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實際招生情況來看,無論是部屬院校還是省屬院校,對所在地招生計劃的投放指標都明顯高於其他省份。(圖源:網絡)
*來源:IPP評論(ID:IPP-REVIEW),作者:張若梅
八月各省高考錄取通知書的陸續發放為這場牽動人心的全國大考拉下了帷幕,但關於高考公平、高等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衡等問題的討論熱度依然不減。早在2016年就有機構發起《事實説報告》的調查項目,對“高考到底公不公平”這一主體向4.3萬網絡用户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超過半數網友認為高考非常重要,51.1%的受訪者認為高考最大意義在於提供相對公平的機會,但同時卻有超過七成的網友表示自己所在地區的高考存在着不公平現象[1]。
這些對高考公平性質疑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家鄉太缺“好大學”,而優質名校又傾向於本地化,兩者疊加的效果讓考生直呼“高考太難了”。本文從網友對高考公平性質疑的觀點出發,分析不公平的具體表現,以及未來如何調整和發展優質高等教育資源。
高考公平性受到質疑的具體表現我國優質高等教育資源分佈呈現空間集聚化的特徵,區域教育發展不平衡。以39所“985工程”大學和112所“211工程”大學為例,在東部地區的佔比分別高達66.7%和63.4%,西部地區分別佔17.9%和21.4%,中部地區則僅分別為15.4%和15.2%[2]。再進一步將三大區域的人口數據納入其中,發現東部地區每千萬人有1.8所重點名校,西部地區0.8所,而中部地區僅0.6所[3],東部地區達到中部地區的3倍。
在國家近年來所推行的“雙一流”高校建設工程中,42所高校名單也只是在原有39所“985”高校中新增了鄭州大學、雲南大學和新疆大學這三所中西部高校,區域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的集聚化態勢依然沒有改變。
具體到單一省市,優質高校集聚化的情況更加明顯(具體見圖1),北京一地擁有19%的“雙一流”高校,高考報名人數只有全國總人數的0.62%;河南僅一所鄭州大學,其報名人數高達11.34%。與河南情況相似的省份包括山東、河北、江西以及貴州等地。
圖1 雙一流大學各地分佈情況及高考報名人數
數據來源:中國教育在線https://gaokao.eol.cn/news/201709/t20170922_1556179.shtml
有學者通過對各省份的普通高校生均教育經費、教師職稱、生師比以及高校招生人數等17個指標進行測度,來分析不同省份的高等教育發展綜合指數,數據表明北京、上海、天津、陝西和吉林市屬於高等教育發展比較好的地區;內蒙古、新疆、河南、山東和雲南則是高等教育發展最不充分的五個地區[4]。
高考名校招生屬地化、分省自主定額使得招生名額投放具有地方傾斜性,造成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地方性差異。截止到2019年,我國高考平均錄取率達到89%[5],入學機會的競爭也轉變為對優質高校的競爭,而分省配額制的問題在於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的名額投放差異性,讓全國範圍內考生間的競爭變為省際間的競爭,競爭力大小取決於生源地,弱勢地區分高者可能在競爭力上弱於強勢地區分低者[6]。
有統計數據顯示,我國“985”名校屬地規模普遍維持在20%左右,其中有6所高校屬地招生規模超過30%[7]。通過對比2019年部分名校的各省錄取率也能發現名校招生屬地化這一趨勢,尤其是中山大學本地招生達到42%,復旦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也同樣是傾向於高比例的本地生源(具體見圖2)。
圖2 2019年四所高校在各省份招生人數佔全省高考人數比例數據
來源:四所高校的本科招生網
從我國高等院校主體來看,部屬大學主要面向全國範圍內招生,省屬院校面向省內招生,地方院校面向所在地招生。而從實際招生情況來看,無論是部屬院校還是省屬院校,對所在地招生計劃的投放指標都明顯高於其他省份,這就意味着省份間的考生對優質教育資源的競爭公平性大大降低[8]。
調整和發展優質高等教育資源,保障教育公平無論是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的空間集聚化還是名校招生的屬地化,都與我國長久以來的分攤共建式辦學模式有關,也與當地經濟水平和政策傾斜相關。
從上文數據來看,北京、上海、天津等地正是集中了多數優質部屬大學,才有高於全國多數省份的重點院校招生率。而地方政府又是重點高校的投資主體,根據“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高校當然會傾斜性地向本地投放更多招生名額。
當地方經濟越發達,對高等教育的財政投入、土地和政策投入也會越多,而高校相應會增加地方生源比例作為回報,可以説兩者之間是相互促進和相互發展的關係。同時,不同省份之間的基礎教育質量差距也是重點院校名額分配的重要考量因素,偏遠省份對於發達省份缺乏有效吸引力,因而名額分配會有所減少。此外,省份之間的優質高校也存在名額交換,這背後是基於對他地教育資源交換能力的考量[9]。
對此,如何均衡發展優質高等教育資源,保障各地生源入學機會的公平性?一是合理佈局各個省份的教育資源佔有量,對教育資源不足的大省給予更多財政支持,提升本地高校的教育質量。借力“雙一流”高校建設工程,弱勢地區在中央和地方財政及政策支持下大力發展優勢學科,爭取躋身“雙一流”行列,來緩解本區域教育不公平的問題。
二是合理調控不同部屬院校的屬地招生比例。對於北京、上海和天津此類高等教育資源比較豐富的地區,可以適當調整部屬院校的屬地生源;而對於廣東省這類高考人口大省,則不宜一刀切地降低屬地生源比例。
三是重點院校科學編制省域招生計劃,對人口大省且教育資源相對不足的省份給予更多外省分配名額的支持。這一點需要中央對部屬院校進行政策調控,可以通過增加更多財政投入減少其對地方財政的依賴性來保障生源招收的相對公平性。
參考文獻:
[1]騰訊問卷,2016年中國人高考態度調查報告[R],2016.06.07:https://wj.qq.com/article/single-57.html.
[2]申怡,夏建國. 論我國高等教育的“不平衡不充分”及其破解路徑[J]. 中國高等教育,2018.01:10-12.
[3]國家統計局. 中國統計年鑑[M]. 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9.
[4]鄒克,鄭石明. 高等教育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統計測度研究[J]. 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20.41(01):55-65.
[5]搜狐網. 全國最新高考錄取率[EB/OL]. 2020.08.23:https://www.sohu.com/a/414547047_112783?scm=1002.590044.0.2884-3fd.
[6]劉海峯,李木洲. 高考分省定額制的形成與調整[J]. 教育研究,2014(06):73-80.
[7]許長青,等. 教育公平與重點高校招生名額分配——基於國內39所“985”高校招生計劃的實證研究[J]. 2018.34(02):10-17.
[8]任永瑞. 重點高校省際招生計劃差異性研究——基於教育公平的視角[D]. 河南大學,2017.6:64-66.
[9]萬國威,靳慧琴. “地方保護主義”是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省際分配不公的元兇嗎——基於2005到2015年間211大學高招錄取率的量化研究[J]. 教育學報,2017.13(02):114-126.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IPP評論”,作者張若梅,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師。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轉載請聯繫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