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朝歷代，仁人志士們實行了很多次改革，成功的少，失敗的多，有些失敗不是因為改革的內容不好，而是因為太好，脱離了當時的社會實際，因此無法執行下去。
北宋仁宗年間，范仲淹等人主導的改革就是這樣一次改革，史稱“慶曆新政”。
一、改革的背景對外，大宋王朝面臨西夏強兵的威脅，宋軍與西夏對壘屢屢慘敗，全面崩潰。無奈，宋王朝只得以歲貢來換取和平，在外交上採取守勢。
對內，官僚隊伍龐大，行政效率低下，土地兼併嚴重，人民生活困苦，財政收入入不敷出，不時爆發出農民起義嚴重威脅着宋朝的統治。
在這種內外交困的情況下，宋仁宗痛下決心進行改革。
二、改革的內容
慶曆三年(公元1043年)，宋仁宗任命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蔡襄、王素、餘靖同為諫官，全面實行改革。
范仲淹認真總結了自己從政28年來醖釀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便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綱領《答手詔條陳十事》，從澄清吏治、富國強兵、厲行法治三大方面提出了十項改革主張:
(《答手詔條陳十事》)
1、明黜陟。
即嚴明官吏升降制度，考核政績，破格提拔有大功勞和明顯政績的，撤換有罪和不稱職的官員。
2、抑僥倖。
即限制僥倖作官和升官的途徑，限制大官的恩蔭特權，防止他們的子弟充任館閣要職。
3、精貢舉。
即嚴密貢舉制度，改革科舉考試內容，把原來進士科只注重詩賦改為重策論，把明經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經書的詞句改為要求闡述經書的意義和道理。
4、擇長官。
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檢查地方政績，獎勵能員，罷免不才;選派地方官要通過認真地推薦和審查，以防止冗濫。
5、均公田。
即穩定、均衡官員們的職田收入，官員也是人，只有收入有了保障，無後顧之憂，才能盡職盡責去辦事。
6、修武備。
即整治軍備，建議在京城附近地區召募強壯男丁，充作京畿衞士，三季務農，一季從兵，用來輔助正規軍。
7、厚農桑。
即重視農桑等生產事業，各級政府要講究農田利害，興修水利，大興農利，並制定一套獎勵人民、考核官員的制度長期實行。
8、減徭役。
合併户口稀少的縣邑，以減其地人民的傜役;節用、節儉，裁減統治者的奢侈耗費，做到均賦税，寬徭役，減輕人民負擔。
9、推恩信。
即廣泛落實朝廷的惠政和信義。主管部門若有人拖延或違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從重處置。另外，還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應當施行的各種惠政是否施行。
10、重命令。
即要嚴肅對待和慎重發布朝廷號令，對長久推行的條令，刪去繁雜冗贅的條款，裁定為國家法令頒佈下去。這樣，朝廷的命令便不至於經常變更了。
三、改革成效經過幾個月的改革，大宋社會面貌煥然一新，政治局面為之提振：
1、官僚機構開始精簡;
2、以往憑家庭關係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
3、昔日單憑資歷晉升的官僚，增加了調查業績品德等內容的程序，某些領域特別優秀的人員得到破格提拔;
4、科舉考試中，突出了實用性內容的考核;
5、全國普遍辦起了學堂。
改革推行了一年多，慶曆五年初(公元1045年)，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相繼被排斥出朝廷，各項改革也被廢止，新政宣告失敗。
那麼，如此成效顯著的改革，為什麼最終會以失敗而告終呢?
第一，新政觸犯了貴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們的阻撓。
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甚至包括減徭役，這些措施都觸及了貴族官僚們的利益蛋糕，既侵犯了他們的既得利益，又影響了他們的長遠利益。所以，這些貴族官僚們就跳出來，以改革違背了“祖宗之法”之名肆意攻擊，表面上是冒犯了“祖宗之法”的“正統地位”，實際是觸動了他們本身的利益。
第二，新政切中時弊，但與宋朝的立國方針相沖突。
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為了解決財政危機和軍事危機，是要富國強兵，但是范仲淹、富弼的各項改革措施包括:“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稱職的官員。而當時的北宋官僚已成為暮氣沉沉的腐朽政治集團，真要實行上述改革，百分之九十以上官員都得丟官，犧牲了士大夫就動搖了大宋的統治基礎。權衡之下，宋仁宗只好選擇因循守舊，穩定大局。
第三，與范仲淹的為人和出身有關。
范仲淹軍人出身，性格剛直不阿，歷來和朝中官員關係緊張，他自己認為是政見不同，可在別人眼裏就是人身攻擊，利益攸關。同時因為出身軍人，使宋仁宗在對范仲淹的使用上心懷忌憚，有所防範，這不僅導致了范仲淹的個人悲劇，也導致了整個宋朝的悲劇。
第四，宋仁宗的懦弱性格，註定了改革失敗。
宋仁宗的性格就是一個“仁”字，守江山做一個仁君綽綽有餘，無人能及。但是在改革面前，“仁”就是懦弱，想要改革就要有大刀闊斧的魄力，很顯然宋仁宗不行。想改革的時候急不可耐，遇見困難就撤手不管，頂不住壓力了再找人背鍋。“一將無能累死千軍”，這樣的皇帝，這樣的做事風格，虧的范仲淹還為他“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不是病死的，是惱死的。
五、如果改革成功會怎麼樣?從幾個月的改革成效就可以看出，如果“慶曆新政”能夠得以順利實施，那麼宋朝將是一個嶄新的天地。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哲學研究室主任、當代學者李存山這樣評價:“如果范仲淹的慶曆新政得以‘盡行’，則不會有‘熙寧之急政’。”很多歷史學家也曾有過類似的言論，他們認為“慶曆新政”的失敗意味着宋王朝從此失去了圖強的機遇。
“功名得喪歸時數。鶯解新聲媒解舞。天賦與。爭教我悲無歡緒。”若干年後南宋滅亡，文天祥在大都的牢中輕輕吟唱范仲淹的《定風波》，痛心文正公的改革措施沒有得到實施，痛心自己的改革主張沒有得到實施，宋朝錯失了一次又一次拯救自己的機會。而在他的前輩慶曆新政失敗的時候，宋朝就已經將自己即將滅亡的信息隱隱透露給了天下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