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然播講：萬曆十五年

萬曆十五年

朗誦：高 然

萬曆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在當時的中國來看，似乎沒有發生任何值得記載的大事兒，就連這本書的英文版，直譯過來就是，“1587：一個無關緊要的年份”。然而放眼世界，這一年，西班牙無敵艦隊全部出動征伐英國，海洋遠征和霸權的時代由此開啓。

一邊是轟轟烈烈的時代更迭，一邊是明朝社會的一潭死水。黃仁宇選取這一年作為寫作背景，又選取了一些看似細枝末節的事情和人物，其實是在告訴我們：不為人所覺察的細小變化，在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日後掀起狂風巨浪的機緣。

這其實就是黃仁宇先生所提倡的，“大歷史觀”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從小事件看大道理，從長遠的社會、經濟結構觀察歷史的脈動，從中西方的比較，提示中國歷史的特殊問題。

在這本書裏，黃仁宇將這些不為人所察覺，卻能掀起風浪的細小衝突，反映在六個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身上。

這六個人分別是：行政首腦張居正和申時行、萬曆皇帝朱翊鈞、軍事將領戚繼光、道德楷模海瑞以及思想家李贄。

我們聽到這六個人時，會發現他們似乎屬於不同的領域。但實際上，這六個人有一個相同的特點，那就是悲劇性。

張居正聲名赫赫，站在歷史舞台的中央，以大刀闊斧的改革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獲得勃勃生機。但他死後，他的改革被迅速推翻，家族也被政治清算，幾近滅亡。申時行作為張居正的接班人，一直被夾在皇帝和文官集團之間，後期更是被迫辭官。萬曆皇帝作為天選之子，按道理來説應當是萬人之上，卻被文官集團綁架，甚至無法讓自己喜歡的兒子成為太子，最後以二十八年不上朝作為抵抗方式，當上了有名的“曠工皇帝”。戚繼光，雖然有着突出的軍事能力，卻終生不能實現心中所想；海瑞，説到這個人，不知道大家對《海瑞罷官》這部電視劇還有沒有印象？劇中的主角正是海瑞，不光是仕途不得志，人緣還特差；思想家李贄，因為舉止駭俗而被彈劾，最後在牢房裏自殺了。

他們每個人都是當時的天縱之才，卻為何都落了個悲劇收場？黃仁宇告訴我們，這些悲劇雖然發生在他們身上，卻並非僅僅是個人原因，他們的悲劇結局，其實早就由看似風平浪靜，實則暗流湧動的時代所決定。

讓我們來一一説説這六個代表人物。

先來説張居正。1572年，47 歲的張居正出任內閣首輔，開始全面實施改革。面對浮腫慵懶的官場，他首創“考成法”，類似今天的考核制。經濟上，主張節約宮廷費用，同時，解決賦税不均的問題。軍事上，大力完善軍備，任用名將掃除倭寇，擴大邊境貿易。

張居正的改革有多厲害？看一組數字就知道。“張居正死前不久，北京糧倉有足夠的存糧以滿足此後九年的需要。太倉的庫存增加到600多萬兩銀子。太僕寺增加到400萬兩，南京則是250萬兩”。要知道在這之前，明王朝幾乎完全沒有儲備，各地經常因為軍餉發放不到位而叛變，政府在邊防以及大型工程方面也一無所為。

但是，好景不長。萬曆十年，隨着張居正的病逝，這場大規模的改革運動很快就成了明日黃花。不僅改革措施被廢除，清算的矛頭也直接指向了張居正。萬曆皇帝下令抄家，張居正的屍首也差點被毀。他的家屬則餓死的餓死，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可以説是真正的“身後一敗塗地”。

一度聲勢浩大的改革運動，為何頃刻間就偃旗息鼓了呢？張居正又是為什麼會落了個這樣悲慘的結局？其實，但凡改革，始終會伴隨着尖鋭的對立。張居正改革的鋒芒，劍指威脅明朝統治根基的各類亂象，比如土地兼併、賦税不均。這就不可避免地要觸犯那些豪門地主、貪官污吏的利益。同時，在改革的過程中，張居正和萬曆皇帝的矛盾也逐漸積累，張居正自己的作風也算不上清廉，招到了不少非議。如此一來，他的改革乃至他的一生，都有着無可避免的悲劇性。

接任張居正首輔位置的是申時行，也就是我們今天要説的第二個悲劇人物。黃仁宇在行文中將其塑造成了一個“和事佬”的形象。堂堂首輔成了一個文官集團與皇帝之間的“金牌調解”。你是不是覺得有些不可思議？

