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為什麼無法像東晉南宋一般存活下來
中國歷史上有兩次著名的南渡，一為東晉，二為南宋，雖都是迫不得已，但南渡至少避免了國破家亡，宗廟易主。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依靠長江天險，給了中原百姓士子一個逃離戰亂的歸宿，也為中原文化保存了一份火種。
南明與南宋地圖對比
同樣是南渡，不足一年，南明弘光政權就土崩瓦解，又過了一年，隆武政權也煙消雲散，剩下的永曆政權，東躲西藏，逃到了緬甸，也未能避免身死國滅的下場。
為何東晉南宋能延續國祚百年，而南明卻曇花一現，無以為繼呢？
第一：諸侯遍地，缺乏核心
東晉司馬睿，早在永嘉元年就南渡建鄴，依仗早早相識的王氏家族佈局江東，晉愍帝去世時，司馬睿已經站穩腳跟，無論是江東百姓，還是中原遺老，都以他為晉室正宗。此後“王與馬共天下”，江左之地，穩如泰山。南宋的形式與東晉類似，“靖康之變”後，東京汴梁的趙氏皇族被金國一網打盡，只有康王趙構因為領兵在外，倖免於難，由他來繼承大位就變得順理成章。
而甲申事變後的明王朝，形勢就複雜多了，崇禎皇帝在煤山上吊後，三位皇子下落不明，藩王們有心繼位，但都缺乏説服力，譬如呼聲甚高的福王，因為荒淫無道，得不到擁兵自重的左良玉的認可，《明史》記載：“福王立南都，頒詔武昌，良玉不拜詔。”好不容易消停下來，又出現個假太子案，駐守長江上游的左良玉和下游的弘光政權一言不合，打了起來。
滿人入關
左良玉做雞賊，弘光政權的大臣們也不是好東西，比如權傾一時的馬士英，就公開説道：“若輩東林，猶藉口防江，欲縱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猶可議款。左逆至，則若輩高官，我君臣獨死耳！”活脱脱“寧與友邦，不與家奴”明朝版。大敵當前，不想着同仇敵愾，外御欺辱，卻把內鬥放在第一位。讓清兵輕易攻破長江防線，本就倉促上陣的南明政權瞬息土崩瓦解。“清君側”的左良玉病死，“擁立有功”的馬士英城破身死，何苦來哉！心有不甘的夏完淳總結到：“朝堂與朝外不和，朝堂與朝堂不和，外鎮與外鎮不和，朋黨勢成，門户大起，清兵之事，置之蔑聞。”，如此一來，縱然“悲歌慷慨千秋血，文采風流一世宗”，也只能仰天長嘆，徒呼奈何。
朝堂內外傾軋，在野之地諸侯四起，何騰蛟、鄭芝龍、白文選、劉文秀、李過、郝搖旗、黃得功、高傑這些漢族軍閥，很少有人願意為民族大業而甘做一個馴服的隨從。就連中學歷史書中大肆渲染的民族英雄鄭成功也私下放言，要做“馳騁天地的鳳凰”。而大順大西政權的建立，又大大削弱了明王朝的殘餘勢力。晉宋南遷時期，北方尚有部分領土，可以遙制，到了南明，長江以北為滿人佔據不説，西南蜀地也掌握在叛軍手裏。
福王政權垮台後，魯王朱以海在浙東自封監國，在此之前，唐王朱聿鍵就已經在福州稱帝，即隆武帝，兩人雖説都是朱元璋的子孫，但一個是朱元璋第十子朱檀的後裔，一個是朱元璋第二十三子唐王朱桱的八世孫，論血緣，與正統崇禎帝相隔甚遠，彼此之間也早已出了五服，於是一場傾軋不可避免，隆武政權倒台後，朱聿鍵的弟弟又在廣州稱帝，同時桂王朱由榔在肇慶稱帝，兩個相隔不遠的政權，不僅沒有攜手共赴國難，還兄弟鬩於牆，讓清廷坐收漁翁之利。
比起李自成，滿人兵強馬壯
即便是亡命天涯的永曆政權，也沒有逃脱內鬥的悲劇，李定國和孫可望雖然同出自張獻忠旗下的大西軍，但完全沒有同事感情，李定國軍功卓著，逼死孔友德，斬殺親王尼堪，兩蹶名王，天下震動，儼然有南宋中興四將的派頭，但孫可望野心勃勃，妄圖自立門户，爭鬥之下，永曆政權一蹶不振。如果沒有孫可望的叛亂，南明政權至少不會那麼快垮台。
