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格隆匯APP（ID：hkguruclub），作者：電飯鍋，題圖來自：視覺中國
在討論中國的“X世代”和“千禧一代”時，人們常常用“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走在春風裏，準備跨世紀”作為他們一生的寫照。
1965年至1980年出生的X世代把考上大學視為“鯉魚躍龍門”，一張通知書便把窮小子變成同時代的鳳毛麟角。每年畢業季都意味着一批大規模的階級躍遷，直到1999年，畢業生還能享受包分配的待遇，剛出校門就端上鐵飯碗。
1981年至1996年出生的千禧一代大學生沒趕上這波福利，但校園外等待他們的，是中國在2001年到2019年近20年裏9%的GDP年均增長。全球第一的發展速度體現在行業上就是房地產和互聯網們野蠻生長，高薪崗位量大管飽，搶人大戰成了6月份保留節目。
人類社會從經濟行為到主流觀念無一不受慣性驅動，20年的慣性作用在一個普通人身上能產生多大推動力，可想而知。出生在1997年至2012年之間的Z世代在這股合力之下，如風中浮萍般匆忙度過學生時代。直到他們畢業之時，風停了，大雨落將下來。
2022年的產房靜悄悄，高校畢業生數量卻達到1075萬規模的歷史新高。疫情、戰爭和通脹如風刀霜劍嚴相逼，1000多萬畢業生被迫擠在了一個尷尬的位置：他們在互聯網世界裏長大，行業天花板卻已觸手可及；房價仍然不低，龍頭放棄已然宣佈進入“黑鐵時代”。
打開招聘軟件一看，體面又賺錢的工作多乎哉？不多也。
一、流向
作為過來人，大家將心比心，恐怕很難忍心對這些年輕人發的牢騷過分苛責。都是熬過十年寒窗苦方得僥倖考進大學甚至名校，畢業後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在這個社會上立足，並不是多麼過分的心願。
但對“體面工作”的定義從來就沒有一個標準答案。技術工人曾在一段時間內被視作國內就業市場的香餑餑，80年代前後，在工廠做到六級工八級工，基本是當地社會五絕、掃地僧一般傳説級的存在。
時代熨平了技術工人的傲氣，也讓光榮的一線藍領崗位魅力不再。
從2019年到2022年，體現技術工人就業市場供求比的藍領指數增長了2倍不止。製造業和批發零售業在2021年就業市場上提供了47.4%的招聘需求，求職申請卻不到四分之一。
另一邊，互聯網、房地產加上金融業與文體行業，承包了應屆畢業生58.6%的求職意向。比起進工廠操作流水線，顯然出入高級寫字樓敲鍵盤作報告更符合當代畢業生對體面的定義。
然則世上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找工作和找對象一樣勉強不來，學生們將着一顆赤子之心照嚮明月，卻沒發覺烏雲已經遮蔽了夜空。
今年春招期間，衡量高校畢業生景氣程度的CIER指數降至0.71，相比2019年同期的1.48幾乎腰斬。京津冀、長三角及珠三角地區的CIER指數分別降至0.49、0.64和0.66，去年同期則是1.8、2.41和2.12，這就不止腰斬了。
每逢畢業季，來自全國的大學生像一條條支流匯聚到這三座龐大蓄水池，再具體一點説是流向集聚在這三大城市羣裏的熱門行業。過去20年裏這些行業像深圳的天氣一樣春短夏長，秋天倏忽而逝，嚴冬則似乎從未來過，直到一股寒流驅散本屆畢業生如火的熱情。
2021年裁員力度最大的三個行業中，房地產排名第二，互聯網排第三，第一則是文教業。前些年烈火烹油般的開疆拓土時代宣告結束，非但城外的調查兵團不再被需要，城裏的駐屯兵團也顯得臃腫，哪裏有位置留給訓練兵團剛出來的新兵。
經歷過社會第一次暴打之後大家才明白：能賺錢，就是最大的體面。被裁的大廠員工在就業市場上是更成熟的生產力，畢業生最大優勢可能只有應屆的身份。
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大家都明白這會引導他們流向何方。
二、浪潮
遇到困難，逃避可恥但有用。
今年考研報考人數達到創紀錄的457萬人，同比去年增長21.22%，考研分數線隨之水漲船高；通過國考用人單位資格審查的人數達到212.3萬，同比去年增長34.7%，平均報錄比創下68:1的新高。
在就業市場的壓力下，考公考研是一部分畢業生們不得已的一招接化發，卻未必能收到連消帶打的效果。被推遲或轉嫁的壓力並沒有消除，最終還是要有人去承受，反而製造出更大的困難。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先要搞清楚矛盾是如何產生的。
從時間上看，千禧年之後有過三波大的考研熱和考公熱，一次在2004年，一次在2009年，第三次就是2021年和今年，原因都很明顯：非典、次貸危機和頑固的新冠。前兩次研究生分別擴招34%和16%，説明這不但是畢業生的自救，也是政府的疏導之策。
從空間上看，印度、韓國畢業生和中國一樣熱衷考公。印度國考號稱“世界最難”，去年有97萬人報名競爭空缺的712個職位，韓國公務員被譽為“神的職業”。
理由也簡單粗暴，印度行政服務崗位平均起薪每月5.6萬盧比，全國平均工資不到2萬盧比。韓國公務員待遇倒和企業差不多，但韓國是發達國家裏的一朵奇葩，統計廳調查顯示超過60%韓國人認為自己翻身無望。
