長，告以“若認為袁在最近之將來並非不能保大總統之位，並非無稽之談”。坂西也報告，“袁近來尚無自覺退位之勢”，建議“速統一南方各派，增其氣勢”。
4月18日，陳宧因調停失敗，致電黎、徐、段，建議江蘇、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山東各省聯合，再與獨立各省協商妥協，並建議指定某地向前述各省軍、民長官發電，請其派代表參加會議。在此之前，馮國璋已致電黎、徐、段、王（士珍），明確提出袁“無寧敝屣尊榮，亟籌自全之策”。4月17日、18日，馮國璋分別致電未獨立、獨立各省，提出解決時局辦法八條，是為南京會議之濫觴。4月29日，馮對蔣雁行表示：“黨人所以（應為擬——引者注）推倒者，不止大總統一人，並大總統所統系之人，皆擬推倒，國璋亦在其內，國璋豈不知之。”由此可見，馮出面調停，並非為保袁氏之位，而在於保留北洋系及自身之地位。
如前所述，馮國璋與雲南早有聯繫，且雲南獨立提前發動，即與馮國璋有關。馮之態度，自為護國軍所重視。1915年12月30日，梁啓超與日本駐滬總領事有吉明會談，梁表示：“此次雲南獨立，因準備未周、用兵尚非其時，難以速效，然攻擊亦不易。雲南暫保自立，漸次應有附者，事態當益發重大。屆時諸方面當有斡旋，使亂不擴大，當得收拾時局。”梁從一開始即對斡旋、妥協抱有期待，心目中之理想斡旋者，即為馮國璋。
3月30日，唐繼堯通過堀義貴向馮國璋轉達，袁應退位，以黎元洪代理總統，召集各省代表，選舉總統，請馮聯合各省致電中外。為加強與馮國璋聯絡，唐繼堯於3 月28 日派遣一直與馮有聯絡的籍忠寅前往南京。在得知馮、段等有意倒袁後，唐繼堯於4月20日致電岑、梁，告以“馮、段、徐、王諸公既同以倒袁為目的，自應聯合，一致進行”表達了與馮、段等的合作意向。4月26日，籍忠寅到達南京。據籍28日對日，本駐南京領事高橋所言，馮提議在保證袁人身、財產安全的前提下使其退位，對此南方各省亦無異議，高橋判斷時局或據此方針解決。5月6日，籍通過高橋和堀義貴請求致電任可澄，並轉達唐、蔡，馮聯合黎、徐、段勸袁退位，請電馮促其成功。
5月6日，馮聯合張勳、倪嗣沖致電未獨立各省，請派代表至南京協商，正式拉開了南京會議序幕。7日，馮對多賀宗之表示，袁在召集議會、組織內閣後退位，當需3 個月，可見馮對南京會議最初設想乃袁暫時留任總統3個月。
對南京會議，日本由兩方面着手。對馮國璋，日本主要通過多賀宗之加以勸説，使其堅定倒袁，並儘可能促使其加入護國軍陣營。4月中旬，馮國璋曾派其侄子馮家祐為密使，赴上海面見青木宣純。在談話中，馮家祐表示馮國璋已決心使袁隱退。青木對此予以鼓勵，表示在上海之“進步、國民兩黨各派皆信賴馮將軍”，並表態：“以多年之交誼，今後關於馮之進退去就，不辭給予援助”，對馮進行拉攏和慫恿。在收到青木報告後，參謀次長田中義一極感滿意，致電青木：“由關於馮國璋之貴電，稍稍察知其意向，極好。將彼握於我手，得以使彼加入南方，對將來牽制北方將軍有極大好處。”此後，多賀屢次向馮暗諷或明言袁不應繼續再居大總統之位。不過馮與袁世凱及北洋系關係極深，對袁之態度較為反覆，難以為日本所用。為此，田中也曾警告青木，“餘自始不信馮國璋之態度”，命青木將重點轉向南方護國軍。
對護國軍方面，日本則盡力阻止其在馮國璋之調停下妥協。5月9日，在日本協助之下，軍務院成立。護國軍擁有了“具有臨時政府性質”的統一機關。軍務院以唐繼堯為撫軍長，岑春煊為撫軍副長（代行撫軍長職權），梁啓超為政務委員長，是主要以梁啓超、蔡鍔為代表的進步黨系，以唐繼堯、陸榮廷為代表的西南實力派，與以“歐事研究會”為代表的國民黨穩健派所組成的反袁聯合機關。岑春煊與國民黨穩健派及陸榮廷關係密切，與進步黨系也有聯繫，屬於兼顧各派的人物。軍務院的成立，固然增強了護國軍聲勢與實力，同時也使北京政府有了與南方集中交涉的對象，對南北妥協的影響是雙面的。
