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曆史學者與變革時代的碰撞｜新史記

歷史學者給大眾的印象，往往是久坐於書齋中，皓首窮經，少問世事。但正如歷史學家孔飛力多次向學生們提及的一句話説的那樣：“一個人的思想與他的經歷密不可分”，每一代歷史學者的寫作，其實都在與他們所處的時代的對話中完成，時代的變動往往也會在歷史學者的寫作中留下烙印。

當今時代可以被稱得上是又一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一個“技術爆炸”的時代，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層出不窮的新型技術衝擊乃至重構着歷史悠久的歷史學研究方法。身處其中的歷史學者們也經歷着與前輩不同的治史環境。

網絡時代信息資訊快速檢索的“e-考據”，對歷史研究來説是福音還是危機？強勢崛起的新媒介賦予了歷史學者更多走出象牙塔、面向公眾發聲的機會，但學者更積極地介入公共空間，又能否促進公眾觀念的良性發展？

這是一個多元開放的時代。一方面，當代的學者擁有越來越多地相互交流的平台與機會，在與國際前沿理論進行吸納和對話的同時，如何在歷史研究中把握史料和理論的均衡也成為重要的問題。另一方面，非學院派的歷史寫作者羣體成批湧現，他們為大眾讀者提供了更通俗有趣的歷史敍事，也為理解歷史提供了更多元的視角，但也因其專業性遭遇諸多的爭議。

出於對以上種種問題的好奇，我們採訪了一批青年曆史學者中的代表人物：仇鹿鳴、唐小兵、張仲民、李碩、高林和羽戈，圍繞他們的作品，探究他們與歷史結緣的心路歷程，傾聽他們如何回應時代賦予的機遇與挑戰。這些人中有活躍的學院派學者，也有深受大眾歡迎的公共歷史寫作者。如果説一代精神造就一代的史家，那麼一代史家的著述與反思也總能折射出那個時代的魅力。

對未來的想象來自於過去的經驗，歷史的意義，正在於此。因此，我們期望通過回答“當今的青年學者如何寫史”這個問題，為當下確立座標，為未來提供方向。

2020年9月19日《新京報書評週刊》

新史記：青年曆史學者與他們的歷史寫作

撰文|李夏恩

新史記

青年曆史學者與變革時代的碰撞

每個職業都有屬於自己的刻板成見，歷史學者也不例外。“歷史”二字，總是與古老、過去、往昔這些老氣橫秋的字眼聯繫在一起，所以在大眾的心目中，歷史學者也應該跟他們研究的對象一樣垂垂老矣。倘若説歷史意味着年深日久的智慧與經驗的總和，那麼這些智慧和經驗也理應盛在一副配得上它們的滄桑皮囊裏才對。

在一個有關職業的老掉牙的笑話中，從一羣人裏認出歷史學者是件容易非凡的事情，他們的雙眼總是埋在故紙堆裏，花白的頭髮上落滿了積年的塵埃，手中不停地翻看着某本枯黃掉渣的古書，若説他們跟考古學者站在一起如何區別的話，只不過是歷史學者的衣着還算乾淨整潔、文質彬彬，而考古學者則穿得像個挖地基的農民工。

若是在幾十年前，這一成見還多少有些許真實之處。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邁入史學大門的大學新生，接受老師開門見山的諄諄教導，仍不外乎是“做歷史要耐得住寂寞、要沉得住氣、要讀得進書”——那種在檔案館和資料室裏一坐一整天的寂寂靜默，確實賦予了歷史學者一種職業性的沉沉暮氣。

老一代歷史學家的代表，明清史大家顧誠先生

對老一代歷史學者而言，跑圖書館查閲史料可以説是治史生涯必不可少的磨礪。以鉅著《南明史》蜚聲於世的老一代史家顧誠，為查閲史料費盡周折的經歷，可謂老一代史家的代表，他的學生彭勇在多年後曾回憶顧誠當年訪查史料的艱辛：