第二：對滿清野心估計不足
客觀的説，南明面臨的形勢較東晉南宋複雜不少，對手也更加強大。東晉南渡後，中原地區陷入了軍閥大混戰，匈奴、鮮卑、羯、羌、氐五個胡人大部落相互攻伐，其實捲入的胡人遠遠不止五族，也不止史書所説的十六國。從西晉滅亡到鮮卑北魏統一北方，長江以北從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強大政權，給了東晉小朝廷偏安一隅的機會。
南宋能夠苟且偷生，與金國的南進政策有很大關係，金國軍事實力雖然強悍，但內部的政治制度並不完善，權利結構十分混亂。立國之初，金國實行的是一種貴族集體領導的勃極烈制度，其目的在於限制一家獨大，但隨着金國在戰爭中的勝利，高層權貴之間開始爭權奪利。完顏阿古達死後，完顏吳乞買即位，作為金國一代聖主，完顏吳乞買完善了金國政治制度，平衡了各方權力，也正是在他任上，金國形成了對北宋的軍事優勢，完顏吳乞買死後，繼任者完顏亶是個昏君，嗜酒如命，濫殺無辜，最終為完顏亮所殺，而完顏亮卻是另外一位昏君，不僅昏庸，而是荒淫，最終被部下所殺。在此之前，留守後方的完顏雍發動政變，繼位為帝，金國才算穩定下來。經歷多代權力鬥爭，立國之初的血性早已消磨殆盡，宮鬥中上台的官僚，不由自主的把重心放在內部鬥爭上，唯恐征戰過多，引發武人獨大威脅自身權力，南征從此束之高閣。
滿清攻入揚州
北方政權在兩個不同時期的類似表現都説明，比起戰場上的彪悍，在政治文明方面，這些遊牧民族依然處於落後階段，尚未建立起穩定的治國理念和政治方向，北方多民族混雜的社會背景又加劇了這種不穩定性，給南方政權留下了生存空間，而儒家文化中的家國意識，也在危急時刻迸發出來，形成了十分強悍的戰鬥力，一些人認為南宋軟弱可欺，殊不知南宋滅國之時，俄羅斯、東歐、中亞早已亡於蒙古人之手，最先開戰，最後滅國，也算是一件怪事。
到南明時期，形勢又發生了變化。自耶律阿保機開始，北方遊牧民族就開始引入中原政治文化，蒙古人入主中原可以看做是這一學習的階段性成果，元朝的建立不僅驗證了學習的有效性，還給了這些遊牧民族充足的信心，當然，蒙古人的學習並不徹底，他們在取得軍事上的勝利後，生硬的拒絕了儒家文化，以為可以依靠起家的那一套實現長期統治，結果短短百年就亡國了，但他們的影響力卻十分深遠，尤其是以金人後裔自居的滿人。
>《清史稿·范文程傳》記載：睿親王多爾袞帥師伐明，文程上書言：“中原百姓蹇離喪亂，備極荼毒，思擇令主，以圖樂業。曩者棄遵化，屠永平，兩次深入而復返。彼必以我為無大志，唯金帛子女是圖，因懷疑貳。今當申嚴紀律，秋毫勿犯，宣諭進取中原之意：官仍其職，民復其業，錄賢能，恤無告。大河以北，可傳檄定也。”
作為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大漢奸，范文程的見識可謂深遠，他早早看到了中原大亂所帶來的機會，不再把掠奪資產土地當做唯一的目標，而是張開大嘴，妄圖取而代之，一統華夏。如果放在金國，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的意外身亡很有可能打斷這一長期戰略規劃，但滿人在政治領域的進化將這種潛藏的危機消弭於無形，大權在握的多爾袞高瞻遠矚，他不僅採納了范文程的建議，還快速將首都從盛京遷移到北京，搶佔政治上的制高點，此後，滿人軍隊居高臨下，直到將南明和大順政權斬殺殆盡。
漢人剃髮
而無知的南明政權，不僅沒有意識到自身危機，對滿清的野心也是毫無察覺，在初期，甚至採取聯虜平寇的國策，與清軍合力對付李自成，低估了清軍的威脅，給了對方登頂的好機會。
第三：精英叛國