針對與護國軍的交涉，馮國璋爭取的核心對象為梁啓超。南京會議召開之前，馮國璋於4月28日即致電梁啓超，請其回滬一起擔任調停。同日，梁致電龍濟光、陸榮廷、唐繼堯、劉顯世等，告以得滬上同人聯名來電，馮、段、徐、王聯合退袁，惟不主獨立，認為馮、段等既決議退袁，“當引為同調”。4月30日，梁再致電各人，表示有意北上，並提出“以懲罪魁為停戰條件之主眼，以退位為媾和條件之主眼”。5月2日，梁復馮電，表示“與南省既有關係，奔走斡旋，夫何敢辭”，並致電護國軍各領袖，告以已復馮電，答應往滬面商。4月底，馮國璋也曾致電岑春煊，以袁退位為前提，勸岑妥協。岑對此表示歡迎。
針對梁、岑的妥協傾向，5月15日，日本駐肇慶領事太田拜訪岑春煊，梁啓超、李根源、蔣百里在座。談到軍務院向日本借款計劃時，針對妥協論，岑極力辯解，最後由梁書寫備忘錄交給太田，其內容為：
岑、梁等之決心，始終一貫，不肯妥協，但趁袁未退，先出兵，再獲勢力。袁退位後，南方即可正式提出條件，掌握優越政權，得到共和之確實保障。萬一北方不承認此等要求，則不惜以武力貫徹。借款若不成，我等當別講方法，惟遷延時日，失去時機，困難日增，此甚為遺憾。今即（此後塗去三行——引者注）。使本人得以着手其他方法。
備忘錄所謂“始終一貫，不肯妥協”，可謂日本以援助為武器，逼岑、梁寫下的承諾。當然，太田也希望日本投桃報李，在電報末尾強調，岑、梁始終希望日本補助，萬萬莫使之失望。
5月18日，南京會議召開第一次會議。經數次會議後，對於袁之去留，無法達成一致，遂於5月22日由張勳、馮國璋、倪嗣沖署名，致電西南五省，“由五省選派政治法律專家，為全權代表”，赴南京與十七省代表共同商議。該電中還提到，“長此因循不斷，險象且百倍今茲。惎我者利用時機，已抉藩籬而進窺堂奧，駸駸見逼，應付幾窮”，“倘不審國情，速籌正當辦法”“竊恐辯論方無已時，而主宰之權，已不屬諸我國人之手”。日本於5月在山東明，目張膽援助中華革命軍攻佔濰縣，引起馮等不滿，電中“抉藩籬而進窺堂奧”，當即指此。
馮國璋之本意，是希望南方派梁啓超為代表，並尋求與其達成一致意見。5月14日，馮向多賀表示，若與南方代表梁啓超見面，應當可以實現妥協。為向日本借款及購買武器，梁啓超5月18日由肇慶出發，21日抵達上海，預計停留數日後赴日。為避免產生與馮國璋尋求妥協的嫌疑，梁甚至不願讓馮知道他來上海。梁由此前有意與馮國璋接觸，到此時刻意避開馮國璋，日本的影響，是決定性因素。為打消日本對軍務院妥協的疑慮，岑春煊也於5月19日通過駐紮肇慶的日本軍方人員井户川辰三轉告田中義一，當遵守在日本時之約，“向最初之目的邁進，不屈不撓”。可見日本對岑之影響也十分強烈。
抵達上海後，梁啓超雖主張軍事行動照常進行，“代表亦不好派”，但仍感到“堅拒恐授旁觀口實，挑馮反感，增北方團結，為袁利用”，主張“在滬同人中由五省共派數人當眾面説”，“此會或不致全成虛設”，仍不完全拒絕與馮協商。
對於馮國璋邀請南方代表參加會議，代表國民黨穩健派的唐紹儀、谷鍾秀等上海同人展開討論，認為應以獨立各省為主，南京會議方面為客，南京會議向南方獨立各省派出代表。若實施困難，南京會議方面派代表赴上海，提前商議，並非不可能。但獨立各省不可公然派代表至南京。國民黨穩健派的態度是並不排斥與馮國璋商議。
5月29日，軍務院外交專使唐紹儀在與青木談話時表示，軍務院已接受其意見，不向南京派遣代表，但應在上海派出委員，就該會議進行接觸。該委員堅持袁應立刻退位、按國會決定的方針對其處分。唐對袁退位，黎代理總統，段組織內閣，及在沒有特別混亂的情況下收拾時局保持樂觀。唐紹儀談話，代表了軍務院對南京會議的最終態度。
5月28日，在與各撫軍商議後，岑最終答覆馮國璋，“非項城退職去國，時局斷無從解決”，拒絕派遣代表，但同時表示，“至袁退後所有善後辦法，自需彼此互商”，對與馮的接觸保持彈性。在得知軍務院拒絕派出代表後，馮於5月30日解散南京會議。此後馮國璋與軍務院的協商，有移至上海的趨勢。