這其實是因為申時行是一個政治上的中庸派，他被夾在皇帝與文官集團之間，折中調和，希望着上下一條心。而且，他又是一個信奉“道德治國”的人。在他看來，國家的行政不可能有完善的制度，即使法度再嚴峻，也不可能處理這麼大一個國家的方方面面。而道德就不一樣了，有了道德，人們的心中就有了尺度，有了尺度，就可以靠自覺去解決國家存在的實際問題。

放到今天，我們稍微想一下就會知道，這樣的做法，存在很大的隱患。但是，這卻是古代中國的統治者所奉行的準則。在當時，中央政府治理中國的方法，是不斷加強道德的影響力，用抽象的道德原則，比如敬天法祖、孝親順長、忠君愛國等等，來保障社會的運行。黃仁宇先生將這種做法和西方的法治制度進行了對比，他説“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的癥結在於用道德代替法治”。他認為只要國家一天不是依法治國，我們看到的悲劇就是不可避免。

最終，申時行在皇帝與大臣之間的拉鋸之間，遭到了“首鼠兩端”的彈劾。疲憊不堪地上書請辭，帶着滿滿的無奈，卸任回了老家。這對他，或許也是一種解脱。

接着出場的是萬曆皇帝。在這本書的開篇，黃仁宇就寫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小故事：萬曆十五年的三月二日，本來清靜的大街突然變得熱鬧起來，一大堆官員奔赴皇宮。原來傳出消息説，萬曆皇帝要開會，所以大家拼命趕路，遲到了要扣工資嘛！結果大家大汗淋漓地到了，發現沒有任何要開會的樣子，連負責點名的侍衞將軍也不在，顯然，這是鬧了烏龍——萬曆皇帝根本沒要開會，於是大家就拍拍屁股回家了，萬曆皇帝知道後很生氣，責令扣了全體官員的工資。

黃仁宇為什麼要寫這樣雞毛蒜皮的事情？其實，他就是要告訴讀者，萬曆政府失去了基本的管理能力，連開會這種事情都組織不好了。

很多史書都把問題推給萬曆皇帝，因為他是有名的消極怠工。正是因為他不作為，不管理，所以才會鬧這樣的笑話。

但是，黃仁宇先生卻並不這樣認為。他説：看了我的論述，你可能對萬曆皇帝更多的是同情。因為他同樣是皇朝的犧牲品。作者用大篇的篇幅描寫了皇朝的禮儀，比如上朝時，萬曆戴着綴有十二串珍珠的冕，像戴了一塊瓦片，極不舒服，但這是必須的，因為這象徵着皇權。而皇帝絕大部分的精力，就這樣用在維持禮儀的存在上。剩下的一小部分精力，又要處理官員無休止的爭議。這樣一來，原本希望大幹一場的萬曆就不得不發現，他只是一輛老舊車子上的零件，做着早已經規定好的動作，一旦想自己設計兩個動作，這輛車子的其它部件就會集體抗議。一開始，萬曆認為反對力量來自他的老師張居正。萬曆在很長一段時間都生存在他的陰影之下。張居正死後，萬曆立即藉助打倒張居正，來宣告自己的權力與權威。但萬曆很快發現，打倒張居正之後，他面對的是更為龐大的文官集團。可以説，打倒了一個張居正，一百個張居正站了起來。

讓萬曆徹底心灰意冷的導火索是立太子事件。萬曆皇帝先是對太后給自己選的妃子完全不感冒，後來遇到鄭貴妃，對她寵愛有加，無奈兩人一直沒能養育出一個皇子。20歲時，萬曆寵幸了一個姓王的宮女，生下了他的長子朱常洛。迫於文官集團和太后的壓力，萬曆只能委屈巴巴地認了這個孩子。但是恰巧在四年之後，鄭貴妃也為萬曆生下了一個皇子朱常洵。出於對鄭貴妃的寵愛，萬曆皇帝對這個皇子也是極盡偏愛，想立他為太子。但沒想到這件事在朝野之中引發了極大的震動，大臣們都認為立皇三子為太子是不顧祖宗禮法。一瞬間羣情激憤，萬曆成了眾矢之的。無休止的禮儀，無休止的爭論，無休止的指責輪番上陣，萬曆終於煩了。

黃仁宇寫道，萬曆十五年，萬曆皇帝主持殿試，題目是：無為而治。讓你們吵去！我躲躲清靜。這一清靜，就清靜了足足二十八年，這不僅是懶政，更是向文官集團與固化禮制示威對抗。在這段時間，文官集團逐漸走向分裂，東林黨爭隨即出現。財政制度和官員俸祿機制的缺陷也暴露無遺。然而，如果將大明王朝的衰落歸咎於萬曆一身，顯然也是有失公允的。

