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仍有為數不少的人認為：在中國古代，死刑制度是在重刑主義觀念支持下運作的。畢竟在中國古代，死刑種類繁多，而且施刑特別殘酷，例如車裂、凌遲、腰斬、俱五刑、滅族等令人慘不忍睹的酷刑，在中國施行了很長時間。
此外，能夠判處死刑的罪類也非常多。《周禮·秋官司寇》“司刑”條記載，在上古周朝，初有“殺罪五百”，即死刑條款500種。而在漢武帝時期，能夠判處死刑的罪類達到歷史最高峯，根據《漢書·刑法志》記載：
“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相比之下，中國現代能夠判處死刑的罪類不過46條，而且還在不斷縮減。
因此在很多人看來，中國古代的刑罰制度比西方法律，特別是羅馬法要殘酷很多，所謂“中重西輕”似成定説。但是仔細研究中國法律，我們卻能發現中國古代的主流刑法觀是慎刑觀，而慎殺理念是其首要內容，控制和儘量減少死刑的適用，是西周及漢以後歷代刑制改革的主流。
早在西周初期，《尚書·大禹謨》就曾説: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顏師古對這句話的解釋是: “言人命至重，治獄宜慎，寧失不常之過，不濫無罪之人。”
在我們的祖先看來，古代先賢之所以有刑，乃是不得已而為之。“治惡之具”。刑的發生與運用具有很強的“不得已”性。正所謂：“刑者，政之末節也。先王以禁暴釐亂，不得已而用之。”
因此古代法學家一直秉承一個觀點，那就是人是“天地之性最貴者也”，因此不到迫不得已，絕不可濫用死刑。畢竟人死不可復生，只有人活着，就有浪子回頭、改過自新的機會。因此歷朝歷代，統治者對死刑的判決都十分重視，可謂慎之又慎。為了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我們的祖先率先發明瞭“死刑複核制度”，避免不必要的死亡。
漢代是死刑複核的萌芽期。據《漢書·刑法志》，
“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系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兩千石官，兩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傅所當比律令以聞。”
此時死刑的判決，仍掌握在地方官手中。但是在漢代，重大案件仍應由皇帝親自裁決。因此從漢代開始，死刑的判決權逐漸由地方轉向皇帝手中。
死刑複核的首次出現是在南北朝時期。北魏太武帝明確規定:
“當死者，部案奏聞。以死者不可復生，懼監官不能平，獄成皆旨，帝親臨問，無異詞怨言，乃絕之。諸州國之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
從此以後，地方的死刑判決開始統歸中央也就是皇帝管轄。隋朝、唐朝脱胎於北朝歷代政權，因此也繼承了這樣的死刑複核制度。
在北魏的基礎上，隋朝繼續進行了制度創新。隋煬帝規定，凡各地方的死刑判決作出後，必須三次奏報皇帝批准，待批准下達三日後方可執行。而這也是歷史上著名的“三複奏”制度。唐朝繼隋而立，為進一步顯示自己的慎殺思想，於是唐太宗確定了五復奏制度。
除此之外，唐朝還加強了死刑流程的制度建設。唐代京城之死刑案件由大理寺審理，擬判死刑的，報刑部複核後呈送皇帝核准; 地方州、縣判處的死刑案件，由刑部移送大理寺複審，擬判死刑的，報刑部複核之後再呈請皇帝裁決。
對於重大死刑案件，還實行一系列會審制度: 如由大理寺卿、刑部侍郎、御史中丞會同審理或複核，最後仍須報請皇帝核准，稱“三司推事”;再如特別重大死刑案件還實行“九卿議刑”制; 此外，對於高官顯貴“八議”之人犯死罪，由刑部“集諸司七品以上議之”，還要“議定奏裁”，由皇帝裁決後處置，即所謂都堂集議制。
到了明清時期，中華法系的死刑複核程序已經完全成熟。形成了程序嚴格、規範詳備的秋審與朝審，凡死罪擬判斬監候和絞監候的案件，都要經過秋審或朝審程序。
秋審每年秋季舉行，源於古老的“秋冬行刑”的傳統，主要審核地方各省所判的監候案件，朝審是審核刑部所判的監候案件。以三法司、九卿詹事科道、大學士等高官組成聯合審判庭進行會審，處理結果最後奏請皇帝裁決。
清朝統治者對於秋審非常重視，因此有國之大典之稱。秋審由皇帝主持，先由州縣造冊，將本省斬監候、絞監候的罪犯信息逐級上交省裏，經對監候囚犯一一審錄，核實案情，將犯人分為情實、緩決、可矜、留養承嗣等類，再將審錄所做的冊表報送臬司、督撫複核，督撫對本省的秋審案件審錄完結後，將全省案件向皇帝匯題再由刑部看詳核擬，其後由九卿詹事科道集議，將情實、緩決、可矜、留養承嗣各犯分擬具題，報皇帝裁決。
據《清史稿》記載，康熙皇帝就十分重視秋審，他“取罪案逐一親閲，再三詳審。其斷無可恕者，始定情實”。反覆強調，“人命事關重大，故召爾等共相商酌。情有可原，即開生路。此內有一線可生之機，爾等亦當陳奏。”
在康熙等皇帝看來，只要罪犯有一線生機，就應該予以寬免，給他們改過自新的機會。因此在秋審中，許多原本被判處死刑的罪犯，最終都得到了減刑。即使被判處了死刑，也有留一個後代的機會。
為了防止冤假錯案發生，歷代統治者還制定了“錄囚”制度。即是指最高統治者和各級官吏定期或不定期地對下級監獄進行巡視，審錄囚徒，糾正冤案，平反昭雪，決遣淹滯的制度。錄囚萌芽於三代時期，一直流傳到清朝。這種制度允許犯人以及家屬向上級伸冤，甚至可以直接到京城向皇帝上訪告御狀。
早在漢代，就有上書皇帝的直訴制度，例如著名的“緹縈上書”的典故。漢文帝在幼女緹縈的上書下，最終赦免了她的父親淳于意。
晉代正式設立了登聞鼓直訴制度，認為自己有冤屈的民眾，可以通過登聞鼓訴冤。唐朝伸冤直訴制度除了登聞鼓制之外，還有邀車駕、立肺石和上表制度。上表即向皇帝呈遞奏書，至武則天時又增設投匭狀制度。宋代的伸冤直訴制度得到了進一步完善，還設有登聞鼓院和登聞檢院以及理檢院，專門負責直訴案件的受理與管理。明清時期對登聞鼓伸冤制度又進行了進一步的規範。
因此，古人絕非我們想象中那樣目無人權、不講法制。相反，他們或許是當時世界上最仁慈，對生命最為敬畏的一羣人。對於不涉嫌謀反、惡逆等屬於“十惡”範疇的案件，一般都遵循了一定的程序正義。因此，現代人在制定法律時，不僅要向外看，學習先進的西方法治理念，同時也要向內看、向後看，將目光投向自身的傳統，從中國優秀文化寶庫中找尋經驗，讓我們的法制進一步的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