“先生言傳身教，常雲自己過去經常騎一輛二八自行車出入圖書館，一去就是一天，中午只帶一個冷饅頭充飢。冬天寒冷，雙手被凍得麻木，常常會到馬路邊的商店裏，借火爐取暖……看《後湖志》，是在‘文革’末期，專程跑到南京。那時圖書館還不對外開放，他託了熟人，説了許多好話，才讓看館藏抄本。抄錄完後，擔心出錯，央求人半天才看到原件……當年北圖善本部規定，一天只能看三種書，而且還分季節，明清史料本來就雜，許多書翻一翻，見與自己的研究毫不相關，只好還了，大半天時間也就白白浪費了。為了研究南明史，先生在昆明住了一個多月，天天就是從招待所到圖書館，兩點一線，甚至沒有抽時間看昆明的奇山秀水。”

然而，當時序邁入21世紀，飛速發展的時代將變革之風帶往每一個角落，歷史學自然也不能置身其外。過去在檔案室與博物館裏高束庋藏的文獻資料，被製作成數字化影像上線，供人自由閲看；日益先進的文字識別系統和信息時代強大的搜索技術珠聯璧合，讓潛藏在書邊頁腳的一段最不起眼的史料也無所遁形。過去耗費數日數月，甚至要往返奔波多地圖書檔案機構還唯恐無法窮盡查得的資料，如今足不出户，不到一秒便能在電腦屏幕上顯示出來。

這一切的最重要的起點，就是數字化技術在世紀之交獻給歷史學界的一份大禮：“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的橫空出世。這一龐大的電子數據庫是多方合作的成果，它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合作出版，全部開發製作工程由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與書同文計算機技術開發有限公司承辦。清華計算機系負責文字識別

（OCR）

系統引擎開發，北大方正電子有限公司為它建立了專用字庫，微軟公司在平台技術上提供了技術援助——臚列這些出版、承辦和技術公司的名頭雖然令普通讀者厭煩，但卻彰顯出了關鍵一點：在這次合作之前，幾乎沒有哪位歷史學者會想到，歷史學科最具革命性的變革，竟會由這些跟史學研究八竿子打不着的理科技術人員開啓——一個跨界合作的時代由此展開。

近代史研究重要的數據庫“大成老舊期刊全文數據庫”，目前已收藏數字化期刊7000多種，14萬多期。目前可以在許多高校校內登陸檢索。但對個人用户來説，價格仍相當昂貴。在買不起這套數據庫的個人用户當中，小編即是其中之一。

自此之後，一系列數據庫陸續建立起來，從四部叢刊，到歷代石刻，再到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至今仍在陸續推出的方誌、譜牒、金石、叢書、類書等等。公共圖書館也陸續將館藏的珍稀古籍一一進行數字化。國家圖書館的古籍數字化工程，已經掃描了館內大量方誌、珍稀善本以及碑刻拓片放在官方網站上供公眾閲覽。

檔案文獻的數字化和公共化本身正是全球大勢所趨。從線上公版書的古騰堡計劃，到整合全球敦煌文書資源的國際敦煌計劃，歷史學者足不出户，就可以檢索全球公開的文獻檔案史料。

有鑑於此，歷史學者黃一農在他出版於2005年的學術論著《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一書的自序中，興奮地指出：

黃一農因此高唱：“e-考據學派的時代或許已悄然降臨！”

“e-考據”如今已然成為新一代歷史學者們的必備技能。老一代史家積長年累月之功一筆一畫抄錄的史料卡片，在電腦普及的時代似乎也失去了意義。如今，只需要鼠標滑動點擊，複製粘貼，網上檢索查得的史料文獻便可以輕鬆粘貼到文件夾裏，收入檔案之中。那麼，這是否意味着傳統史學訓練已經日暮窮途了呢？

目前來看，答案仍是否定的。傳統史學訓練不僅是搜索查找史料的能力，還包括在查找史料中研判分析的能力。而這一切都是數據庫檢索完全無法替代的。相反，如果過度依賴數據庫，反而可能誤入歧途。