考公熱度偏低的國家也有，典型代表如俄羅斯和大英，原因不盡相同。立志成為公務員的俄羅斯青年只有不到20%，希望在知名私企和外企工作的倒有41%，理由是便於移民。
英國公務員甚至被唾棄到位列二十大厭惡職業榜，這裏雖然是公考制度的發源地，但考試難度高，兩年的試用期又太長，關鍵是公務員工資低於社會平均水平，實在談不上什麼吸引力。
在大多數國家，就業問題本質上更像是一個經濟問題。要讓就業市場上的畢業生不再陷入兩難，就需要提供更多的高薪崗位，因此解決就業問題的前提是先讓企業賺到錢。浪潮奔湧處，才有浪花一朵朵。
畢業生們前兩次爆發的考研考公熱情，最終被房地產和移動互聯網承接，如今房地產神話已經成為往事，互聯網行業在國內的增長也基本停滯了。整個社會處於迫切尋求替代品，然而找到的替代品們又不太夠看的階段。
這就是專家們口中“就業市場的結構性失衡”，放大來看其實是整個中國的產業結構困境。而結構調整不是一朝一夕之功，產業升級的基礎説到底還是人才。眼下藍領指數和高校畢業生景氣指數背道而馳，並不代表學生們吃不了苦，996、送外賣都肯幹，還有什麼忍不了的？
這就説明，就業不單純是個經濟問題，還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問題。
三、疏堵
社評家司馬南去年底拍了一則視頻，標題叫作《藍領工資兩萬無需加班，小白領為啥不願意去做？》。
視頻發出後，評論區罵聲一片，堪稱馬先生海南大學演講被丟鞋後又一次滑鐵盧。究其原因，是他用電焊工小袁等例子試圖證明一線藍領工人月薪2萬不加班，比996的白領更吃香，這種過於明顯的倖存者偏差視角並不具有説服力，換個説法就是不夠普遍。
父輩們指指點點就想讓畢業生進工廠，未免異想天開。Gehalt.de發佈的統計結果顯示，2020年德國上班族年收入中位數約為4.3萬歐元，技術工人的年薪則是4.2萬歐元，介於大公司5.9萬歐元和小公司3.7萬歐元的平均年薪之間。
當藍領工人收入與白領相比不落下風時，自然會在就業市場取得相應的競爭力。
中國工業產值在疫情就是世界第一，2021年是4.86萬億美元，規模上超過老牌工業強國德國4倍多，是標準的工業經濟體。但中國製造業在全球分工中賣的是一把子力氣，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佔比過高，因此在就業崗位數量和質量上都稍顯不足。
其中的關鍵在於工業附加值。拿造船業舉例，中國造船業這幾年超過韓國成為世界第一，全球市場份額接近50%，但集裝箱船和LNG船的利潤率不可同日而語，更不用説最賺錢的豪華郵輪，目前仍然只有德、法、意、荷的四個造船廠和日本三菱重工有能力建造。
高端製造業的高附加值和對產業升級的驅動能力，意味着收入更高和數量更多的就業崗位，比如美國的尖端芯片製造業之於互聯網科技革命。
反之，缺乏高端製造業則會造成經濟增長停滯，就業崗位隨着產業轉移數量減少、待遇降低，從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大學生就業問題，實際上與整個國家的前途繫於一脈。而破局的關鍵，在於疏堵並舉。
“穩、保、兜、幫”，是謂堵。目的是用運用所有手段，堵住天災疊加人禍在就業市場砸出的口子，國企、事業單位們起到的作用堪稱定海神針。另外，本週的政治局會議之所以提出促進平台經濟健康發展，就是因為現階段互聯網行業在穩就業方面仍然無法代替。
“節流開源”，是謂疏。研究生擴招是爭取時間，更重要的是從體系上達成改變。《新職業教育法》將從今年5月1日起施行，這部法律最大的意義是設立本科層級的職業教育學校和專業，從法律層面明確了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同等地位。
當然，要想像德國一樣達成60%青少年選擇接受職業教育的情況，光在教育系統打通職業教育學生的上升通道還不夠。企業也要相應地改善工作環境和工資待遇，這一步需要資本市場輸血，北交所就是用來幹這個的。
制度提供基礎，社會觀念慣性的扭轉卻需要時間。只有學界、資本界、企業界達成良性循環，中國產業發展和就業市場的結構性矛盾才能迎刃而解。
到那時，藍領工人才能真正成為一份體面的工作。
四、結語
和西方世界的“自由主義”不同，儒家文化圈裏的人民一生為了“責任”而活。定義一個人的不只是其人格，還要疊加上在家庭、集體和社會中的屬性。
通俗地説，可以理解為“丈母孃中心制”。這個體制為公務員加上了一層神聖的屬性，也賦予了房地產市場一道牢不可破的邏輯。
這是一種慣性，來源於延續了幾千年的農耕文明。即便中國早就完成了工業化，小農思想依然徘徊在鋼鐵叢林中揮之不去。古代社會怎樣把商人排在職業鄙視鏈中的底層，今天的工人在擇偶擇業時就依然怎樣不受待見。
劇變常常意味着陣痛，從今年開始，以後將有很多屆畢業生強烈地體會到這一點。但為了成蝶後自由地飛向天空，破繭的痛楚必須有人承受。
那就讓子彈再飛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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