南京會議向獨立各省發出邀請後，北京政府國務院與總統府相繼召開會議。據袁所言，兵窮財盡，已必須退位，但退位手續及善後方案，應當講求，否則決不退位。段祺瑞表示，南軍對於退位手續，莫過於苛刻，否則難以儘快實現。此意經日本駐北京機關和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傳達予唐紹儀、孫洪伊等。
北京方面已意識到袁必須退位，由於馮國璋早先曾勸袁退位，軍務院在袁立刻退位的前提下並不排斥與馮國璋聯絡。不得不説，以袁退位為前提，在馮國璋調停之下，南北雙方存在妥協的可能。在日本壓力下，軍務院無法派代表參與南京會議協商，無疑延緩了這一進程。
鑑於南北有達成妥協的可能，5月29日，青木向上原報告，時局若如唐紹儀所言順利進行，“有失去我干涉良機之憂”，因此建議日本“事先在馮將軍及南方委員之間進行聯絡，應對形勢，進而獲得調停者地位，據其決議，勸告袁退位”，或者“進一步為完成干涉口實，如前所言決行滿洲獨立，應為必要”，醖釀進一步對華干涉。日本並不以袁退位為滿足。
就南京會議而言，與既往成説不同，梁、蔡、唐等自始即有依靠馮國璋等調停解決時局的打算，護國軍各領袖實際上並不排斥與馮國璋接觸，且十分重視。這一階段南北妥協的核心是能否以袁暫時留任或立即退位為條件實現南北和解。若由馮國璋等調停，但不損及北洋系對中央政府的掌控而實現南北妥協，日本無法實現其樹立“親日政權”的目標，因此進行了強有力干涉。日本通過岑、梁，使軍務院無法正式參與南京會議協商，致使南京會議失敗。南京會議的失敗，標誌着北洋系內部與袁世凱離心的馮國璋勢力也無法解決時局，事實上説明了在日本不改變對北京政府態度的情況下，南北妥協很難達成。
結 語
正當日本醖釀進一步對華干涉之時，1916年6月6日，袁世凱去世，中國國內政局發生重大變化。護國戰爭告一段落，南北妥協問題也進入另一階段。4月上旬，前農商部次長周家彥轉述袁政府某重要人物所言：“南方獨立軍並不以袁世凱退位為必要條件，僅要求憲政。若無日本干涉，餘認為容易和平解決。”在南京會議開始之前，馮國璋軍事諮議吳金聲即呈文提出，“此番起事緣因龐雜，渺渺東瀛，實居主動地步”，“如和局能成，則彼方面無從染指，彼必從中默為中梗”。袁政府和馮國璋方面均認識到日本干涉對南北妥協的阻礙作用。
自護國運動爆發，護國軍方面對袁態度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受到多重因素影響，如雙方實力、戰爭態勢、外國（尤其是日本）干涉等。日本首先通過解釋和説服工作減輕了護國軍方面對日本的顧慮，通過勸説和直接協商，強化了護國軍倒袁目標，並通過對雲貴軍、岑春煊、孫中山加以援助而增強了反袁派實力，維持了南北對立的局面。其後，在南北商洽過程中，日本通過樑啓超、唐繼堯、岑春煊對護國軍施加了顯著影響，使南北妥協停留在局部停戰的層次，而未能取得更大成果。日本更在南京會議期間通過影響岑、梁等，使護國軍無法與馮國璋進行有效協商。此外，日本還降低了英國調停南北的可能性。
綜合來看，護國戰爭期間南北妥協未能達成，除與護國軍方面的討袁決心及袁世凱較早去世有關外，日本的運籌與介入亦為重要因素。日本通過對南北妥協設置阻礙，實現其倒袁目標。袁死後，北洋系分裂，得到日本援助的桂系及滇系勢力，也已經可以對北洋系勢力進行有效抵禦，中國失去了統一有力的中央政府，陷入軍閥混戰局面。此後日本對段祺瑞主導下的北京政府影響力的增強，與這一局面是有直接關聯的。但是，陷入混戰的各軍閥，各顯神通，利用強援，日本無法做到使各政治勢力均“親日”，可以説為一戰後列強更激烈的在華競爭埋下了伏筆。日本在護國戰爭期間的積極對華干涉政策，對中國及其自身，影響都極為深遠。
作者承紅磊，系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