不妨以如今已經相當成熟的四庫全書數據庫為例。在其中檢索“國民”這個詞語，可以得到上千條檢索結果。但如果以此為根據，認為國民這個名詞在中國古代就已非常盛行，那麼結論可謂大錯特錯。

仔細查考檢索結果，就會發現，那些檢索出的“國民”，絕大多數根本就不是複合名詞。其中大多數，其實是“國”與“民”分屬不同的句子，只是因為句子上下相連所以連接在一起。譬如《後山談叢》卷四中的“古者諸侯取財於國不取於諸侯豈特國民亦然”，這句話的正確斷句是“古者諸侯取財於國，不取於諸侯。豈特國，民亦然。”另一部分，則是指“某個國家的百姓”，如《南齊書》卷四十八中：“虜國民齊祥歸入靈丘關”，這裏的“國民”應與前面的“虜”相連，指的是“虜國

（即北魏，南朝將北魏蔑稱為“索虜”）

的百姓”。

數字庫不能完全代替人工，它的作用只是減少了搜索史料的時間成本，而分析、解讀仍然需要歷史學者胼手胝足一字一句地悉心解讀，這是電腦完全不能取代人腦之處。信息極速海量的襲來，實際上對人腦的思考辨析能力要求更高。比起過去老一代歷史學者埋首案牘一頁頁悉心翻檢才從字裏行間找出所需，信息技術時代的歷史學者要同時處理大量已經檢索出來的資料，工作量比之前更加巨大。對一位優秀的歷史學者而言，所謂的數據庫讓研究可以“偷懶”，歸根到底不過是把過去檢索上花的時間“偷”過來，用在分析思考上了而已。

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不僅讓獲取史料變得便捷迅速，學術交流也變得更加容易。過去，只能靠講學面談或是書信電話的交流方式幾乎已經完全成為歷史，從電子郵件到微信語音視頻通話，隨時隨地都可以輕鬆交流，討論觀點，甚至上課開會也可以通過網絡視頻進行。國內外最新的學術期刊雜誌都會以最快的速度上線，絕大多數都提供檢索和全文閲讀。

新的技術、新的資訊、新的觀點，把握這股時代新風的歷史學者，自然也是一羣更具新近眼光和思想的青年曆史學人。這一批在變革新風的鼓盪中成長起來的青年曆史學者，絕大多數是八零一代。儘管八零後在年齡上如今已經邁入中行列，但歷史研究與其他學科相比，多少具有某種凍齡的玄妙魔力，傳統史學嚴格的學術訓練會讓一日長如一年，與時代飛速發展的新式技術則讓一年短如一日，兩者相互拉扯之間，大可以將歷史學者的學術生命從中年化為青年。

這些青年曆史學者如今或是已經在各個高校的歷史專業執掌教鞭，發表著述，在學術圈奮力打拼出一席之地，或是在高校之外，以自己對歷史深沉的摯愛抑或是興趣研讀、書寫歷史。

非專業歷史學者的崛起，是這一變革時代的一大特徵。在過去，非學院出身的歷史愛好者，不僅缺乏專業訓練的陶鑄，更難以獲得研究所需的文獻資料。倘使像顧誠這樣歷史學專業的人士想查閲自己所需的史料都如此之難，那麼這些非學院出身的“門外漢”的境遇更可想而知。但現在，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讓過去普通人不得寓目的文獻資料成批數字化，公開於世，人人皆可閲讀瀏覽。既然史料不再是學院中人高束庋藏的可居奇貨，而是人人皆得閲覽的天下之公器，那麼，一個公共寫史的時代也就隨之到來。

