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疫情影響，高校畢業生出國深造人數受到衝擊，境內深造人數穩步增長；在就業選擇方面，畢業生中產生了靈活就業等就業新業態；在地域選擇上，非一線城市、基層就業成了畢業生的新選擇……日前，媒體梳理了多所知名高校2021屆畢業後就業質量報告，總結出了上述現象。
新冠肺炎疫情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其對高校畢業生出國深造的阻擋效應是肉眼可見的。以清華大學為例，2019年該校畢業生的出國（境）比例為15.3%，2021年降至6.9%，兩年時間內出國（境）深造人數“腰斬”。這背後不僅有疫情的影響，也與美方收緊留學簽證等複雜情況有關。
疫情呈現出不確定因素影響着高校畢業生的就業選擇，而靈活就業、基層就業成新選擇，則展現了不確定性中確定性的一面，那就是當下大學生的選擇更加多元。一方面，進入體制內仍然是很多畢業生努力的方向，一線城市仍然擁有很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靈活就業”現象增多，“自主創業”“自由職業”“其他靈活就業”等非標準就業佔比呈總體上升趨勢，到基層單位就業也成為名校大學生的主動選擇。
這種多元選擇背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經濟形勢影響下就業競爭加劇的影響，也有數字經濟發展大潮下，新業態、新職業不斷湧現有關，背後還有年輕一代在就業選擇上更加靈活開放的心態。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更加多元的就業選擇。全國高等學校學生信息諮詢與就業指導中心的數據顯示，2020年和2021年全國高校畢業生的靈活就業率均超過16%。國家統計局數據則顯示，截至2021年底，中國靈活就業人員已經達到2億人，其中從事主播及相關從業人員160多萬人，較2020年增加近3倍。從這些數據中，可以窺見靈活就業的趨勢。
這種變化不僅出現在中國。國際勞工組織的研究顯示，過去幾十年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經歷了從標準就業到非標準就業的轉變，世界各國非標準就業正在普遍化。與標準就業相比，靈活就業不僅體現在僱傭關係上更加靈活上，在工作內容上，它也給予了就業者充分發揮個人優勢和興趣的機會。就業者得以在增長專業技術的同時，不斷摸索個人職業發展方向，而這更有利於激發社會活力、推動社會創新。
靈活就業成為更多人的選擇，是經濟愈加發展、社會愈加開放、多元背景下自然而然的結果。對於很多年輕人來説，工作並不僅僅是一個謀生的飯碗，還寄託着個人的興趣愛好。靈活就業不能被理解為只是低技能人羣的被動選擇，也有很多屬於高學歷、高技能人羣追隨內心、追求工作與生活平衡的主動嘗試。現實中，很多“多面型”人才，在拓展副業的道路上風生水起。靈活就業也漸漸成為一種高質量的就業形態，這是需要畢業生以及全社會都需要轉變的觀念。
同時，蔚為大觀的靈活就業羣體，也呼喚社會保障政策與時俱進，為這種新的就業選擇提供保障。近年來，互聯網平台成為靈活就業的主要渠道，但靈活用工背後也存在不小的爭議，社保就是其一。對此，一方面需要用工平台更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平衡好企業利益與員工權益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也迫切需要適應新的僱傭關係變革，完善社保制度，使之能夠覆蓋和保障靈活就業人員，為靈活就業羣體的權益保障護航。比如，去年發佈的《“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就提出，將進一步健全靈活就業人員參加社會保險制度和勞動者權益保障制度，推進靈活就業人員參加住房公積金制度試點。人社部門、教育部門應該不斷加強創新政策供給，鼓勵和支持畢業生多渠道靈活就業、新業態就業，為靈活就業的畢業生提供更多創業就業幫扶。
（作者 楊三喜，摘自《紅星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