不同於晉室南渡所引發的士子南遷，也不同於南宋時期的同仇敵愾，晚明的精英們，集體選擇叛變， 網絡上常有談及的崖山以後無華夏，可看做是對此場景的辛辣諷刺。經過蒙古人的統治，中原士子文化中的家國情懷大大褪色，實用主義犬儒思想開始大行其道，縱然朱元璋光復中原，但文化上的征服所引發的後遺症遠不是改朝換代可以輕易去除，且有明一朝，宦官專權，黨同伐異，忠君之道被異化，愛國之心被打壓，惡劣的政治生態環境造就了畸形的官場文化，下層的讀書人，不明就裏，依然把忠君愛國掛在嘴邊，希望藉此躋身上層社會，上層的決策者們，食髓知味，不停的將權力變現，宏大的政治口號變成了他們實現私慾的遮羞布。
重用漢臣的滿清政權很早就意識到了這種苗頭，所以在入關之初就打出為崇禎皇帝復仇的旗號，以大明朝的繼承者自居，迷惑了不少人，也給了不少明朝將領一個冠冕堂皇的投降理由，譬如鎮守山海關的吳三桂，就曾言道：“三桂蒙受厚恩，憐民罹大難，拒守邊門。欲興師問罪，以慰人心，奈京東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於大清……念之國孤臣忠義之言，速選精兵，滅流寇於宮廷，示大義於中國。則吾朝酬報大清相助，豈惟財帛，將裂地以酬，不敢食言。”以吳三桂的知識背景，當然知道滿清口號背後所隱含的政治企圖，但他也需要一個道義上的藉口來為自己叛變開脱。
滿人用漢人的辦法坐穩江山
當然也有真糊塗的，比如大同總兵姜瓖，先是投降大順朝，後聽到李自成山海關戰敗時，以復明為號召積極響應，之後姜瓖又反正歸順南明。
但更多人其實是揣着明白裝糊塗，他們看的很清楚，南明王朝的滅亡只是時間問題，清朝入主中原已成定局，與其三貞九烈，引刀一快，不如苟且偷生，再作馮婦。而處於社會中間的士紳階層，在“識時務者為俊傑”的口號帶動下，早早拋棄腐朽透頂的明政權，投入到新主子的懷抱中。譬如與吳偉業、龔鼎孳並稱江左三大家的東林領袖錢謙益，面對柳如是的逼問，以“水太涼”為藉口苟活下來，後人説他的節操連妓女都不如，也不算冤枉，但站在個人的角度，卻是一個合理的選擇，與其被禮法束縛，為腐朽的舊政權陪葬，不如活下來，至少對得起自己。
晚明精英的集體叛變，生動的説明了一個道理，當皇權與社會脱節，無法滿足各階層的利益訴求，單單指望用禮義廉恥來套取社會的支持，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滿人單兵戰鬥力，遠高於明軍和大順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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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東晉和南宋，南明的失敗是多重成因共同作用的產物，兩千年的封建社會，雖然發展緩慢，但遊牧民族在漢文化的影響下，逐漸擺脱了傻大黑粗的野蠻做法，不再把掠奪財物和一城一地作為主攻方向，尤其元朝以後，入主中原成為他們的主要目標。明末的大亂局給了他們千載難逢的機會，在內部動亂和外部入侵的雙重壓力下，明王朝土崩瓦解，且由於缺乏準備，在解體以後，其殘餘勢力無法快速組織起來，形成合力，讓人口上處於劣勢的滿清王朝順利做大，進而各個擊破，最終一統華夏。
南明的快速解體有外部因素的影響，但其內部問題依然是主要問題，明朝中後期的黨爭文化早已深入骨髓，個人利益取捨代替民族大義，成為朝堂內外的主旋律，而因為平叛崛起的各路軍閥，缺乏戰略眼光，錯誤的以為可以如歷史上的其他大亂時期一樣，藉機割據一方，窺伺天下，這種內鬥消解了人口優勢，最終導致快速失敗。
參考：《明史》，《清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