但這些非學院派出身的歷史學者們，仍然也面臨着自己的困境。歷史學科的教育不僅是培養蒐集史料的能力，更培養分析、研究史料的能力。其中史學最基本的功底，即考證史料真偽，尤須嚴格訓練。與之相比，非學院派出身的歷史學者在考證史料方面便功力有所不逮。一位受過嚴格訓練的專業歷史學者尚且會被偽造史料矇蔽，那麼未經訓練的非專業歷史學者，更容易被那些似是而非的贗造偽史牽着鼻子走，最後流於皮相之言。也因為此，許多非專業歷史學者撰寫的通俗歷史作品常常以説書體和掌故軼事示人，其中真偽相摻，瑕瑜互見，所在多有。其專業性也往往造成許多爭議。這些爭議，集滴成海，也捲入到洶洶浩浩的變革潮流中來，成為當中不可小覷的滔天巨浪。

暢銷歷史小説家孫皓暉的歷史小説《大秦帝國》，因對秦國曆史的帝國崛起性敍事受到一眾熱血粉絲極力追捧。小説更被改編成電視劇，紅極一時。但本書中所敍述的史實和觀點，卻遭到不久前故世的歷史學家王家範先生的嚴厲斥責。在《孫皓暉“歷史觀”批判——<祭秦論>批駁系列之序言》中，王家範指出孫皓暉為了坐實自己的觀點不惜歪曲解讀史料，將秦帝國勞民傷財的虐民暴政美化為善政，將嚴刑峻法解讀為“法治”，將強制徭役粉飾成“民生工程”。王家範寫道：“時代已經進入到21世紀，我們能接受孫氏對秦始皇的偏袒到這等極端的程度？能容忍孫氏如此‘為民做主’，為了這個‘偉大君主’，可以視民眾與民生如草芥、如塵微？”

本專題採訪的六位青年曆史學者仇鹿鳴、唐小兵、張仲民、李碩、高林和羽戈，這些人中有活躍的學院派學者，也有深受大眾歡迎的公共歷史寫作者。他們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經歷了這場時代賦予史學的激烈變局，也都以各自的方式回應着這場新世紀的史學變革之風。

“歷史學家的隱秘技能是模仿上帝，在史書中創造生命。”新文化史巨擘，如今年逾八旬的羅伯特·達恩頓如是“揭露”歷史學者的內心隱秘。但從另一個角度講，歷史學家也用自己的生命書寫着歷史。他們書寫的歷史中折射出他們對自己身處時代的認識與反思。

時代造就史家，史家書寫歷史。兩者就以這種方式達成了默契。

對話青年曆史學者

採寫 | 李永博、徐悦東、劉亞光

仇鹿鳴，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石刻文獻等。著有《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等。

新京報：你曾在多個場合提及，歷史研究者也是知識的生產者，持續不斷的寫作習慣對歷史研究有着根本性的意義。歷史研究和寫作之間是怎樣的關係？

仇鹿鳴：這個問題大概可以分成兩個方面來理解。首先，從研究生到成為大學老師的階段，一個歷史學人最基本的定位是職業讀書人。我從研究生生涯到現在已經有17年的時間，我覺得人生最愉快的時光可能就是研究生的前幾年，那個時候沒有特別需要發表作品的壓力，可以按照自己的興趣，漫無目的地閲讀。另一方面，任何一個國家設置博士點，提供大學教師崗位的根本目的，還是希望能夠對學術有所推進。因此，研究生的訓練，尤其博士生階段的訓練，是要培養專業的研究者，把你從一個美食家變成一個廚師，或者説，從知識的消費者轉變為一個知識的生產者。

有一些老先生説，十幾年不寫文章是為了足夠的積累，這種看法我並不認同。現代的知識與民國時代大不相同，學科高度細分化，每個學者都進入一個特別細分的領域。所以，學者需要通過一系列的寫作時間，先解決一個比較小的問題，比較次要、甚至無關緊要的小問題。積累起信心，然後再慢慢學會如何在這個領域內進行專業的研究。隨着閲讀和研究的範圍擴展，你可能可以解決稍微比較重要的問題。實際上我不太相信，一個人從未寫過一篇好文章，或者幾乎在很長時間內沒有發表，能夠突然在十幾年之後發表一篇驚天動地的文章或著作。因為無論是收集材料，還是論文寫作的技巧，如何讓讀者來接受，，其實都需要大量訓練。

