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何塞菲娜出生於一個女教師之家——她的母親和外祖母都是教師，深受自由教育的觀點影響。何塞菲娜的博士方向為教育學，並於1959年在馬德里建立了“風格學院”。她在十餘年間專注教育：“我想要非常人文主義的東西，重視文學、藝術。我想要一所在文化層面上非常精緻和自由的學校，而且不談論宗教……”最後這一點在當時的西班牙幾乎是難以想象的。
英美文學
何塞菲娜受英美文學影響很深，年輕時她曾和拉斐爾·桑切斯·費爾洛西奧一起翻譯了杜魯門·卡波特的作品，首次將這位美國作家介紹到西班牙。這一代作家中的許多人都試圖恢復西班牙與歐洲其他國家的文學交流，大部分人選擇了法國，而她是為數較少的更偏向英國的作家。人們能在她的筆下感受到弗吉尼亞·吳爾夫的氣息。
生於1925年的伊格納西奧·阿爾德科亞也是“半個世紀派”代表作家，擅長寫以普通勞動者為主角的短篇小説。兩人於20世紀40年代相識。那時候他們是窮學生，卻都有恢弘的夢想。1952年兩人結婚，1969年伊格納西奧去世。自此，何塞菲娜放棄了自己的姓羅德里格斯，只冠夫姓阿爾德科亞。她坦言：“伊格納西奧的死一直是我一生的最大創傷。”丈夫去世後，她負責整理他的遺作。1981年，何塞菲娜評論版的伊格納西奧短篇故事集出版。
矛盾
何塞菲娜的身上有自相矛盾的魅力：一方面她保持着年輕迷人的姿態，另一方面，當她致力於文學創作時，已經年過半百成為外祖母。不過她對此感到自豪：“在這個年紀寫一些關於過去的事有個很大的優勢——過濾器使持久的記憶留在了底部，這些顯然值得被記下來。”
何塞菲娜的代表作是她的“三部曲”：《女教師的故事》（1990）、《穿黑衣的女人》（1994）和《命運的力量》（1997）。三本作品既相互關聯，又可獨立成書。第一部中，女教師加夫列拉向女兒胡安娜講述了20—30年代的生活和丈夫被殺害的經歷；第二部是胡安娜描述自己與母親在內戰和戰後的流亡生活；第三部是年邁的加夫列拉從墨西哥流亡歸來，在西班牙民主過渡時期的經歷。
三部曲中，以《女教師的故事》最為重要，評論界稱這本書體現了極高的文學素養，是西班牙文壇最具影響力的女性聲音。小説一開頭便點出“回憶總是跳躍着，斷斷續續”。主人公加夫列拉是一名年輕的鄉村女教師，她的敍述客觀平和，充滿細節，舉重若輕，並不煽情。雖然身處動盪的年代，她始終為了學生、家人和朋友，盡力在裂縫中尋找希望。父母的關懷 ，學生的進步，愛情和婚姻，孩子的出生和長大，這些都是她心中的柔軟和筆下的光亮；可是，作家的筆調和主人公的回憶不可避免地從明快趨向灰暗，將西班牙歷史上這道抹不去的歷史傷痕一點點地展露在讀者面前。
選段
和埃塞基耶爾在一起，生活開始變成我想要的樣子：認真，簡樸，全心工作，有成就感。
女兒的出生使婚後平靜的生活更加圓滿。這時，我才在埃塞基耶爾的眼神裏，看到他多麼渴望那些自己不曾有過的經歷：
“要是女兒能走出國門，去留學，去幹一番大事，就好了……”
近來，政治局勢的動盪激活了鄉村的一潭死水，周圍的各種説法讓人心潮澎湃，埃塞基耶爾心頭的渴望變成心意已決。
“加夫列拉，女兒不會生活在這兒，她會走出鄉村，去大城市唸書，城市越大越好。馬德里或巴塞羅那會有大變革，這兒恐怕沒戲……”
他厭倦了每天面對暮氣沉沉的村民。在公開與我們為敵的那些人的教唆下，村民的冷漠換了一種表現形式。
然而，與教師有關的消息紛至沓來。
看來，第二共和國要將教育作為改革的重心。
其中一項政策很讓人寬慰：必須提高教師待遇。我倆加起來兩份工資，只夠勉強度日。我們很納悶，那些一大家子只靠一份教師工資的人家，是怎麼活下去的？
生活中無法逃避的磨難自出生起，我們已經習慣，不會再感到痛。我們擔心的不是錢，而是社會沒有給予教師這份職業應有的重視。據我們所知，有些同行在為村中權貴做牛做馬；有些淪為家長的高級用人，愚昧的家長只允許教孩子他們唯一感興趣的算術、算術、算術。教師想把學校生活變得更有意思，當地的強勢家長卻百般阻撓。在這種情況下，想推進一項激動人心的計劃，需要有非同尋常的自信心和意志力。因此，對於折磨我們已久的爛瘡來説，第二共和國提高教師地位的舉措不過是一服安慰劑。
現在好了，我想，可以着手實現我的夢想了。
新希望促使我努力工作。我們參加了部裏組織的手工競賽，主題選的地理，想做西班牙地圖的沙盤模型。孩子們興致勃勃地在學校後面的櫟樹下，用真正的植物，做出山脈河流，每天做一點，逐步完善。一天早上，沙盤被毀，有人在地圖上用石灰水畫了一個巨大的十字架。孩子們傷心欲絕，好幾位家長專程來到學校，告訴我，他們有多遺憾。
我沮喪極了，等埃塞基耶爾回來告訴他這件事。
“這不奇怪，”他對我説，“這時候，所有人都摘下了面具。糟糕的是，有些人只敢暗地裏摘下面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