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東坡)與程頤(伊川)，一個是文壇大家，一個是理學宗師。
洛蜀黨爭是歷史上有名的黨派爭端，而起因，與程頤和蘇軾兩人的性情和思想有關。
1、 程頤與蘇軾惡交的矛盾焦點所在
元祐元年九月初一，執政數月的司馬光因病逝世。蘇軾與他在政治上的矛盾沒有繼續發展，然而事情並未就此了結。在祭奠司馬光的喪禮上，率性的蘇東坡結下了另一個大敵，這就是後來被稱為“洛黨”領袖的程頤。
北宋宋神宗去世之後，宋哲宗繼位，年少的宋哲宗沒辦法主持朝政，由太皇太后高氏主持朝政，而因為宋神宗在世的時候啓用王安石變法，他一駕崩，主張變法的官員就遭到了打壓。而當年那些反對變法的人紛紛重新得到啓用，蘇東坡、司馬光等人紛紛回朝。但可惜的是名揚天下的司馬光很快就去世了。司馬光舉辦葬禮的事情，程頤受命主理司馬光的喪禮，喪禮那天恰巧遇到了一件皇家的大事，那就是宋哲宗要跟太皇太后高氏以及文武百官去進行祭天大典。而這在當時來説是一件大喜事。官員們在參加完祭天大典之後便準備換衣服接着去參加司馬光的葬禮。
一件是喜事，一件是喪事，喜喪兩事湊一塊，但都是大事，官員們都要去參加。此時有人站出來反對了，那就是理學大家程頤，他説大家參加完祭天儀式這樣的喜事，再去參加葬禮這是不合理法的。程頤這個人是非常傳統的儒學代表，所以為人比較死板，很守儒家禮法那一套。
大典完後，蘇軾帶領朝中大臣去弔祭司馬光，這程頤卻不讓進府，他的理由很充分：《論語》裏説過“子於是日哭，則不歌。”那天早上大家剛在太廟唱過歌，聽過奏樂，怎麼能同一天再去弔喪哭泣呢？蘇軾很生氣地反駁説：《論語》裏也沒説“子於是日歌，則不哭。”不顧程頤反對，去司馬光家弔祭。按當時風俗，孝子應出來招待客人，接受弔祭，卻不見司馬光兒子出來。一問才知道是程頤禁止他們出來，原因是古禮上沒有這個規定，而且孝子如果真孝，就應當悲傷得無法見人。面對程頤的説法，蘇東坡坐不住了，在一旁見程頤板着面孔嘮叨不休不禁引起十二分的厭憎，上前挖苦道“此乃鏖糟陂裏叔孫通所制禮也”。
程頤為人拘謹、刻板，動輒誦説三代古禮，不容變通，處處講“存天理，滅人慾”。蘇東坡呢大家都知道他是什麼性格，通脱豁達，不拘形式，率性自然。像程頤這種超級“正人君子”是蘇東坡最看不慣的。叔孫通曾經幫助漢高祖劉邦制定了一套很完善的禮儀制度，而蘇東坡這句話就是在暗中罵程頤死板，死守規矩。引得大家鬨堂大笑，程頤滿面通紅。大家聽出了蘇東坡話中的意思都不再理會程頤，都去參加司馬光的葬禮去了。
蘇軾的這句挖苦程頤的評語極為恰當，可謂一針見血，入木三分。不論程頤或蘇東坡自己，對這句挖苦話都是畢生難忘，誰也不願一生揹着這個標籤。在蘇東坡和二程這一派之間，這粒仇恨的種子算是播下了。從此蘇程結怨，遺下無窮後患。
2、 程頤的“洛學”與蘇軾的“蜀學”在思想領域中的對立
北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時期，因為北宋相對經濟繁榮、政治安穩。當時出現了很多著名的思想家，蘇軾和程頤同時生活在北宋時期，兩個人的生活年代也十分的一致，但是思想觀念和學習門派的不同，雖然同是北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但是思想卻不一致。程頤有着自己的道論，他更多的傾向唯心主義，其思想深受孟子思想的指導，披着儒學思想宣傳君主思想，以“存天理，滅人慾”為政治抱負。而蘇軾思想受到莊子思想的影響，形成了自己的道論，其以唯物主義為核心的，蘇軾以“兼濟天下”為人生目標。
程頤是北宋時期重要的思想家，他和其兄弟程顥同樣以道論出名。程頤和程顥在北宋被稱為“二程”。他們創造的理學之説當時在北宋時期的影響力是非常大的，後來還被朱熹所借鑑和引用。蘇軾的道論是佛家思想、道家思想、和釋懷思想融合在一起的。蘇軾的道論提倡的是人，是人以人為中心的。雖然蘇軾一生胸懷大志，一心想輔佐皇帝成為聖君，來完成造福人類的事業，但是因為蘇軾的道論中非常注重對百姓的關心，所以其思想不能為封建制度的君主統治服務。但是蘇軾依然有着窮則獨善其身。達者兼濟天下的思想。程頤的道論和蘇軾的道論存在本質的差異。程頤一直以儒學為外衣發展自己的道論，他和程顥的思想借鑑於思想家孟子的思想，但是他們在思想上更加傾向於君主思想。
3、 程頤與蘇軾的性情論大不同
程頤是一個規規矩矩的思想家，性情中多了一絲謹慎和懦弱。其實程頤在詩詞上也有一定的成績，但是因為才華的有限很難被世人賞識。雖然程頤有着非常強烈的忠君思想但是這種思想沒有給程頤帶來實質上的利益。程頤深深受到制度和條框的束縛以至於性格迂腐、做人木訥，所以程頤的朋友非常少而且在官場上得罪了不少人。
相對蘇軾他則性格豪爽大氣，一生酷愛詩詞和書法。蘇軾因為性情的豪爽和胸懷的慷慨，無論在仕途上還是文學上都結交了很多好朋友。
程頤和蘇軾的性格截然不同。若要作比較的話，蘇軾就是就是自由飛翔的雄鷹，無論是“大浪淘沙”的豪放，還是“兼濟天下”的胸懷，我們都能看到蘇軾是一個追求自由和人本主義的思想家。
而程頤就是困於籠子的金絲鳥，擺脱不了被條框和制度深深的束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