唐小兵，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晚清民國報刊史與知識分子史等。著有《十字街頭的知識人》等。

新京報：你提到晚清時期新式媒體的湧現對知識分子影響社會來説是一把雙刃劍。其實現在的媒介環境也給希望影響社會的知識分子製造了一個悖論。學院內從事嚴肅研究的學者如果希望影響社會，可能更多還是得通過互聯網平台等渠道，而這種知識傳播很可能使得他們傳播的內容趨於庸俗化、碎片化，不再嚴肅了。

唐小兵：這是一個很大的難題。由於良性公共空間的不斷退化，一方面使得很多還是很有情懷的學者不再願意面向公眾發聲，另一方面，關切公共議題的學者越來越少，也就間接推動了學術圈關在象牙塔裏自説自話，導致各種“學術黑話”的大量繁殖。我自己也覺得很憂慮。但其實這些年也能看到有一些變化，比如像許紀霖老師、葛兆光老師、劉擎老師，以及我的朋友周濂老師等，他們這些年都在嘗試着能不能夠藉助互聯網平台擴大影響力的同時，儘可能保持自己的主體性，向公眾傳播高質量的知識。

當然，我覺得歷史學者由於研究過很多歷史的複雜性，一方面不是很容易與時俱進，另一方面在心態上也不會輕易走向一個非常幻滅、虛無主義的地步。假如知識人孜孜以求不懈努力，公共輿論環境就有慢慢轉好的可能。

張仲民，復旦大學歷史系暨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史。著有《種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閲讀文化和接受政治》等。

新京報：理論似乎一方面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分析史料，但另一方面，歷史學講求“論從史出”，理論的過度引用也有可能導致論述並不很貼合史料反映的事實。你怎麼看待這兩者的關係？

張仲民：一些理論的確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認識和理解歷史。不過我們目前接觸到的絕大多數“理論”，基本上是西方傳入的，在應用於中國歷史的研究時面臨着比較嚴重的“水土不服”問題。現在包括我自己在內，很多歷史學者都比較喜歡用理論、用一些概念術語，研究近現代史的一些學者，尤其喜歡動輒把自己研究的個案同近（現）代化、傳統、民族主義、社會轉型、本土化、民族國家建構等大敍述結合起來，而不去探討這些概念或理論本身的適用性，以及它們同自己具體研究的個案、所使用史料的契合度。這就導致現在很多歷史研究選題看起來豐富多彩，但實際上最後的結論或研究旨趣大同小異，是在為理論或某些研究做註腳，難免陷入低水平重複或同質化的泥潭之中。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不如不用理論，不如將功夫更多花在史料的收集、解讀和表述方面。

簡言之，理論是錦上添花的東西，史料才是根本，只有充分掌握了史料，我們才有更好與理論對話的基礎。盲目的“理論飢渴”或理論濫用，造成的問題比不用理論大得多了，這樣的前車之鑑太多了。1990年代初，市民社會、公共領域這些理論和概念被一些漢學家運用於研究中國明清史特別是近代史之中，很多國內研究者也跟風而上。如今二三十年過去了，當初曾紅極一時的此類研究現在幾乎不再有人看，被認為大有問題了。當我們佔有了大量史料之後，就會發現很多類似的時髦理論化選題本身其實大有問題，很難做出真正有價值的東西。

高林，曾用筆名高凌、克羅採和春天。青年曆史學者。著有《皇帝圓舞曲：從啓蒙到日落的歐洲》。

新京報：有人説專業的、依附於學院和學術評價體系的歷史學者，其寫作越來越專業化，從而喪失了知識分子本該面向公眾的一面。如今通俗史學非常流行，但其中又有大量良莠不齊的東西。你心目中好的歷史寫作是怎麼樣的？

高林：現在，歷史是一門科學。但在古代，歷史是一門藝術。歷史和詩、戲劇和小説曾經並沒有什麼不同。只不過，隨着學術發展，現在歷史成了一門科學，跟藝術分道揚鑣了。歷史科學化的結果是，專業歷史寫作者和通俗歷史寫作者都不在乎自身的文學性。沒人關心自己寫的東西好不好看，只關心自己寫的東西正不正確。歷史科普就是在正確歷史的基礎上，將歷史以通俗化的講述方式講給大眾聽。

