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話題:二孩政策全面實施 為何人們依舊不敢生

  二孩政策全面實施,為何人們依舊不敢生,二孩政策全面落地,已近1年,現在是一個很好的觀察窗口。這一年來,我們的二孩政策遇到哪些現實困難?目前來看,二孩困境最主要體現在:越來越多的人想生二孩、越來越長的產假和企業追求效益之間有不可調和的矛盾。生育,這是個人的私事,也是社會的公務,它不全是企業的責任。

  要點速讀1二孩生育確實給一些企業、單位造成衝擊,尤其是教育、醫療等女性密集行業。最關鍵的是,二孩育齡女性,很多都是業務骨幹,失去她們的穩定輸出,僱主面臨真實困境。2中國的企業,已經承擔了非常大的社保成本,不應該再承擔巨大的產假成本。政府不能光説不練,應該給企業減税。二孩對女性密集行業、部門產生衝擊

  在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的“人口時鐘”上,此時此刻,2016年出生的人口已經超過1500萬,這一數據,和衞計委此前預估的“全年出生人口超過1700萬”比較接近。

  客觀地説,自今年1月全面二孩落地後,民眾的生育意願超過了很多人口學者的預估,這是要承認的。而在此前“單獨兩孩”實施時,就連官方也坦承“效果遠遠低於預期”。

  這一現象不難解釋,因為單獨兩孩政策目標人羣約1100萬, 而符合全面兩孩政策的夫婦,有9000萬對左右。

  二孩生育的具體的數據,還要等年底衞計委公佈,但二孩生育,確給一些行業帶來了衝擊。尤其是女性密集行業。這裏着重談一下醫療和教育行業。

  這兩個行業的領導,今年都為一件事頭疼:她怎麼又生了?

  據媒體報道,很多醫院搞出了“懷孕指標”、“有序懷孕”、“三個月內不懷孕,取消懷孕資格”等奇怪的東西;據《鳳凰週刊》報道,廣州一小學四年級學生張昊最近心情很不好,因為開學以來,他已經換過7個班主任,其中有一半老師因懷二胎而休假。有一個學校的校長更狠,把所有懷二胎的老師全部調去學校小賣部,這讓學生在購買商品時,雙方都很尷尬。

  而生育二孩的女性,往往已成長為業務骨幹

  根據此前媒體的調查,生育二孩意願最強的人羣,年齡跨度在31至35歲。雖然符合二孩生育政策的夫婦有很多,但由於面臨高齡等現實風險,不少人在做決定時是很猶豫的。

  31至35歲女性生育意願最強,圖片來源《半島都市報》

  31歲到35歲,這個年紀的職場中人,大部分已經成長為業務骨幹,有些甚至還要帶隊伍,是同事中間的頂樑柱,是領導仰仗的左右手。她們不同於工作沒幾年去生第一胎的年輕女性,在職場上承擔了更多的責任。

  因為二胎的放開,她們這羣人突然懷孕了,確實會打領導們一個措手不及。一些學校未雨綢繆,為了保障教學質量,提前讓骨幹班主任培養年輕教師,讓她們儘快成熟,以備骨幹教師懷孕的“後患”。

  二孩相比於一孩,最打亂公司(單位)安排的一點是:很多用人單位人員配置的年齡層次,仍建立在延續了30多年的一孩政策的基礎之上。這導致在配置女職工時,只需要考慮她只生一胎這一可能。二孩政策的到來,讓人員性別配置、年齡配置受到空前挑戰。

  產假延長,又一次慷企業之慨

  企業面臨的困境,還沒完。配合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全國很多省份都相繼拉長了產假。剛剛通過的《西藏自治區生育條例》,甚至規定“女方每胎享受365天產假”。

  生一個孩子,就已經讓很多單位戴有色眼鏡看已婚未孕女青年了,何況兩個?再何況延長產假?產假一年,用人單位每天都在腦子裏回想:“您是跑我這來生孩子的?”


  全面二孩政策實行,對女員工較多的單位,特別是一些規模較小的民營企業,影響非常大。如果女員工扎推去生二胎,企業陷入癱瘓絕非危言聳聽。

  顯然,大幅延長產假慷的是企業之慨。問題是,沒有一個企業是傻子,他有他的競爭性,在招聘員工、任命領導時,再也沒有誰能替它慷慨。所以,政府若只負責慷慨,不負責補償,其結果只有一種可能:針對女性的就業歧視會更加嚴重。

  大幅延長產假,是慷企業之慨

  那國外的產假是怎麼回事呢?先看美國,低税收低福利(相對而言)的美國,雖有產假,卻不存在“有薪產假”,是全球沒有全國性法律支持這一權益的國家之一;高税收高福利的歐洲,男女都可以休產假,對企業也就沒什麼區別了(不存在因為女性要休產假而歧視女性)。

  據《經濟學人》報道,中國職業女性比例全球最高,大多數家庭都是雙薪養家模式。這既説明女性獨立思維的進步,也説明單薪養家撐不起一個家庭的開支。如果女性因產假問題而遭遇就業歧視,對中國家庭的經濟狀況將是重大打擊。

  若無外力介入減少負擔,用人單位和懷孕員工的矛盾必將常態化

  這個第三方是指誰呢?指政府。很多人會説,又找政府啊?這件事,政府想不參與恐怕不行,在所有鼓勵生育(全面二孩也是鼓勵生育)的國家,沒有任何一個政府光靠嘴説而不用出錢的。

  可能還會有人問:一個職場女性,生育下一代,為什麼要政府即全體納税人給予補貼呢?其中的邏輯在於,人口繁衍既是個人私事,也是社會事務。

  當政府認為社會生育率明顯低於正常水平時,就會對生育行為進行鼓勵,只不過我國政府採取了一種不出錢的激勵。而現代國家的一個標誌,是政府直接越過家庭,為孕產婦女和兒童提供直接的補助(包括現金和公共服務)。

  政府出面干預有兩個層面,一個是針對孕產婦的,由於很多國家實施家庭報税制度,這種補貼的針對性很強。中國不是家庭報税,沒有根據家庭經濟的實際狀況進行個人税收減免,生育也沒有額外補貼。第二個層面是針對企業的,主要是給企業減負。這裏又分兩種情況,其一,帶薪產假中的“薪”,並非僱主發放,而是由政府支出,可向税務局或其他機構申請;其二,產假期間工資,由僱主支付,但公司為員工支付的產假薪水,可通過税收減免的方式獲得補償。

  中國的企業,已經承擔了非常大的社保成本,不應再承擔巨大的產假成本,不能獲得相應的補貼或免税,就等於對聘用女職工的企業進行懲罰。

  企業和員工之間的事,最好由他們自己協商處理,但不代表政府無可作為。對於二胎生育,只有政策利好,沒有經濟補償,等於把責任全盤推向企業和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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