接着出場的人物是道德楷模海瑞。説起海瑞，很多人會想到他是一個清官，有着高尚的道德。可是，事實上，海瑞高尚的道德幾乎成為一種精神潔癖，以至於他漠視潛規則，缺乏情商。政府也很兩難，又要表彰他，暗地裏又不希望出現這種人，對這種人，辭不得，留不得。於是海瑞就逐漸成了政府的眼中釘。最後安排了一個沒有實權的“高官”，希望他能老老實實地做“形象大使”。偏偏海瑞倔強，假裝辭職，實則要挾政府：你們敢辭我嗎？我是超級大清官，是你們的“形象大使”，你們把我辭了，輿論可對你們不利。不辭，就老老實實給我個有實權的位子。可惜海瑞缺乏一種大智慧，他看不到這個王朝的癥結所在。他單純地希望將世界改造成像儒家表面的理論所宣傳的那個烏托邦世界。他無視潛規則，也要破除別人的潛規則，讓所有人尷尬，卻又不能説出口。

黃仁宇先生在書中寫道：“當海瑞死後，負責人事的官員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因為他們再也用不着去為這位大眾心目中的英雄——到處惹事生非的人物去操心作安排了。”

接下來我們來説一説軍事將領戚繼光。黃仁宇給每個人都有一個定位，申時行是調解員，張居正是過去式，皇帝是活着的祖宗，海瑞是古怪的模範官僚，而戚繼光，是孤獨的將領。他孤獨在哪裏？他首先孤獨在明朝是一個重文輕武的時代。軍事廢弛就算了，武官還處處遭受不信任和限制。就比如打仗這件事，按道理説統帥有權利調動一切能調動的資源來保障戰爭的勝利，但偏偏在明朝，連後勤管理都不會交給武將管理。雖然説武官權力的削弱能減少其叛亂的可能性，但是代價也很慘重，明朝的軍事能力極其低下。在邊患頻發的時候就難以為繼了。

還好，戚繼光得到了兩個文官的鼎力支持：一個是福建巡撫譚綸，另一位是中樞重臣張居正，在他被奉命討伐倭寇時，就進行了一場軍事改革，併發明出了“鴛鴦陣”的軍事策略，最終肅清倭寇。只不過隨着張居正的倒台，戚繼光自然也被牽連。就這樣，一代名將，最終只能默默死去。

最後一個出場的人物是李贄。歷史書上的李贄以孔孟傳統儒學的"異端"而自居，對封建社會的男尊女卑、重農抑商、假道學等大加痛斥批判，反對思想禁錮。這些思想被看作為“異類”，還被冠上“惑世誣民”的罪名。而且他在個人作風上也頻頻出格，經常和一些女弟子們關着屋子討論佛法，這就又多了個行為不端、傷風敗俗的罪名。萬曆皇帝下令將李贄押解進牢房，但沒給判什麼重刑。才關進去不久，李贄就自殺了。現在想來，李贄為自己的著作取名為《焚書》和《藏書》，説明他已經意識到自身思想過於另類和超前，無法為大明政府所容忍吧。

好了，六個人物的命運都説完了。就像魚塘影響生活在裏面的魚一樣，時代中每個人的人生軌跡是當時社會狀況的間接反映，通過這六個人物跌宕起伏的命運，我們不難看出：萬曆十五年看似平淡無奇，實際上朝代的積弱已經越來越明顯：無論是經濟基礎、政治制度、還是思想體制。這六個人的悲劇實則預示着明朝的大廈將傾。人是歷史的註腳，但黃仁宇先生顯然把這些人物置入了歷史的長河，並在“大歷史觀”之下揭示出：看似細小平凡的事件或許正是日後波瀾的緣起。這就好像牛頓被蘋果砸了一下，或許還不能立刻得出萬有引力理論，但卻為日後成熟的萬有引力理論埋下了種子。

説到這兒，《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也就解讀完了。黃仁宇總結道：“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軍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都無法扭轉時局”。的確，大明歷史步入萬曆年間，縱使再有賢君良將輩出，也難扭轉歷史滾滾前進的車輪。因為他的癥結，並非一日之敗筆，也並非一人之罪責，而是社會制度長久以來的弊病所造成的。

不過，作為一本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暢銷歷史著作，爭議也不能避免。比如全書有很多主觀判斷，但證據不足；比如部分引述的史料缺乏考證。然而，黃仁宇先生的“大歷史觀”也無疑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嶄新的思考歷史的維度與思考現實的契機。

高   然

高   然：青島文藝廣播副總監，曾主持《經廣新聞》、《歡樂今宵》、《文海泛舟》等節目，多次被評為青島市廣播十佳主持人，播音作品曾獲得山東省政府一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