但是，我個人更希望存在着一種比較文學性的歷史寫作。在歷史中，我們不單想看到一個歷史人物想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我們也想知道那個歷史人物所處的時代和社會里的其他人，都是怎麼度過他們這一生的。

如果歷史寫作者能客觀地把一個歷史人物自己的願望和所處時代裏不同階層的人的願望都表達出來，並告訴讀者，這個歷史人物掌握着什麼樣的資源和能力，為了實現自己的願望做出了什麼樣的努力，在哪些情況下這個人物改變了自己所處的時代，而在另一些情況下這個人物又被時代所戰勝。那麼，歷史寫作者在客觀上就展現了一個歷史人物的生命和心靈。這其實和小説家在虛空的場景裏所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羽戈，青年學者、作家。致力於政治學與中國近代史研究。撰有《帝王學的迷津：楊度與近代中國》、《激進之踵：戊戌變法反思錄》等。

新京報：你覺得你的歷史研究和你對法律、政治哲學、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有着什麼樣的區別？在你的研究和寫作“版圖”之中，歷史擁有着一個什麼樣的位置或意義？

羽戈：其實我不太喜歡使用研究二字，也許用研讀更合適。前者過於冰冷，後者則融入了一己之情懷，雖説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終究有其冷暖。在我看來，任何學問本質上都是生命的學問，區別僅在於方法論以及態度。也許法學偏向冷酷，歷史學則多了一絲温情與敬意。我曾在十年之間三寫楊度，前兩次寫，不脱法律人的本色，隔岸觀火或居高臨下，常以後見之明責難先賢，直至第三次，才敢説勉強做到了“瞭解之同情”，從而真正觸及他的悲苦心境。

李碩，北京大學中文系本科，清華大學歷史系碩士、博士，曾供職於新疆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從事中古軍事史、歷史地理、邊疆民族問題研究。

新京報：對於社會和戰爭的常識性知識，如何去培養和獲得呢？

李碩：無論是在中國還是西方，現代的教育制度似乎沒有有意識地培養這方面的能力。我能夠想到的反而是一些偶然因素。就我自己而言，我在十歲以前是在農村長大的，見識過普通農民的生活，這種生活經驗對我後來研究古代歷史有很直接的幫助。因為古代社會是農業社會，你要研究古代歷史，就要對農業生活，對自然界和莊稼有最基本的瞭解。這種比較直觀、感性的認識是在現代城市中長大的孩子所欠缺的。一個城市長大的孩子在學古代歷史的時候，可能是完全無從提起這方面的感覺和認知。當然，人類學和社會學有田野工作的研究方式，但這種帶着目的去研究的方式仍然是比較狹窄的。

其實歐洲的教育曾出現過這方面的趨勢，歐洲自文藝復興以來有一路學問叫做博物學。大航海時代開啓之後，人類開始具備現代知識，物理學、化學、地理學等各種新式學科逐步出現，但是知識總量還沒有特別多。所以馬克思在他生活的時代，還是認為一個人只要是窮盡你的精力，還是能夠把人類絕大部分的知識學完的。但馬克思沒有想到的是，在他之後，學科分工越分越細，知識總量爆炸性增長，這種知識的全面性掌握是不可能做到的了。博物學的歷史對我們今天仍有借鑑意義，也就是説作為一名現代社會的知識分子，不能僅僅侷限於自己的專業領域，仍然需要對人類知識的總體有一種基本性的把握，則會讓你在很多問題不至於從一開始就做出誤判。

（本文中訪談為各版內容節選，完整版訪談會在之後的書評週刊微信公號內陸續推出，敬請期待。）

作者｜劉亞光、徐悦東、李永博

編輯｜李陽、羅東；

校對｜翟永軍、張彥軍、付春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